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礼物

——读《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文/姚斌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是查理·芒格先生推荐的读物之一。最近，我又重温这本巨著。巨著的作者是贾雷德·戴蒙德，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以生物学开始其科学生涯，进而研究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

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这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这本书与戴蒙德其他两部著作《崩溃》和《第三种黑猩猩》堪称“人类大历史”。

“病菌”是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在戴蒙德看来，整个近代史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几乎只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病菌的横行肆虐在历史上有许多让人望而生畏的例子。在15世纪，虽然西班牙征服者杀死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西班牙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更多。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欧亚大陆的病菌大批杀死其他土著上。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

让我们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为什么病菌会杀死了它的宿主也杀死了它自己？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不断演化的病菌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染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播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被感染的蛋和肉而感染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感染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掉的动物传递给人的，但库鲁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把死于库鲁病的人的脑髓挖出来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熟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手指，于是就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样的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就是病菌干的，它们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困境，而一些主张应该有一个基本正确的世界的人，不得不同这种困境作殊死的斗争。

其他一些病菌可以说是由自己来处理事情。它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梅毒病菌就是这样的，它用以获得宿主的帮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自己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也没有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像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高热、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疾病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这就是它们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符合病菌“使我们生病”的利益。但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会死去。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个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到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如果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自然选择的力量

对人类而言，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那些该死的病菌。我们受到感染的第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在习惯上把发烧看作一种症状。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那么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我们的白细胞和其他细胞会积极的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某种使我们受到感染的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太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有些病毒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这种病的。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经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身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组已死的或变弱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但是，有些聪明的病菌在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种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和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力，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个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之所以较高，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太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这种演化反应，意味着整个人口有了抵抗这种病原力更强的能力。

我们同大多数物种的相互作用，就像我们从蜂鸟的关系所证明的那样，不会使我们生病，也不会使蜂鸟生病。无论是我们还是蜂鸟，都不需要演化出相互防范的能力。这种和平的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为它们传播后代，也不指望我们把身体给它们当食物。蜂鸟演化的结果是它们以花蜜和昆虫为食，而这些东西是它们靠运用翅膀得来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了或产生了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可以让它们飞到一个新的受害者的身体上去。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在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分难解，以竞赛的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

■流行病的特点

某地区某种传染病的病例，一是表现在数目上，二是表现在这些数目如何随时间而变化上。由此而产生的变化模式在各大疾病中是大不相同的。对某些疾病如疟疾或钩虫病来说，在一个受侵袭的地区，任何一年的任何一个月都会有新的病例出现。然而，所有的流行疾病在一个很长时间里可能连一例都没有，然后是一大批病例，接着有一阵子又没有任何病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一战结束时杀死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

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的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是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的时间内，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这4个特点也适用于那些习见的儿童急性传染，其中包括麻疹、风疹、腮腺炎、百日咳和天花。

这4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后代达到易受感染的年代——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使一场流行病重新开始。

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疾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这种病不然就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批众多的易受感染的儿童现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群众疾病。

然而，现代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经历表明，一个小部落可能被一个外来人带来的一种流行病几乎全部消灭，因为小部落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人口少并不意味着百病不生，他们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传染病而已。

有些传染病是由能在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结果这种病不会消失，而且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还有一些传染病发生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它们是麻风和雅司病之类的慢性病。由于这种病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杀死它的患者，所以患者在活的的时候就成了感染这个小部落其他成员的病菌仓库。由于他们对这种传染病没有形成免疫力，结果同一个人在康复之后仍会再度感染。钩虫和其他许多寄生虫的情况就是如此。

所有这些为与世隔绝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是我们在早期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得以形成并保持的疾病。这些疾病是我们与我们的野生近亲非洲类人猿所共有的，或者与它们的疾病相类似。

■不祥的礼物

原为动物疾病向人类转化疾病的演化有4个阶段。

第一阶段有几十种病作为例证，这些病是我们有时从我们的宠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来的。比如，从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也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得兔热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转化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仍然不能直接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它们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也仍属罕见。

第二阶段，原生动物的病原体的演化已达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新几内亚的库鲁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第三阶段可以原先的动物病原体为代表，这些病原体确已在人体内安家落户，但并没有（尚未？）消失，可能仍然是或可能仍然不是人类的主要杀手。比如，拉沙热由一种可能来自啮齿目动物的病毒引起的，它的前途仍然难以预料。而艾滋病来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就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记录。

演化到最后阶段，只有人类才会感染那些主要的由来已久的疾病。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

戴蒙德认为，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有着巨大的优势。然而，当他们征服了新大陆也使那里的人口大幅减少。他们走到那里，就将致命的病菌携带到那里。

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带来一场浩劫。对印加人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陆路到达，杀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西班牙征服者对于摧毁这些社会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一切都是由事先已经传播的欧亚大陆的病菌来完成。

主要的杀手来自欧洲大陆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做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戴蒙德最后指出，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