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鼐刘大櫆传手迹 “苍屿气节，海峰文章”——左光斗号苍屿，刘大櫆号海峰，苍屿气节泣鬼神，海峰文章甲天下，在灿若星河的枞阳历史名人中，左光斗与刘大櫆堪称代表。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流派，刘大櫆与方苞、姚鼐并称“桐城派三宗（桐城三祖）”，其文学成就他人难以企及。但刘大櫆的功名之路，却异常离奇曲折，鲜有成功。磨练的。  戏剧 刘大櫆的最佳科考成绩，是两中乡试副榜。严格意义上，科举功名只有三种：秀才，举人，进士。副榜举人是荣誉性的，也不具有参加会试的资格，所以刘大櫆的功名其实只是秀才，科举功名中最低的一级。 秀才资格的取得，对刘大櫆来说也十分不易。科举的第一道门槛“童子试”，刘大櫆十六岁开始，应了十次童子试，方才成为“秀才”。刘大櫆自幼聪慧，父祖两代皆为塾师，享受的教育应优于常人，科举之路未能走到底，可见其天赋主要在于文学方面。  桐城三祖 刘大櫆的知名度很高，其科场屡屡败北也很受人关注。相关文人著述中，则将刘大櫆科场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命运”。据清徐珂《清稗类钞》、袁枚《子不语》记载：雍正四年（1726），刘大櫆参加丙午科乡试。下场之后，刘大櫆扶乩问前程。 扶乩，中国传统占卜方法的一种，大约是神明附身某人（鸾生）身上，于沙盘留下神秘字迹（符号），以此传达出神明的旨意。刘大櫆扶乩的结果，是“神明”留下的四个字：“壬子两榜”。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刘大櫆看后完全懵了。古代的科举时间，完全是规律性（固定）的：乡试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会试时间为乡试的次年，逢丑、未、辰、戌年举行。如果“丙午科”乡试中榜，刘大櫆应该参加雍正五年（1727）“丁未科”会试。壬子年，并不是会试之年，“壬子两榜”是个啥意思? 丙午科乡试，刘大櫆落榜了。  清代官帽 三年之后，刘大櫆参加了雍正七年（1729）“己酉科”乡试。这一科，刘大櫆中了个“副榜”。又过了三年，刘大櫆参加了雍正十年（1732）“壬子科”乡试。这一科，刘大櫆重复了“昨天的故事”，依然中了个“副榜”。 这个时候，刘大櫆明白了：原来，神明示意的“壬子两榜”，是指自己会参加“壬子科”乡试，到这个时候，自己会中两个副榜！ 《清稗类钞》与《子不语》记录的虽属掌故遗闻，但当是空穴来风。尤其是袁枚，与刘大櫆有交往，并与刘大櫆一同参加了乾隆元年的恩科廷试。刘大櫆乡试后扶乩，预测一下考试结果，应该是确有其事。 古人都相信命运，刘大櫆也不会例外。科场屡屡失败，也确实与刘大櫆的运气有关。刘大櫆两次参加乡试，一次因考棚数量不足，搭建了临时考棚，刘大櫆即被分配在这样的临时考棚中。考试时，适逢刮风下雨，临时考棚又露雨，刘大櫆的衣服与试卷都被淋湿。一次参加乡试时，儿子刘介病死的消息传来，刘大櫆痛不欲生。刘大櫆计有三子，已有两子夭折，刘介是其唯一的儿子。即便有这些意外因素影响，刘大櫆仍旧上了副榜，距成功仅有一步之遥。  古代虎子 由于不能通过乡试，刘大櫆由“正科（常科）”获取进士功名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常科之外还有“恩科（制科）”。清代的恩科，主要为博学鸿词科（博学宏词科）、经济特科，这是根据需要设置临时性的考试科目，也是一种“保举制”的专业人才选拔，应试者无需举人身份，“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推荐即可。乾隆元年（1736），因方苞之荐刘大櫆应博学鸿词科；乾隆十五年（1750），因张廷玉之荐刘大櫆应经济特科。但这两次机遇，都与刘大櫆擦肩而过。 对刘大櫆来说，希望最大的就是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首先，博学鸿词科旨在选拔“文词卓越之士”，这正是刘大櫆的擅长之处。其次，录取比例很高，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宏词科，实际应试152人，录取了50人，接近三分之一。 对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刘大櫆志在必得。自雍正十一年（1733）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刘大櫆既获得了推荐，也顺利通过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赴考途中，刘大櫆愉悦地写下“闻命只益愧，捧檄仍多欣”之句。刘大櫆也追切希望通过荐举改变自己的人生，其《与盐政高公书》云：“夫櫆素非山林逸遗之士不求闻达以为高者……持货贿日游于市，岂其辞沽直者。譬如山木，榱栋是资，其惮为工师取乎?夫何不任受之有！” 可惜的是，最有希望的事带给刘大櫆的却是失望。什么原因，造成刘大櫆在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中落榜呢? 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曰：“乾隆元年，苞荐应词科，大学士张廷玉黜落之，已而悔。”  刘大櫆行书八言联 一些学者认为：主持“博学鸿词”科廷试的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故黜落刘大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应试者的试卷，是经过“誊录”和“弥封”的，未拆封前，张廷玉不可能知道哪份试卷是刘大櫆的。而据吴孟复《刘大櫆简谱》：刘大櫆廷试卷本被阅卷官判为合格，但张廷玉复核时予以否定，拆封后亦曾感到后悔。由此可知，张廷玉评卷时确实不知道是刘大櫆的试卷，黜落的原因是对刘大櫆的文章有不同的看法。 但刘大櫆落选的主要原因，还是乾隆元年词科参加者众，高手如林，录取比例又过低。清李富孙《鹤征后录》载：被推荐参加乾隆元年词科的应试者，多达二百六十七人。《清实录》载：乾隆元年九月，“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员于保和殿。”即便是实际参试人数，也明显多于康熙十八年的152人。如果按照上科的比例，该科应录取58名。但是，乾隆元年十月，阅卷大臣张廷玉、鄂尔泰等只确定录取15人（次年又补试选取4人），实际录取比例只有8.5%，仅为上科录取比例的四分之一。  清代补子 张廷玉大幅降低录取比例的原因很多，与乾隆元年词科进展不顺有很大关系。此科从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初八日下诏，历经雍正帝去世，到乾隆二年 (1737)七月十五日补试，历时四年多。殿试之前，吏部便发现了“滥举”问题，即举荐者不具备举荐资格，或被举荐者不具备资格。阅卷过程中，阅卷官又发现了雷同试卷及“文理荒谬”试卷等，恩科参试者多属“名流”，完全不应该出现这类低级错误。作为该科的实际主持者，张廷玉一向处事谨慎，“秉钧既久，有自危之心”，不能不“苛严”待之。 乾隆元年词科过于苛严，较之上科显有四分之三未被录取。遭“张廷玉黜落”的，并非刘大櫆一人，擅长文章诗赋的著名诗人、学者厉鹗、沈德潜，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时有“真才子”之称的袁枚，都与刘大櫆一样名落孙山。 乾隆十五年（1750）的恩科，刘大櫆获得张廷玉的举荐。这一次，刘大櫆是应的是“制科”中的经科。比拼弱项，刘大櫆再一次落榜。 刘大櫆从此告别科举之路，因黟县县令之邀出任黟县教谕，尔后再执掌歙、安庆等地书院。七十六岁时，刘大櫆回乡聚徒讲学，毕其一生于薪火传承。自其二十一岁“试童子毕”在乡授徒，刘大櫆“教龄”长达六十余年，门徒广布，乃为宗师——开一代文风，刘大櫆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  刘大櫆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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