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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文明的时候到了 文 | 群学君  放下内心的傲慢 1915年，“欧洲文化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到新几内亚特某小岛上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进行田野考察。 在西欧的文明人看来，这群土著野蛮到不可思议。他们甚至不知道性行为和受孕之间的关系，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部落里甚至还残存“吃人”的习俗——他们认为，将亲人遗体埋入土壤或一把火给烧成灰，会让生者和死者从此永远分离。只有将亲人食用，葬入腹中，才能保证生者与死者，永远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腹葬”。 年轻的人类学家倒是跟这帮吃人族相处的其乐融融，有一次，他心情沉痛地跟土著人说，自己的故乡正在发生可怕的战争，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殒命。 土著惊愕的说：每天杀那么多人，你们吃得完吗？ 马林诺斯基说：在我们文明世界，杀人不是用来吃的。 土著更加惊愕：不吃杀来干什么？你们那儿的人也太野蛮了吧。 △ 马林诺夫斯基 你看，这就叫“文明的冲突”。20世纪人类的文明开化与物质创造，超过此前人类进化的总和，却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彼此杀戮，流血漂橹，自诩“文明”的我们，真的可以那么理直气壮么？ 好在我们终究是懂得反省的物种，又过了十年，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位年轻同行，美国最杰出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 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只身去了另外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与另一群无忧无虑的土著萨摩亚人带了好几个月，几年后，在她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米德这样写道： 一个来自最发达国家的学者，能放下傲慢的文化偏见，谦卑平和地去了解原始部落的内心世界，这才是文明的力量，它比美国造出的所有钢铁大炮，都要有力。 △ 玛格丽特 · 米德 没有怜悯，就没有文明 许多年以后，年轻的女学者米德已经成为美国人类学界最德高望重的泰斗，并出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在一次公开讲演后，一位听众提问：发掘出一个原始部落的遗址后，您怎么判断这个它是否已进入早期文明阶段了？ 一位坐在台下的年轻学生威利斯（R. Wayne Willis）心理猜想，答案可能是在遗址中发现了陶罐或者鱼钩，再不就是碾米的石臼。没想到，米德教授的回答却是： 文明的最初标志，是部落里出现受伤后又愈合的股骨。 她解释说： 最后，米德意味深长地说：大量愈合的股骨，标志着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怜悯”与帮助他人，而这也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最根本的区别。 我们看到，在中国，数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一省包一市；在美国，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发出请求援助的呼吁后，两周之内，已有超过62000名医疗志愿者响应；在日本，人们在送给中国的抗疫物资上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德国，同样深受重创的城市，尽最大可能腾出病房，接受来自意大利的重症患者……这些才是文明的标志。 文明有一条底线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场战斗中，北方联邦军队以牺牲八百人的代价，歼灭敌对的南方联盟军队两千余人。 战斗结束后，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1809-1965）遇到一位北军的拥护者。她兴奋地向总统欢呼：他们死了2700人，而我们只损失了800人，这真是大获全胜的一仗！ 林肯极度震惊于这位女士的态度，他严肃地说：“3500个同胞手足为此丧生，这样的战斗能称之为大获全胜吗？” “哦，总统先生，事实上，我方只损失了800人，不是吗？”女士辩解道。 林肯低下头，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他只用一句话回答道： 截止北京时间2020年3月28日19点，全世界因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4000人，这不是死了两万多人，而是死亡这件事，发生了两万多次。中国人说：物伤其类。对全世界的生命，无论他是哪种肤色、哪种信仰、哪种语言、哪种政见，请记住一点，在“人”的意义上，我们是同类，对同类抱有同情、尊重、怜悯和帮助，是文明的底线。 保有基本的尊严 疫情期间，我一直在读意大利犹太作家普里莫 · 莱维（Primo Levi，1919-1987）的著作。作为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记录者，莱维的文字具有一种与其他受难者不同的特质，他秉持一种化学家的冷静与节制来书写记忆，在司空见惯的情绪宣泄与绝望悲鸣中，显得特别有力。 莱维回到说，进了奥斯维辛，他一度万念俱灰，用悲观的消极等待死亡的降临。一天，他见到一位年过半百的囚犯，上身赤裸，就着地上一汪脏水认真地擦拭身体。 莱维说，这位德国铁十字勋章的一战老兵，给他上了一课： 有些灾难，我们或许无法克服，但是，任何灾难都战胜不了的，是人之为人的尊严。 △ 普里莫 · 莱维 批判社会，也要反省自己 1999年的某一天，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先生接到参加纪念潘光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通知，一夜无眠。 到了会场上，费孝通说：来开会之前，我的女儿对我说，不要讲得太激动，不要讲得太多。我马上就到九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宜太激动。可是今天这个场合，要不激动很不容易。我同潘先生的关系，很多人都知道。我同他接触之多，关系之深，大概除了他的女儿之外就轮到我了。有一个时期，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一直在一起，可以说是生死与共，荣辱与共，联在一起，分不开了。 △ 费孝通（右）与潘光旦（左） 费孝通接着说： 这次灾难席卷全球，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我们当然可以直陈国家的短板、制度的弊端、丑陋的现象，但不要忘了另外很关键的一条：反省自己。 问一问自己，“面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我做了什么？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够？”社会的每一寸进步，大人物们固然责任更大，但普通如你我，也并不是只有“悲愤”这一种态度和“指责”这一种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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