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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服从多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对哲学悖论，经常在我们身边出现。 公元前585年(鲁成公六年)，栾书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是年秋季，晋国命令鲁国入侵与楚国交好的宋国，于是楚国就进攻与晋国交好的郑国。 晋国派栾书为中军元帅，统兵救援郑国，和楚军在绕角对峙，后来楚军撤离回国，晋军转而又侵袭与楚国交好的蔡国。楚国征调申、息两县的军队去救援蔡国，在桑隧抵抗晋军。 赵同、赵括向栾书请战，栾书打算应允。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劝谏说：“不行。我们来救援郑国，楚军撤离了，我们才来攻打蔡国，这是转移杀戮。无休止地杀戮，会更加激怒楚军，战争一定不能得胜。即便战胜了，也不是好事。晋国六军出击，仅仅打败楚国两县的军队，有什么值得光荣呢？但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受到的耻辱就太大了。不如撤军。”于是栾书就带晋军回国了。 当时军队中有很多要求作战的军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的想法只有和大家一样，做事才能成功。您为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您是主管领导，应当考虑广大群众的意见。您的辅佐者有十一个，不想作战的就他们仨，想要作战的是多数。《商书》说：‘三个人算卦，有两个人意见一致，就听两个人的。’这就是说少数要服从多数。” 栾书说：“善钧，从众。”“如果面对的全是好事，少数才服从多数。因为好事是大众的主张。现在撤军是好事，并且有三位大臣主张，那么也就可以说他们是大众了。我听从他们的，不可以吗？” 年轻将领需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成就军功才有晋升机会，而且倾国而出不战而退、劳师袭远而徒劳无功，对于军人是一种耻辱，所以赵同赵括一干将领的主张是没有错的。在他们眼里，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位居公卿，难免有志得意满、守成自保的嫌疑。而在三位公卿眼里，则是认为晋国虽然倾国而出，但是不一定会赢得战争，所以均衡利害，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去冒险，承担可能遭受的意外损失。双方都站在各自角度上考虑利害得失，都有道理。而栾书的决策则没有去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从仁义出发，他认为当面对的全是好事的时候可以听从人数占优一方的，如果面对的问题好坏相间难以取舍，则仁义为先，即使仁义所在一方的人数少，也要当作是多数对待。撤军和楚国达成和解，从而避免生灵涂炭，符合仁义的标准，那它就是最大的好事，所以，栾书果断撤军。 “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也(程颐)。”在是否撤军这件事上，栾书如果机械地以争执双方人数多少做为决策依据，或者决策过程中考量了自己的利害得失，那他就不会他做出符合仁义的判断。 【左传成公六年】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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