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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与人类文化:第八章 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⑤

 智能人做超人 2020-03-17

Ⅴ、理学与气功

理学以儒家思孟学派的学说为基础,结合《周易》,融佛家禅宗和道家有关学说为一炉。由于理学家们提倡修身,主张从内观心意上做工夫,当年被逐出“孔庙”的气功,又被他们从后门悄悄地拉了进来,发展成后世所说的儒家气功。公道地讲,宋明理学在历史上对中华气功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宋元明清年间,气功专著汗牛充栋,而这些著作中许多都立论于理学。在没介绍理学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与理学里气功关系最密切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气论。

一、周敦颐。张载

[宋]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他根据《易传》和《中庸》的思想,利用由道士陈抟(tuán)的《无极图》和《参同契》的“水火匡廓”、“二五至精”图,演化出来的太极图(见图7),写成了《太极图说》。它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明。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极(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这是周敦颐的宇宙万物生成模式,从人体生命整体观来说,这个模式亦可用于人体的生命运动。据传,这和相传陈抟的无极图相同,但方向相反,说法不同。这就是所谓顺则生人(《太极图》)和逆则成丹(《无极图》)的道理。后世气功家多以次来阐明各自的功理功法。

[宋]张载继承了先秦儒家、先秦道家和王充等人的思想,对气和气化过程作了更加系统、深入的论述。他认为无形的宇宙空间(他称为太虚)充满着无法用人的感官感知的无形的物质——气。他说:“气块然太虚……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因此,太虚就是气存在的形式。而气是宇宙间万物之源,一切物质及其运动的变化,都是气化的结果。故曰:“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据此,万物之生灭成毁是气的聚散,人的生死也在于气的聚散。

进而,张载认为气有阴阳二体,亦称“二端”。阴阳交感,相反相成,复归于合一。故曰:“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正蒙·乾称篇》)气有阴阳,物亦有两端,二端交感引起的气化过程是万物运动之所系。而气化过程分两个阶段,万物之运动亦有两种形态。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又说:“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这里所述,前者是渐变,后者是突变。据此,人的生命运动也有“化”和“变”之别。日常生理过程的气化运动是渐化,而生命状态之跃迁是突变。这种“变”,既包含了人的生命的形成,和由生而死的消亡;也包含着人的生命的状态由一般(正常态)到高级(各种气功态)的跃迁。

如前所述,人是形气与神的统一体,张载认为,无论是神,还是形,都是气化生成的。《正蒙·太和篇》里说:“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又说:“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据此,则人之神化生于太虚清阳之气,而人之形则化生于阴滞之气,而联结二者的纽带则为一般的气。这和先秦道家以及内经的说法是一致的。张载进一步把儒家的心、性之说和气化联系起来,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这就是说,人的本质(性)是由太虚清阳之气所化生的神与气相合而体现出来。而性与后天的知觉都是“心”的功能体现。从而以气为本体,明确了人的神、形、心、性之间的关系。

张载的气论,为宋元以降气功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程颢(hào)、程颐[宋]

程颢字伯淳,后世人称“明道”先生,他曾研究释老之学近10年,又受周敦颐影响,认为“易”既是道,道即是理,亦谓之天理。认为万物即由此理而生。程颢所说的天,实指自然而言。这确实是一种既有异于老子的道,又不同于《易》的新观点,对此,程颢也自认不讳地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十二)在修养上则主张诚敬,认为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夫。但不若佛道一味主静,而要求“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定性书》)不过程颢所强调的静定,不是要成仙作佛,而是达到他所说的仁的一种为学方法,因而要求“学者需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遗书》卷二)我们知道,内丹家张伯端曾提出了“本元之性”与“气质之性”,要求练功者去掉其气质之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一观点,由程颢倡导,并由程颢、朱熹进一步明确提出“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这一理学家的主张(其实只不过是对张伯端的提法略改名称而已)。

[宋]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深受周敦颐主静的影响,故他“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他在大程子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去私欲”而达到诚敬,指出:“学者需静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程氏遗书》)这时所说的私是指更高层次的境界而言的,在修养上,强调通过敬来达到虚静,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意指高度精神专一,不为外物所动摇就是敬,而这种境界不就是进入气功态了吗?这与道家的“守一”法是很一致的。不过程颐又反对停止一切思维活动的静,说:“前日思虑纷扰,又非义理,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语录》二上)程颐认为,虚静不应该是停止思维活动的无思无虑,而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思,说:“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这与佛家、道家反对进行“顽空”之断灭见,如出一辙。尽管二程(包括朱熹)接受了佛道很多观点与修养方法,但不相信长生之说与白日飞升之道理,这可从下面一段回答中看出来:“问:神仙之说有诸?曰:不知若何。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看来程颐在对待修养的态度上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像佛道两家,漫言长生不老。究其实,即使那些鼓吹金丹大道的祖师们(如张伯端、王重阳之流),不是也死在人间而未飞升吗?

三、朱熹

朱熹,字元晦,别号晦庵,又称云谷老人。是宋朝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发展了“二程”的理、气的学术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朱熹深受佛家禅宗影响,因而注重静坐,教授学生,指出:“学者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如此三年,无不进者。”但他又力排佛教,曾说:“禅只是一个呆守法……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这一路,专一积久,忽有见处,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心一定,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朱子全书》)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对禅定的真实境界是不甚了解的。其实他对静坐的要求:“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与作为以“静虑”为主旨的禅形式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禅宗依佛教之教理进行静虑,朱熹则以其“去人欲”以“存天理”进行“思绎”而已。另外,朱熹还深受道家内丹派的影响,他曾深研《参同契》,并写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在养生方面,他自己也曾得益于《参同契》,他说:“愚四十年前注《参同契》……逮而思之,《参同契》之学实屠龙术……知而不为,乃晦庵所谓坐谈龙肉者尔,然是学者非屏妻子不可为也。我辈读圣人书,况有父母在,讵敢违天而偷生之计哉!然如此尝夜坐而试之矣,盖亦略知龙肉之味者也。岂不愈于坐谈而不知龙味者乎!愚少也多病赢,不胜衣,所生狗延喘,至今未死,亦《参同契》之力也。”正因为朱子于坐功养生有得(注意此与朱子主张之“静坐以窍理”不可混为一谈),所以他才能写出《调息箴》这样的气功精品来,据宋《汇学案》载文为:“予作调息箴,亦是养心一法,盖人心不定者,其鼻息嘘气常长,吸气常短,故须有以调之。息数停匀,则心亦渐定。所谓持其志,勿暴其气也。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猗。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开合,其妙无穷。孰其尸之,不宰之功……”这说明朱子在调息入静方面是有精深造诣的。然而朱子囿于儒学为圣贤之学,鄙视佛老未能探讨“神通”而开发出超常智能,因而对只有超常智能状态下才能体会到的“道”的体性,不可能亲自体认。于是乎就把周子所说“无极生太极”之无极(亦即道家所称之“道”),说成仅是一种理。这样就抽掉了道(无极)的物质性。朱子认为:“无极而太极不是说有个事物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是此理而已。”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有理。”天地万物莫不如此,“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对于理与气的关系。朱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性禀此气,然后有形。”这就是说,理与气是两物,但又有联系,即“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但两者不是平行的,朱子认为:“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关于理气先后问题,鉴于朱子未能从功夫上去体认,只能凭理性思维来阐述,因而难以摆脱困境,这在其《语类》中可见端倪:“问先有理抑或先有气?曰:理未尝离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又说:“此本无先后可言,然必欲推其从来,则须说先有其理。然理又非别有一物,即存乎气之中;无是气则理亦无挂搭处。”如何把理气无先后与有先后统一起来呢?朱子采取了所谓“相似”的说法:“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无先后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不仅如此,朱熹对太极的元气之性也不能体察,因而提出说:“太极者,如屋之有极,天之有极,到这里便没去处,理之至极也。”这个理即在天地之间,又在万物之内,朱子说:“是事物物皆有个极,只是道理之至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这个太极之理,也是最高的道理标准。朱子说:“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正由于朱熹没有在本体论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思辩的理以代之,所以使他能够在具体事物中去穷理,这是主张通过“持敬”的涵养以达到“穷理”、“尽性”目的之理论基础。尽管朱熹的修为在气功学上未能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但他提出的修养方法,对我们今日搞开放气功——大众气功,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如他解释程颐的“敬”是“主一无适”时反复指出:“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敬主于一,做这件事,更不做别事。无适,是不走作。”又说:“敬非是块然兀坐,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而后谓之敬,只是有所畏惧,不敢放纵。如此则身心收敛,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气象自别。存得此心,乃可以为学”。朱熹反对脱离生活而全面追求静,指出:“学问不得力,固是静中欠缺工夫,然欲舍动求静,又无此理。”“然欲专务静坐,又恐堕落那一边去。”他认为动静都应做工夫,说:“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以物以求静,心亦不能静。唯动时循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

要做到这样,须从“居静”“持敬”做起。所谓“敬字工夫,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这既是修养过程,又是穷理之本。朱子指出:“学者工夫惟存居静、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明,能穷理则居静工夫日进;能居静则穷理工夫日密。”又说:“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正因为如此,朱子才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间断。”如果站在气功学的高度,撇开朱熹的“理”的具体内容(封建的伦理道德),而代之以符合当今时代的需要的原则,那么他所提倡的“持敬”“穷理”为要旨的修身方法,则是很好的儒家功法。

四、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指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建立起来的“我心即是宇宙”的心学。鉴于程朱理学把“有无混成”的道,抽掉了它的物质性而代之以理,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客观唯心主义,因而为主观唯心主义敞开了大门。和朱熹同时而年幼于朱子的陆九渊,就把理进一步扩展,认为天地万物本是一理所发,人心也是此理所发。圣人先觉者,无非是觉此理,学人所学者,无非是明此理。所以陆氏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并进而言曰:“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理此心,实不容有二……内此理也,外亦此理也。”又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最后陆氏得出结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明朝的王阳明把陆氏主张进一步发展,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认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无,言心则天地万物举之矣。”人若能做到“虚灵不昧”,就可以达到“心理具而万物出”的境地。陆王心学被胡五峰发挥到了极至,说:“吾心者,所以造日月天地万物者也,其为察乎?”综观陆、王、胡所述,陆氏之心学,尚只是心与万物统一于理,尚未把心放到宇宙本根的高度去论述。而王氏则进一步认为心较天地万物为重要,但尚未达到胡氏所说的心可以“造天地万物”的地步,只是认为“心理具而万物出”。然对陆王心学若仅从哲学高度分析,无疑是错谬的。仅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吗?若然,何以会产生与朱熹大相径庭的观点而两人竟争吵不休?此无他,有其实践之体会在焉。就连朱熹也承认“陆子静专以善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若从气功学的高度来看,陆子心学是有其练功的内在感受为根据的。这可以从胡五峰的静坐感受体现之,据载,胡氏曾静坐六月,“一日心忽开物,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喟然叹曰,余乃知天地万物非外也。”后因起念,遂失前悟。由此可见,陆王心学所主张的“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在练功呈现出超常智能时对天地万物的一种特殊的内在感受。就胡氏之经历而言,只是练功引发超常智能的预备阶段,是非常不稳定的意识感知及呈像功能,远不是认知原本心体的层次。由于古人不了解超常智能的实质,当功能呈现后而动念分辨之则难以上进,使功能或止步不前,或得而复失,从而呈现出用超常智能认知世界的“浅尝辄止”的令人惋惜的局面。陆王心学得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结论,是他们练功所达层次决定的。应该看到,从练功造诣来看,必须承认他们在超常智能方面较朱高了一个层次。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用气功学的观点再认识中华文明史,不仅会使我们加深对古文明的认识,而且会使人们发现中华古文明的更多奥秘,这也是我们阐述气功与人类文化的目的之一。

Ⅵ、结语

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两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占着主导地位,从前述的两汉儒学到宋明理学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仅仅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学问,而是从入世修身开始,每前进一步都融汇了佛、道、法等门的学问,且以属于气功的修持为其内在支柱。诚然,从秦汉到宋明,儒学就其修身方面来说,确实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但在它又凭借着佛道两家的助力,在儒释道融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生,又转而影响气功学的发展。今天,现代科学已高度发达,世界各地又在讨论“新儒家”的活力,然而人们尚未窥察到气功在儒学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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