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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返回现场 发掘梁启超的思想价值 1902年，梁启超作《新民说》，110年后，历史转了一圈，“启蒙与开启民智”再次成为学界显话题，希望重新回到梁任公的思想叙事，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为构建理性的公民社会提供养分。 重回《新民说》 上周，在北大百年讲堂，为纪念《新民说》创作110周年，广西师大接续“新民之路”，掀起“新民，一个未竟的使命”文化沙龙讨论，吴稼祥、梁治平、王人博、许章润、杨念群、秋风等法政和历史学者就“重回《新民说》”、“《新民说》在今天”，展开观点交锋与思想碰撞。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思想变革经历了从器物技术之变，到政治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人心之变的历程，梁氏《新民说》是他从政治制度之变转向文化人心之变。 20世纪初年，改革维新已成社会主流，但通过清廷体制进行效果如何，还很成问题，而体制外关于革命的思想甚至行动已经越来越多，此时的梁启超于1902-1906年期间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系列政治评论文章，论述培育新国民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后来这二十篇文章集合成册，便是今日之《新民说》一书。 《新民说》前两节认为，国族之强弱在民，这不但因为国政由民众状况决定，更因为国族间对抗已皆是全民对抗，所以，如欲救国必先启蒙。在接下来的两节，梁谈了新民的含义，并分别拿各色人种中最优秀的白种人，白种人中最优秀的条顿人，条顿人中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例，谈了优秀和成功民族的最值得学习之处。但梁也强调，在进取求新的同时，不能忽略保守自己的优势。 梁启超创作《新民说》时，29岁，他本身即是青年的同道，也是一个高于同道的青年。 梁启超的“新民”在五四青年那里变成了“新青年”——一种被仔细挑选出来的“民”。“新民”与“新青年”在其启蒙的理路上是一致的。当然，中国后期的发展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期间经历了很多曲折。 近三十年，中国正处在民主化、法治化的关键时期，此刻，培养蕴涵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精神的现代公民尤为重要。广西师大认为他们的“新民说”并非梁启超的“启蒙和教化”，而是旨在重拾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它是“新生转进”意义上的“新民”，与中国传统的“开民智”是有本质区别的。“开民智”是教化之道，而“新民说”在今天，乃谓“公民政治是公民最好的老师”。 杨念群：我们怎样获得 启蒙意义上的觉醒 在近代思想界，关于“激进革命与社会改良”有不同的思潮，梁启超和杨度先生比较倾向于改良，他们强调，要立足传统既有的东西，不能直接嫁接一蹴而就。理由一是越是在转型时期，道德观念青黄不接，越是需要保守秩序，渐进求稳。杨念群是杨度的曾孙，他基本继承了杨度的思想。他觉得我们重新启动梁任公先生的“新民”，实际上是重接八十年代真正启蒙的传统，同时我们更要往远追溯，重启近百年来中国近代改革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变迁这样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今天重启‘新民说’，就是要接续一种未完成的使命，而与中国百年的国运进行衔接。” 杨念群认为谈新民本身的论述太过复杂，“我们可以只从一点，即任公本身的性格、经历上展示新民的真理和要义。我们过去总把任公先生理解为爱国者，说他就是一个政治家，这也是他相对比较固定、比较刻板的一面，当然这也可以作为新民的一面，就是爱国，但是他是一个多面体，他本身的经历非常复杂，他当年是从科举制度里面出来的士人，他当过民国的财政总长，当过新式学校清华国学院的国学大师，同时他的日常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他提倡趣味主义，也就是我说的他会知道我们怎样做父亲，处处展现的都是人性鲜活的一面，这是任公用他自己个人生活经历展示新民的要义。” 杨念群结合思想界的变迁，认为我们要提倡新民，或者继承任公先生新民的传统，第一就是要把它放在中国百年的历史演变的逻辑里面，去重新发掘“民”和“人”本身的意义。第二，我们应该从任公先生，包括他那一代人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他的身份的转变里面，去感受新民的意义。只有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方面去重新诠释新民是什么，我们在未来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改革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自身的弱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未来的前途应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重新使人获得新的生命，获得启蒙意义上的真正的觉醒。 梁治平：重新发现“私德” 所谓“作新民”，一个新的文明、新的国家要兴起的时候，民众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这是中国划时代的一个课题、一个命题。梁治平认为当年梁启超先生提出《新民说》的时候，他把“新民”说成是“今日中国之第一急务”，他这样说应该是表达了当年知识精英的一个共识，包括像法律的制定、新律的引进，以及围绕变革的很多论辩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这是当时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样一个命题在“五四”的时候就进一步地深化了，而且留下更多的作品，包括所谓国民性的改造、文化的革命等等，一直延续至今。 他进而讲到中国国家主义兴起这一线索，它与当年梁任公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看到中国现状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有关。而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陈独秀的“新民”完全抛弃了梁启超的“新民”，此后中国“国家主义”形成并壮大，这一过程使很多社会组织完全被破坏掉了，从而造成了文化上的灾难。 梁治平认为回到《新民说》，梁启超先生当年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新民要解决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建立公德。“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谓‘新民不新’，‘私德荡然’。从‘小悦悦’等事件充分说明没有私德支撑的时候这个社会非常可怕。” “梁启超先生讲到很多私德，讲到中国传统对私德有大的发展，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但是公德方面却十无八九，可能就十之一二，所以他认为要建立公德。他讲了很多，包括自由、平等、权利思想、自治、自尊、政治能力等等，都是作为公德来考虑的。但同时梁启超又把旧道德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认为所谓公德就是私德的外推而已，如果没有私德，公德无以成立，这是他的新旧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我们这一百年看到的，恰是旧道德毫无价值，我们完全要造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人，最后才导致今天的局面。” 梁治平认为我们走了一百年漫长而又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这一百年中激进主义革命是不足以达成真正的“新民”的。 秋风：历史是循环的 中国过去一百年，或者说一百二十年、一百五十年的关键是什么，当然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儒者秋风认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建立国民国家。这显然与梁治平的观点不同， 秋风认为周秦之变就是封建制与国民国家的演变过程。所以，他认为古典和现代是往复循环的，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历史是从蒙昧到现代，从古典到现代，是一个直线演进的过程，但是我们儒家从来不这么看历史，儒家认为历史是在循环的。所谓现代性也是在循环的。我们去看战国时代，或者秦汉之际的中国，尤其是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其实跟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甚至可能比我们更现代。 由此，他得出结论，商君与梁任公、毛泽东的国民国家没什么区别，其实，他忽略了梁任公恰恰批判的就是儒家的“臣民”，梁任公呼唤的是具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公民”，这可能是我们今天重提“新民说”的思想价值所在，而不是证明我们自古就有“国民国家”，再次回到“臣民教化”的儒学传统。 一个转身的叙事 诚如法学教授王人博所说，新民，是一个转身的叙事。目前中国思想界有不同的声音：一派觉得政改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一派觉得要注重自身的成长，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一方面要进行社会(包括经济、教育)的推进、演进，同时也要从体制入手，他觉得这三种意见，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非常好的个案，那就是梁任公先生。在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想史里，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线路、线索，其中比较显的线索，可能就是晚清以后比较激进的一派人物，这派人物当然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他们是革命党人。孙先生一直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革命，通过革命来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在构建过程当中也造就了新的国民，新国家造就新国民。也就是说革命党人认为，新民的造就必须通过革命建立新的国家来实现,而这个逻辑跟梁任公是相反的，梁任公认为只有造就了新的国民，中国人变成“人”，那才能有新国家。这个分歧恰好是梁任公先生在日本流亡的几年里跟革命党人论战的主脉。 当然历史成就了该成就的人，后来革命、共和这一派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也带来很多的苦涩和苦难。 王人博认为结合梁任公思想的变化，他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宪政思想。“我认为要去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跟梁任公先生的思想的关联，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当时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的那些年轻人，大都是读着梁任公先生的书、听着他说的话长大的，像胡适先生、陈独秀这一批人，所以从‘新民’到‘新青年’，这是一个自然的逻辑演进，实质内容差不多。” 梁先生与五四一代青年又是有分歧的，陈独秀先生主张打倒孔家店，梁先生不同意，毕竟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你不可能使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每一个个体都把罗马、希腊作为咱们的香火，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梁先生主张一定要把西方的好东西拿进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很好的接续、融通、融合。 王人博认为结合中国现代化走过的路径来看中国的现实，“不管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共和国，有一点，就是‘新民说’的主题。我们从现实出发看到梁任公先生主张的新民的任务到今天都没有完成。所以重提《新民说》的价值，就是要重新返回到现场，返回到梁先生们没有完成的任务。” 《新民说》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从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1916年部分收入《饮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同年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新民说》主要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并讲述现代国民所应有的条件和准则，在二十世纪中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作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文章，笔端饱含激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风靡一世，声震天下。王文濡挽梁启超：“《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雅俗同赏，得其余沥以弋鸿名而张骚坛者，比比者是也。”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层面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从中西间的形而下的比较进而采取形而上的比较，从而看到了西方的近代文化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整体对立，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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