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上的塑造论哲学

张全新教授的著作《“‘是’‘在’”“‘诚’‘成’”的哲学－－－－交汇点上的塑造论哲学》，确立了“‘是’‘在’”“‘诚’‘成’”在东西方哲学追问形而上过程中的地位，找到东西方哲学的交汇点，将东西方哲学融为一体，开创我国哲学的新视野，为建立统一的哲学体系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    欧洲哲学：“‘是’‘在’”的哲学

《“‘是’‘在’”“‘诚’‘成’”的哲学》上卷专门论述了欧洲哲学史。

从古希腊始就注重讨论关于Тσöυ，关于οúσíа的哲学命题。从巴门尼德的“存在”（öυ），到柏《拉图作为ξíοδζ、íδεɑ的“存在” （on os althes）,直到亚里士多德由οúσíа所论的“本体”，充分显示了，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由“‘是’‘在’”展开其关于形而上的追问。

进入中世纪哲学，重要的是出现了关于substence的哲学，关于ontology的哲学讨论。在《圣经》神学与古希腊哲学结合中，在围绕“三位一体”“本体”“上帝存在”所展开的哲学讨论中，一直到唯名论唯实论之争，走向近代哲学；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关于本体，关于本体论，其中的哲学研究和争论总纠缠着“‘是’‘在’”的命题。

近代哲学，出现了关于“经验与理性”“思与在（是）”“本体”与“物质”的哲学讨论。培根形成的是“在极不相同的Substence中探索自然的统一性”的“实验哲学”。笛卡尔提出的是在“Cogito,ergosum”的解析中重建“形而上学”。后来，发生了唯理论经验论的争论，出现了18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由substenz与noumena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由Sein、Wesen、Begriff形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中由“实体”“上帝”“理性”“人”论述了他的唯物论哲学。

再就是继叔本华讲“生命意志”“本体”，后来克尔开郭尔论证了人的“存在状态”“选择”；尼采由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立论强调了“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本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讲“延绵是唯一的实在”。

胡塞尔的现象学之后，海德格尔提出了关于Dasen的哲学，即存在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展开了关于Sein的哲学。

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实证论”及“实在论”的哲学，先是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到拒斥的松动；继之对形而上学认可，从认可到肯定；直到向形而上学的回归，探寻实在论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特别在存在、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方面阐发了卓越的理论。马克思论“社会存在”与“实践”，恩格斯特别论述了“思维与存在”，列宁在论“存在”中提出他的“物质定义”与“认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及法国、意大利等国有关人物在其论述中，阐发了他们的理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出现后强化了形而上学之辩，早期以“后现代”视角看待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冲击“传统形而上学”；继而，又出现了建设性修补“后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

二、中国哲学：“‘诚’‘成’”的哲学

哲学总是追问形而上。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具普遍性、统摄性的概念是什么，众说纷纭。如果我们读一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全新的著作《“‘是’‘在’”“‘诚’‘成’”的哲学－－－－交汇点上的塑造论哲学》，就会发现该著作在对中国哲学史上众多概念的解析中，认定“‘诚’‘成’”是充分体现普遍性和统摄性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

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早期状态看，“‘诚’‘成’具有中国哲学原始发端的性质。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言字偏旁的“诚”与无言字旁的“成”具有通假借贷关系。“成”甲骨文具有斧子形象，用以表示杀牲取血盟誓，而“诚”由“言”和“成”构成，强调了盟誓的语言，这涉及到“言”与“行”一致的问题。带言字偏旁的“诚”与不带言字偏旁的“成”，达到行为一致，那“诚”才是真心实意的，这样人的行为才能“成”功。正是从这样的历史源头上，才生长出后来一系列关于“诚”与“成”的思想。

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诚’‘成’”概念随着历史发展越来越受到思想家的重视，作为中心概念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形而上的性质越来越明显。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特别在“易”的学说中，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易”书一直不忽视“成”，与此相联系讲到“诚”“信”，讲到“成德为行”。在被称为上古之书，又称为“书经”的《尚书》中，有“允恭克让”，其中的允即诚信。《左传》上有夏书曰：“成允成功”指言信然后有成功。公元前六世纪伶鸠在解释音律生成时就打通了物成乐成与人成政成的关系，有“物和则嘉成”之说。在中国早期思想史中关于世界本根的讨论中，还论述了“阴阳至行”“成百物”“诚信天下之结也”的思想。

在孔子那里有“诚命”与“成仁”“成人”之说。孔子在对“文王”“天命”进行讨论时讲到“怀而明德，何，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也，信矣”。孔子在《论语》中还对“诚命”与“诚仁”“诚礼”，“成仁”与“成事”“成人”与“成身”“成与乐”等多方面关系作了论述。

在我国哲学史上，子思、孟子的学说，被称为思孟学派，其对“诚”与“成”所作了形而上提升。同巴门尼德突出“存在”这个形而上范畴并依此把关于现象界的概念与统摄现象界的概念区分开来相仿佛，在《中庸》中子思提出“诚”这个形而上范畴，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使之成为的“诚”与能够成为的“诚”用一字概之，这成为充分体现中国古代哲学特征的绝妙哲学思考。这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这奠定了“‘诚’‘成’”哲学的基础。子思还论述了“天下至诚”“成己成物”“诚者自诚”“自诚明”“自明诚”等一系列思想。从子思哲学确立“诚”为最高范畴，并以它规定“天之道”“人之道”的区分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关于伦理的二重化意识被进一步确立起来。

在孟子的哲学思想中，将子思的“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改写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思诚”与“成之”相比更强调了思维主体的“反身”意义。孟子特别强调“反身而诚”，这样孟子把具有思之功能的“心”摆到了其哲学的中心地位。围绕此提出了“同心”“存心”“尽心”“养心”“反身而诚”“万事皆备于我”一系列思想。

中国历史发展到秦汉，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对以往经典加以改造，充分利用先秦学说，走向新时期经学。董仲舒提出了，“天瑞应诚而至”，“天道成”与“心中之诚”，“深察名号”与“得人之诚”等思想。王充提出了“成气而行之”“务实诚”等思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出现了“玄学”“道学”“佛学”，都有大量关于“诚”与“成”的论述。

宋元明哲学，是理学创立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传统儒学思想，其主旨是由宗法、血缘、伦理亲情为出发点而延伸，旨在匡扶济世，侧重于政治、伦理和教化。儒学中虽有思孟心性学，曾不为大多数儒者重视，理学的开创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北宋，重新重视了对中庸的研究。关于诚的理论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得到凸显。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中庸》。《中庸》的部分内容恰好与君臣关系、治国平天下相合，仁宗时，已将《中庸》赐予进士。范仲淹是重视“中庸”的儒者之一，他特别劝说读“中庸”，范仲淹将“明诚”与“心性”联系起来，提出“必大成于心”，他的“诚”，不仅有本体论意味，而且从致知上来论。

北宋以来，有大量关于“诚”与“成”的论述，周敦颐的《通书》，全书核心思想是“诚”，其中有《诚上》《诚下》、《诚几德》专论“诚”。邵雍由“成”讲“诚”与“中庸”思想相契合。张载整个的理论指向是对“大其心”“大成性”作出论证。《正蒙》头篇《太和篇》，围绕“大成性”从“太和”“太虚”论到“气”，论到“诚明”。还专写了“诚明篇”。在“大心篇”“中正篇”中围绕“诚”“成”作了一系列论述。程颢提出“定性诚敬”说，程颐提出“涵养—主敬”说。“诚”与“成”均为他们学说的重要内容。

朱熹的哲学充分体现在他的《四书集注》、《周易本义》、《朱子语类》等著作中。《中庸章句》在朱熹《四书集注》中占特殊地位，深刻影响了理学体系的主要结构。朱熹自己讲，“熹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在他看来《中庸》功密，规模大，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中庸》亦难，应先看完《大学》、《论语》、《孟子》后，方宜读之”。朱熹的哲学理论由“诚”论到“太极”，论到“道”“气”“理”；由“诚”，论到“心”“实”“物”，论到“知”与“行”；由“诚”论到“敬”“忠”“信”，论到“善”“至诚”；关于“诚”的思想十分丰富。

南宋的陆九渊，有“反身而诚”“此吾本心”；有“发明本心”“非诚之外复有所谓德也”“明德此理即是主宰”；还有“诚之在天下”，“吾善养我浩然之气”，“万事皆备于我”，等关于“诚”与“成”的论述。明代中朝，王阳明的心学异峰突起。他的学说体系达到心学的高峰。在王阳明的心学中，由“天地之道，诚焉而已”，言“诚”意，论“诚是心之本”；由诚是“心之本体”，讲“心即性”“性即理”“心即理”，论“诚是实理”“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功夫”；由“诚”是实理，讲“良知诚致”，论“知致则意诚”“知行合一”。

在明末清初的理学中，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关于“诚”与“成”的思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可谓集大成者。他在《四书大全》中关于“诚”与“成”的思想，在《正蒙注》《尚书引义》中关于“诚”与“成”的论述，在《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中关于“诚”与“成”的见解，读者可详读。在王夫之那里，“诚”“成”的哲学，其思想之深刻，内容之丰富，论述之全面，是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历史上，现代“新儒学”及其相关哲学家也有许多关于“诚”与“成”的见解，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关于“诚”“成”的哲学思想。

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使我们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的历史是“诚”“成”概念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塑造论哲学把中国哲学定义为重于“‘诚’‘成’”的哲学，是十分有深意的。

从中国哲学概念中“诚”与“成”所处的低位看，“诚”与“成”是中国哲学中极具统摄性概念，这符合中国哲学追问的特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主要是从伦理角度看过去，追问人事世界的本根形而上。中国哲学关于世界基质本原的见解与古希腊哲学不同，一开始就十分薄弱，而西方哲学的哲学追问主要是从逻辑的角度看过去，由物质构成追问作为世界本体的形而上。所以西方哲学主要表现为“‘是’‘在’”的哲学，而中国哲学主要表现为“‘诚’‘成’”的哲学。同时，我们看到，从子思的“诚者天下之道，城之者人之道”，将“天之道”“人之道”概括于一个“诚”字时，标志着中国哲学追问形而上达到很高的程度。另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仁、义、礼、智、信、诚等诸多伦理概念。如果将这些概念加以比较，其中的诚，更具有统摄性。按孔子的思想，仁、义、理、智、信都是围绕着“成仁”。而“成仁”是为着“成人”，所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关于人“仁”，正如人们所说的，“仁”字从“人”从“二”，标志着二人的关系。按儒家说法，其纵向要求“孝”，横向要求“悌”，拓而广之，移孝为“忠”，移悌为“恕”，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人伦，涉及处世的一系列道德因素，互相依存，渗透、制约，使人际关系协调稳定。用“诚”概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形而上性质可想而知。同时，中国哲学中有“成仁”“成命”“成己”“成物”“成事”等众多说法，以“成”统摄诸多领域，其普遍性可见一斑，这也正是中国哲学的绝妙之处。且“成”与“是”比，更具有功能意义，是一个普遍性很高的概念。

三、“‘是’‘在’”“‘诚’‘成’”塑造论哲学的交汇

不论重于由“‘是’‘在’”生长的欧洲哲学，还是重于由“‘诚’‘成’”生长的中国哲学，其共同点都是关于形而上追问的哲学。欧洲哲学追问普遍的“存在”，中国哲学追问必然的“成”。正是追问形而上的相同哲学使命，使东西方哲学经历了相类似的发展历程。西方哲学经历了由本体论为重心，以认识论为重心，以实践论为重心的发展历程。在本体论为重心时，主要通过关注语言（符号）与言之客体的同构，实现着以显意识影映潜意识。在认识论为重心时，主要通过关注语言（符号）与言之客体、与言之主体，与处理行为的同构，实现在显意识中窥察潜意识。在以实践论为重心时，主要通过关注语言（符号）与言之客体、与言之主体，与处理行为的同构，实现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映照。东方哲学则经历了以本根论为重心，以致知论为重心，以践行论为重心的历史进程。在本根论为重心时，主要在处理（行为）系统与理之客（行为）系统与理之主体、理之客体，与处理行为的同律，同时综合地把处理（行为）系统与符号（语言）联系起来，整体地考察它们与理之（行之）、符之（言之）主体客体同律，达到显意识与潜意识的相互映照。东西方哲学共同走向塑造论。这实现着东西哲学的融汇，这是东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东西方哲学之所以在当代走向着以塑造论为重心的哲学融汇，这是哲学的形而上性质所决定的。如果离开对形而上的追问，也就不称其为哲学，无论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作为哲学都应该是关于形而上的学问，都在实现形而上与形而下统一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过去人们往往盲目地对东西方哲学作出优与劣的断定。要么只讲西方哲学的优越性，要么只讲东方哲学的优越性，“‘是’‘在’”“‘诚’‘成’”的哲学使东西方哲学融为一体，东西方哲学既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发展道路，又共同走向塑造论，真正实现了既融合为一又各自相安。

总之，如果我们对“‘是’‘在’”“‘诚’‘成’”的哲学加以分析，会使人们看到，东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历史走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哲学传统，东西方哲学在对形而上的追问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视角，西方哲学主要是从逻辑追问的角度看过去，东方哲学主要是从伦理追问的角度看过去，这种追问角度的差异，使得东西方哲学有着不同的特点。

《塑造论哲学导引》曾对东西方哲学最初发生时的开端情况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这种最初发端时的情况直接影响了后来哲学发展的一系列走向，也形成了各自哲学方法历史走向的不同特点。这里主要表现在东西方哲学在最初发生时其上手之物是有所侧重的。古希腊哲学主要侧重关注基质本原和逻各斯的关系，侧重点是对象的结构，是物的“有”或“存在”，紧接着是巴门尼德把关注焦点聚焦于统摄多种多样的“物”的“是”“存在”。古中国哲学则侧重运行本原与道的关系，侧重点是对象的功能，是人的“成”，紧接着则是子思把关注焦点聚焦于统摄多种多样的人“成”的“诚”。这正如《塑造论哲学导引》指出的：东西方哲学“在各自进行哲学思考时，首先抓住的上手之物有所差异，从显意识的上手之物进行哲学追问时，其视角表现为很大差别”。由古中国哲学发展过来的东方哲学往往先是从人之行为处理看过去，由此映照的主要是表现为伦理的心在形而上。

《塑造论哲学导引》由此总结道，西方哲学“往往由重在造物因而注意研究自然事物再联系人来看世界的本质，来追究关于真的必然性何以能够成立，从而确定哲学的形而上”。而东方哲学“往往由重在人伦因而注意探究社会事理再联系自然来看世界的根本，来追究关于善的必然性何以能够成立，从而确立哲学的形而上”。“前者的生长点往往偏重关于科学知识的方法论，后者的生长点往往偏重于涵养修行的方法论。”

塑造论哲学指出，纵观当代哲学，无论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在追问形而上的道路中显现出纷繁多样的发展趋势。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今哲学都在追问形而上方面遇到诸多困难。塑造论哲学把西方哲学长期追问的“‘是’‘在’”与中国哲学长期追问的“‘诚’‘成’”提取出来，找到东西方哲学的交汇点。东西方哲学融为为一体，其发展结果共同走向塑造论哲学。

四、塑造论哲学的展开

塑造论哲学在展开中，对于人与社会的必然性何以可能，对于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论证其必然性何以可能，给出拓展论证。同时各作为《塑造论哲学全书》的组成部分，与其它关于各个领域的论证一起，共同构成塑造论哲学的严整体系。这体现于塑造论哲学，其认为：哲学体系应能展开对所有部门学科加以证明，而这又成为关于塑造论哲学的证实。基于此，塑造论哲学体系拓展到了关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各领域的论证。

1.《塑造论哲学之经济学哲学论证》这一卷，首先从“塑造论哲学对哲学何以可能的回答”论述起，把经济学涉及的主要方面纳入“塑造单子的基本解析图式”，形成关于经济的“（财富）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生活）”这样一个解析图式。这是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沿着“无意识——潜意识——显意识——超意识”分一、二、三篇。第一篇把“无意识”前提作为“前阶”，由此说起。第二篇论述作为“枢纽”的“经济潜意识——经济显意识”关系，就此展开。先由“社会潜意识”层面，就作为经济的“‘程序伦理’之值的（形式）公设”或体现“值（值得、值当）”的原初（经济）状态，论述了“经济义利（经济利益义善）的必然性形式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再由“社会潜意识和社会显意识”的关系，解析了经济人悖论，之后就作为经济之“值（值得、值当）”体现于“民生世事”的“义利”，论述了“经济义利的普遍性统摄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又在“社会显意识”层面上就经济“‘值’体现于‘民生世事’”而指向“经世济民”所显现出来的经济体系，论述了经济何以获“益”至“善”，论述“经济义利（效率公平）的绩效性显现是何以可能的”。这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实现着对于“值（值得、值当）价值”的调节。第三篇关于向“超意识”状态升华，指向着超越。由值（价值）与法（法律）的关系通过解析“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及其学说构建史，阐述了“潜意识——显意识”经“对立统一”走向“同一”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一级级文明，走向和谐与超越。这一系列论证，归结到回答“经济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并且是“经济学所描述和论证的经济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从而对经济学意义的形而下支持哲学意义的形而上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作出结论。

2.《塑造论哲学之政治学哲学论证》卷与《塑造论哲学之经济学哲学论证》相对称，首先从“塑造论哲学对哲学何以可能的回答”论述起，把政治学涉及的主要方面纳入“塑造单子的基本解析图式”，形成关于“政治”的“占有——统治治理——管理”这样一个解析图式。这是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沿着“无意识——潜意识——显意识——超意识”分一、二、三篇。第一篇把“无意识”前提作为“前阶”，由此说起。第二篇论述作为“枢纽”的“政治潜意识——政治显意识”关系，就此展开。先由“社会潜意识”层面，就作为政治的“‘伦理程序’之‘法’的（形式）公设”或就体现“法（法规、法度）”的“原初（政治）状态”，论述了“政治正义（政治正当道义）的必然性形式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再由“社会潜意识”和“社会显意识”的关系，解析了政治人悖论，之后就作为政治之“‘法’（法规、法度）”体现于“世情民事”的“正义”，论述了“政治正义的普遍性统摄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又在“社会显意识”层面上，就政治“‘法’体现于‘世情民事’”而指向“布政治世”所显现出来的政治体系，论述了政治何以至“善”获“益”，论述“政治正义（自由平等）的合法性显现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这里“自然法”和“人为法”实现着对于“法（法度、法规）法律”的调节。第三篇关于向“超意识”状态升华，指向着超越。由法（法律）与值（价值）的关系，通过解析“自然法”和“人为法”及其学说构建史，阐述了“潜意识——显意识”经“对立统一”走向“同一”从而实现政治发展中的一级级文明，走向和谐与超越。这一系列论证，归结到回答“政治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并且是“政治学所描述和论证的政治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从而对政治学意义的形而下支持哲学意义的形而上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作出结论。

    3.《塑造论哲学之社会学哲学论证》体现了进一步的综合。这里首先从“塑造论哲学对哲学何以可能的回答”论述起，把社会学涉及的主要方面纳入“塑造单子的基本解析图式”，形成关于“社会”的“（人口）繁衍（活动行为）——交往沟通——（工具符号）生存（演化）”这样一个解析图式。这是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然后，沿着“无意识——潜意识——显意识——超意识”分一、二、三篇。第一篇把“无意识”前提作为“前阶”，由此说起。第二篇论述作为“枢纽”的“社会潜意识——社会显意识”关系，就此展开。先由“社会潜意识”层面，就作为社会的“‘真美益善’之‘性’的（形式）公设”或就体现“性（人性、社会性）”的“原初（社会）状态”，论述了“社会在成（社会存在生成）的必然性形式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再由“社会潜意识”和“社会显意识”的关系，解析了社会人悖论，之后就作为社会之“‘性’（人性、社会性）”体现于“社情民俗”的“存在”“生成”，论述了“社会存在社会生成的普遍性统摄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又在“社会显意识”层面上，就社会“‘性’体现于‘社情民俗’而指向“社缘会通”所显现出来的社会体系，论述了社会何以达到“真善美益”统一，论述“社会存在社会生成（社会实在成就）的和谐性显现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这里“人塑造（自然）社会”和“社会（自然）塑造人”及其学说构建史，阐述了“社会潜意识——社会显意识”经“对立统一”走向“同一”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中的一级级文明，走向和谐与超越。这一系列论证，归结到回答“社会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并且是“社会学所描述和论证的政治必然性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从而对社会学意义的形而下支持哲学意义的形而上是何以成为可能的，作出结论。(完)

本文作者系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