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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将家藏的《伤寒论》编录进上，最初被收载于《太平圣惠方》中；治平二年，校正医书局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了《伤寒论》；治平三年，又校修了《伤寒论》的表里本《金匮玉函经》；根据王洙在蠹简中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又将中、下两卷校修为《金匮要略》并署名汉·张机。宋本《伤寒论》早已失传，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版本《伤寒论》，多是明·赵开美本的校本或再校本；与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对比，只有个别字辞不同，所以基本上都再现宋本《伤寒论》的原貌。 但自从北宋朝廷将《伤寒论》刊行以后，儒医们就开始用《内经》的理论进行解释；历经宋元、明清，随着注解人数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辨证论治派、重订错简派、维护旧论派、五运六气派与近代的中西汇通派。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伤寒论》的专著我国不下1600种，日本汉方学者也有300多种；而打开仲景之门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至今已涌现出了四十多种学说。尽管他们各有其道，但在临床应用《伤寒论》方时，主要还是靠背诵条文，至今也不得要领！有位人类学家的话，也许为我们打开仲景之门指明了方向：（若）“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 一、汉唐之际的医经家与经方家 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载：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国柱校方技，将医书校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医经家是通过论理人形、列别脏腑，端络经脉，用针石汤火等外治法治疗疾病；经方家则是根据中草药的性味与所主症状，用积累的经验方证治疗疾病。魏·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也说：“夫医道之所兴，其来久矣”。“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将中医针灸与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论述的十分清楚。 南北朝时，在梁·阮孝绪在著《七录》时，仍然将医书分为医经八种、经方一百四十种；至民国时，文献学家杨绍伊又一次提出：《内经》属于岐黄学派，《伤寒论》属于农尹学派。其实，岐黄学派即医经学派，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理论，用针石汤火治疗疾病，就是传承到现在的中医针灸学。农尹学派即经方学派，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知识，用经验方证治疗疾病，就是汉唐时期的经方医学；与北宋以后的儒医们在岐黄之术指导下开创的中医药学有质的区别！ 二、张仲景是伊尹《汤液经法》的传人 陈寿在《三国志》中为华佗立传，而无张仲景；至南北朝时，宋·范晔的《后汉书》，也只是在《何顒别传》中提及张仲景以“总角谒何顒”，何顒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可见，当时张仲景已开始学医了；但也不排除因为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对张仲景的推崇，范晔因势而为的可能性！但张仲景显于史书，也只此一处。唐·甘伯宗的《名医录》：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多是因医而附会！因为张仲景果真为长沙太守，医术又好，《后汉书》是绝对不会如此记载！北宋林亿辈的《伤寒论·序》，明显就是抄袭了皇甫谧与甘伯宗的文章；致于明·李濂《张机补传》和清·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因为距汉久远，所以可信度都比较低！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有：“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南北朝时，梁·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也有：“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教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皇甫谧与陶弘景都是当时的名医大家，且距汉不远；再结合《伤寒论》中的条文可知：张仲景论广《汤液》，应该是确真无疑了。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河南的南阳张氏为豪门望族，张仲景虽未显于朝野，但读书、识字、学医是非常可能的！在东汉后期瘟疫横行时，张仲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将《汤液经法》加以论广并书之于竹简，也合情合理；因此，张仲景就是伊尹《汤液经法》的一个传人，并非传说中的“长沙太守”！ 三、王叔和将“仲景遗论”撰次为《伤寒论》了 在品读《伤寒论》的条文时可以发现：有些条文意义不完整，有些条文意义不连贯，有些条文明显就是错简了；可见，王叔和在发现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时，已脱简无疑了！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只提到张仲景“论广《汤液》”，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而陶弘景在其《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则具体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而且，还摘录了二旦、四神大小十二方证；再据“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基本上就可以肯定：陶弘景见到过《汤液经法》与王叔和撰次的“仲景遗论”，并非道听途说！根据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再参考孙思邈《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与高本、宋本《伤寒论》可知：张仲景的“论广《汤液》”，应该是个以演绎方证为主的小册子。可惜王叔和不理解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以为张仲景是论治伤寒热病的；所以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就出现了下列问题： 1、张仲景的文章应该像病案一样以大段落出现的，而王叔和用条文形式整理出来，割裂了“论广《汤液》的原本体系。 2、对脱简的原文，王叔和除了错简外，还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补充，导致文义多不相属。 3、对未脱简的原文，王叔和不但进行了大量的修饰，而且有的条文还加了脉象；并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解释，尤其是用脉象解释，非常荒诞！ 4、搜采了其他经方家治疗伤寒热病的经验方证，虽然对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为害不大，但方证多数都不太严谨。 5、搜集了医经家大量的有关论治伤寒热病的华而不实的空论，因而搞乱了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体系。 6、王叔和还将自己对伤寒热病的认识与即时的感悟穿插于条文之中。 因此，王叔和既是张仲景“论广《汤液》”的发扬者，同时也是第一个误解与搞乱者！ 四、林亿辈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 北宋时，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伤寒论》，可参考的书籍，只有孙本和《脉经·卷七》的内容；而且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都未曾发现当时还有其它版本可供参考。因高本文理舛错、辨证不伦，所以孙本就现得格外重要了；致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陆续发现的桂林本、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及涪陵本《伤寒论》，都是后世的伪作！若将宋本《伤寒论》与高本、孙本、《脉经·卷七》的内容比较就不难发现： 1、“《伤寒卒病论》集”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林亿辈在《伤寒论·序》中，引《针灸甲乙经·序》所言：“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又引《名医录》：“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祥，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与写作特点论述的非常清楚。然而，在“《伤寒卒病论》集”中却有：“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明显是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搞错了，而且《伤寒杂病论》与此“集”的标题，也自相矛盾。其实，“《伤寒卒病论》十卷”一说，最早出现于《新唐书·艺文志》中，与“《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但卷数不合，而且“杂”与“卒”的意义也不相同！ 另外，此“集”的第一段韵味十足，明显是魏晋的文风；与《后汉书·何顒别传》和《名医录》中所说的张仲景“韵不高”与“其言精而奥”不符，因此不可能是张仲景所为。第三段在《千金方》中也有意义相仿的文字，应该是“《伤寒卒病论》集”的作者模仿了孙思邈的文章。尤其是此“集”以张仲景的身份而作，至今还让很多人误于其中！ 2、林亿辈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 这两篇文章，在《伤寒论》中为一卷。在高继冲本中有“伤寒脉候”一节，林亿辈可能是受此启发而编撰了这两节。根据其内容，多是从《素问》、《脉经》、《千金》、《外台》等古医籍中摘抄而来，无非是想强调诊脉的重要性；其实与《脉经·序》中王叔和所谓的“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并不相符！ 3、“伤寒例第三”是林亿辈仿《千金方》所作 在高继冲本《伤寒论》中有“伤寒叙”和“伤寒受病日数第次病证”两节，文章也明显是摘自《素问》与《千金》。致于“伤寒例”，最早则见于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宋本《伤寒论》的“伤寒例第三”，明显就是仿《千金方》所为。根据其内容多出自《素问》、《脉经》、《千金》、《外台》，基本上是医经学派的理论；其中《素问·热论》中两感伤寒、经络传变的内容，严重干扰了后人对《伤寒论》中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将《外台》第一篇中“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也夹杂于《伤寒例》中，让后人误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所作。 4、“辨痓、湿、暍脉证第四”本是太阳篇内容 “辨痓、湿、暍脉证”，在高本《伤寒论》中没有相关的内容，而孙本《伤寒论》则在“太阳病用桂枝汤第一”开篇“论曰：伤寒与痓病、湿病及热暍相滥，故叙而论之”。宋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在“辨痓、湿、暍脉证”开篇都有：“伤寒所致太阳病痓、湿、暍此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通过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太阳篇中有痓、湿、暍三病。孙思邈认为《伤寒论》是治疗伤寒的，痓、湿、暍三病与伤寒混在一起不妥，但还是原文“叙而论之”；林亿辈认为“宜应别论”，又“以为与伤寒相似”，就另立章节，也留在《伤寒论》中了。可见，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中，太阳篇有伤寒、中风、湿与暍四种病因；而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涉及到的是广义伤寒，并非后世有人所谓的狭义伤寒！ 5、林亿辈篡改了三阴三阳六病篇的原来题目 宋本《伤寒论》六病篇题目都是“辨ＸＸ病脉证并治”，而孙思邈本是“ＸＸ病状”，高继冲本是“辨ＸＸ病形证”，《金匮玉函经》与高继冲本相同。在《脉经·序》中，王叔和曾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间，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所以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时六病篇题目应是：“辨ＸＸ病形证”。六病篇的题目，虽然只是个标示，但通过这个标示就可以看出：张仲景治疗疾病注重的是“形证”，而非林亿辈所谓的“脉证”；一字之差，导向迥异！ 6、太阳篇中的第一条是林亿辈所为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后人称之为太阳病题纲。但相关的条文，高本为：“太阳为病，头痛项强而恶寒，其脉浮数，宜桂枝汤”。孙本则是两个独立的条文：“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与“太阳病，其脉浮”；《金匮玉函经》与孙本相同。应该是林亿辈将“痓、湿、暍”三病从太阳病篇移出后，将两条合并为太阳病的题纲了；但是，只包涵了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的部分脉证。 7、太阳病中的第六条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太阳病中的第六条，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中都没有相关的内容；在《脉经·卷七》“病不可发汗病第一”中，虽有“风温”一词，但与这条的涵义并非相同。这条多数注家都是随文释义，虽然有个别注家也提到了阳明病，但并非理直气壮，而且对冒以太阳病的错误只字不提；更有一些注家，以此来炫耀《伤寒论》同样可以治温病，认为太阳病包括伤寒、中风、温病。还有一些注家，将这条作为《伤寒论》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温病的依据，将《伤寒论》狭义化了。 8、二十九、三十条也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太阳病中的第三十条从文义上看，是对二十九条进行的阐释；二十九条方证不对应，三十条象梦语一样颠三倒四，林亿辈竟能将这种条文校入《伤寒论》中，说明他们对《伤寒论》的认识非常有限；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说校修，还不如说是搞乱了！ 9、关于“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 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开篇即言：“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这段文字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上都没有，应该是林亿辈以王叔和身份所作。王叔和只所以重集诸可与不可，明显是不理解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体系，所搜采的其他经方家和医经家的条文，以及自己对治疗伤寒的认识，不知该置于何篇，于是就有了“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他认为“此易见也”。 以上用九条，仅是大致剖析了一下宋·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为后人正确解读《伤寒论》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五、《金匮要略》并非张仲景一个人著作 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辈误认为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并“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去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又采散在诸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方”；“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并署名张仲景，即现在的《金匮要略》。 其实，只要将《金匮要略》与王叔和《脉经》的卷八、九对照即知：其内容大同小异。可见“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是有人将王叔和《脉经》卷七、八、九独立成书了。《金匮要略》是将《金匮玉函要略方》中的辨伤寒部分去掉，其它章节稍微作了些调整，在前面附上了从《难经》、《伤寒论》、《千金》、《外台》等古医学文献中摘录的文章片段，组成了“脏腑经络先后病第一”；另外，还从《千金》《外台》上选择了一些经验方证，附于部分篇章之末。如果再与西汉经方十一家的目录对比即知：《脉经》八、九卷汇集的是魏以前包括两汉时经方家治疗杂病和妇人、小儿病的经验方证，与医经家的一些相关理论。其实，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讲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所以《金匮要略》，根本就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 六、正确解读《伤寒论》和《金匱要略》 尽管宋本《伤寒论》已远非张仲景的“论广《汤液》”，《金匮要略》也不张仲景的个人著作；但除了《金匮要略》中的附方外、都是汉传经方，即两汉时的经方家在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传承至今的经验方。因为从北宋开始出现的儒医们，“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于是就纷纷用《素问》《针经》包括《难经》的理论解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素问》《针经》包括《难经》的“脏腑经络学说”，是东汉医经家“以天喻人”类比推测出来的一个“天人模型”，与人体真实的结构生理、病机病因差别很大，所以从北宋开始、历金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他们各有其道，但其理论根本就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在临床上应用张仲景的处方时，主要还是靠背诵条文！ 可喜的是：近代伤寒大家刘绍武和刘惠生先生，已应用现代医学知识成功地解析了张仲景三部六病的现代解剖生理学基础；经方大师胡希恕也很好地诠释了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真谛，而且还用现代医学知识很好地阐释了麻黄汤、桂枝汤等方证。如果中医能够解放思想，像北宋以后的儒医们用《素问》《针经》包括《难经》的理论解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那样，用现代医学知识重新解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验方证，不仅浅显易懂，还可以现代语言表述其真实的内涵；而且应用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也完全可以分类和应用汉唐其它经方家及后世的经验方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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