 01走一条新路出来 追求理性，在百年前的中国思想界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而对理性本身提出质疑，并进而探讨它的局限性，更需要胆识和魄力。 梁漱溟先生，就属于后者。从1917年在蔡元培介绍下进入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再到七年后投身于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于那个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梁是一个“异类”，因为他不仅著书立说，还冲出书斋，深入到实践生活中，寻找自己所秉持的理念价值。 当面对朋友赞许其为“学问中人”时，他只是摇摇头，将自己称作是一个问题中人，一个思考者。 他所焦虑的问题，并非是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而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国内文化精英层，都在努力搜寻答案的普遍性问题—— 中国文化应该何去何从？当时，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全面西化，不加思索的，如胡适便以自己受够了披着“中体西用”外衣的本土文化保守主义，而将全盘西化，视作是救世良方。胡的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和陈序经口中的“西化”又是什么呢？仅仅像鲁迅先生笔下狐假虎威的假洋鬼子那样，穿西服，吃西餐，嘴里念叨两句洋文，就能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复兴了吗？ 面对这样一种思维的怠惰，面对这样一种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偏见，梁漱溟先生没有跟风，当然，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要“为往圣继绝学”，梁曾对佛学如醉如痴，也曾萌生过遁入空门的想法，但在即将步入中年的时代，他却转向了儒学。有趣的是，他的童年时期，并未专门背过四书五经，而主张西化的胡适之，却是在儒家六艺经典的熏陶下，度过了自己稚嫩的时光。而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居然又会选择与自己出发点迥异的道路。  梁所选择的，是坚持着从中国自身文化里走一条新路出来。 02文化融合为何不可行？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就是他早期的探索结果之一。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他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要坚持自身文化的路向，即持中的精神。这在当时所有人都在喊着启蒙，西化的中国，无疑是较为自主的思考。 什么是中国，什么是西方，什么是印度文化？梁漱溟先生在本书里都给出了他的意见。 他认为，所谓文化，即是精神、社会与物质生活三个领域，在这部著作中，他不吝笔墨，详细比较了不同文明在各种文化领域中的差异，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在他所见，倡导东西文化融合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至于前文中为胡适所痛恨的“中体西用”说法，也让他嗤之以鼻。道理很简单，因为孕育东西文化的民族精神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主体的差异，而非谁接受谁、谁不接纳谁那么简单。  （提出“中体西用”的张之洞，左一） 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今天回头看去，让上世纪初民国知识人追捧的西式现代理性，真的就适合所有地区、各种社会阶段发展嘛？并不尽然。现今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怎么样破解所谓理性（logic）的局限，怎么样复兴中国自己的文化。从这些角度来看，梁漱溟先生百年前的思考，依然有着当代性的意义。 03如何对待理性？ 文艺复兴以来，不断对社会祛魅的理性（logic）中心主义，一直支配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但其本身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在对社会祛魅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杀死意义本身。而本应当被谨慎对待的与“理性”稍有不和的内容，则被轻易划入负面清单。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就对这样一种价值提出了挑战，当然，那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于梁先生四十多年。至于用辛辣笔锋讽刺西方基督教文化、喊出“上帝已死”的尼采，更在文化论争中划向了一种权力意志的极端，这和坚守儒学价值的梁先生，又有很大的差异。  （米歇尔·福柯在讲演） 两次工业革命的飞速跃进，让许多田园世界被杀死，新的冰冷的机器统治着所有人。这造成了价值观缺失的问题，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而仅仅是这个社会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卓别林有一部电影，名叫“摩登时代”，其中男主被流水线生产折磨的生不如死，险些卷入机器当中，就是讽刺西方社会追求效率的所谓工具理性，是如何将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产生利润的奴隶和机器。  （摩登时代剧照） 这是理性应有的面目吗？先生认为，这不过是生活没尽头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如何对待理性这一问题上，他一直在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说。 什么是中庸？何晏集谓：“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中庸也就是一种持中的态度。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曾经鲁国桓公的庙瞻仰，看到有敧器。 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器具？'守庙的人说：'这是显示座右铭的器。'孔子曰：'我听说座右铭之器是，空的时候就是倾斜的，水装到中间的时候就正了，装满时就会倾覆。' 孔子对他的学生说道：'注水啊！'学生们舀水注入敧器，水中间时敧器就正直了，装满的时候就翻倒了，空了的时候就侧歪着了。人，也是像这敧器一样，只有确立了中和的态度，才能在摇摆的生活抉择中，返回自己的初心。  诚然，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在游历了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冲击的西欧后，也曾与梁漱溟一样，提出了对西方文化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改造的质疑，但是，这种有限的疑虑，很快又划向了另一个极端。他认为，东方文化此时是该出来，扮演一次西方人从衰落到复兴的救世主了。 这样一种看法，同样遭到了梁先生的批驳，他曾在新文化运动的论战中，被论战对手批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顽固派，却给那些像任公一样，欲张扬东方文化优越性，和西方文化争一个高低的人，浇了一头凉水。 因为一方面，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将东方文化不如西方，设置为了前提。所以自负说到底，还是自卑。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融合互补一类的提议，一直是受到先生所极力抵制的。不偏不倚看似轻易，其实都是只见“果”，而忘记追溯“因”。 04理智与直觉的关系 梁先生在著作中，还有一个很新颖的提法，他将西方文化称之为是直觉运用于理智，而东方则恰恰相反，是理智作用于直觉。 笔者在这里试举一例，以说明先生这样一种观点之精辟，目光之独到。西方16世纪兴起的加尔文新教伦理中，曾将追求物质财富，称作是上帝所预先赋予的使命，对于金钱的追求虽动摇了西方过去传统的禁欲主义的理论根基，有利于让生活具有活力，但是，非洲黑奴被任意捕捉转卖等卑劣行径，不也是这样一种“意欲向前”理念的副产品。 与此相对，作为东方传统文化奠基人之一的孔子，则早早在《论语》中，即将社会上逐利之风做了限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符合社会伦理规准的道德来规范牟利的经济活动，但却不否认牟利本身的意义，这不正是东方文化“自为调和”的最佳诠释吗？ 虽然在后人所见，梁先生对一些知识结构的处理，限于时代知识所限，未免有些粗糙。但其为东西文化是什么与如何对比等问题的解决，却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这是他思想永不褪色的魅力。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推荐一部好书：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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