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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上，纪传体是中国正史的基本形式，这种体裁一般认为是源于《史记》。但当我们用“纪传体”三个字来形容《史记》的时候，很容易遗漏一些东西。从某种角度看，《史记》最重要的创意——表和书，在正史传统中并没有完全被继承下来。 《史记》书影 用不一样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20世纪时，法国史学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年鉴学派”，它提醒我们，用不一样的时间尺度来看历史，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应该能够分别出，历史上的时间有短有长，有变动比较快的时期，也有变动比较慢的时期……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实际上里面有非常复杂的洞见。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很容易掉进一个盲点：因为人寿有限，我们很自然地会用自己基本的年寿来看待历史，把它当作历史最主要的单位。但是，跟社会集体乃至于更广大的历史变化相比，七十年、一百年是如此短暂，反映出来的变化相对有限。我们必须拉长时间尺度，才能看到许多“古今之变”的规律。例如说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镇，可以从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看到一种历史，但当把时间拉长后才会发现，村庄很难在一百年内产生真正的变化，可能要以三五百年为尺度，而像社会、经济乃至于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很可能五百年、八百年都不够。 年鉴学派还提出了一种观点：有一些变化更慢，以至未被历史学家当作应该处理的题材，但是从人类过日子的根本逻辑上来看，却再重要不过。例如说农业的变化、农业背后地理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这些东西都在在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物质条件，以及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来。 彼得·伯克:年鉴学派 如何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去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最近史学上有一种新的概念，就是如何从很长的时间尺度去理解我们现在的时代。过去，我们通常用地质的时代来理解，例如寒武纪、白垩纪等等，但是如今有了不一样的观念——人类世，即人类开始在地球上繁衍后，地球的面貌被彻底改变、改造的历史。我们原来以为地球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包括地质、地理，都因为人的存在而改变了。像《人类简史》这样的书，就是用一个非常广泛的尺度记录人类几万年的变化和发展。当我们用这种尺度来看人类，或进一步来看中国一路繁衍、变化到现在几千年的历史，思考的东西会非常不一样。 《人类简史》书籍 这个现代思路意味着，我们面对历史应该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不同的尺度堆叠在一起，才能展现出一个更丰富、更完整的历史面貌。 《史记》里的表和书神奇的是，司马迁在两千年前实践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时，就隐隐约约有了类似以上的观念。《史记》里面的“表”的体例，就是要把时间的尺度稍微拉伸开来。比如记录春秋到战国时期，《史记》是以两三百年作为尺度，把重要的世系和国家的变化用“表”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受限于某个人做了什么事，他的儿子、他的同代人做了什么事，而会用一个更长远的贯时性概念来看待历史。 司马迁 另外，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史记》的“书”，可惜这个体例在后来许多的正史里面都消失了。《史记》一共有八篇书，要理解这部分内容，就必须联系到什么叫史官？ 在中国，史官长期以来必须观察天象，借此去整理规律、奠定历法，所以《史记》里面有《历书》《天官书》，在时间上来看，这是一种很神奇的尺度和层次。换句话说，在“书”的这个层次，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的“古今”定义得非常宽泛，他讲的是我们从天体运行上能够察觉的时间的规律，可以说是一切人事在这个宇宙里最根本的时间背景，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一分一分、一寸一寸，去追索地球上大自然的变化，乃至于人事方面的各种迁移、消长，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时代，人跟人之间各种互动和变化。 《历书》书影 另外，“书”还有一部分，是司马迁依照他对朝廷统治的了解所记录的、让一个政权能够运行必然要具备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从现代政治的体制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宪法。宪法是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一种法律。跟其他法律一样，宪法一定要联系特定的时空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相信这样的价值和规范。宪法一旦被奠定之后，就被赋予一个特殊的性质，我们至少尊重或假定它是不会改变的，从而作为一切政治运作的依归，如此，人们才能在彼此的权利关系上有一个互信的基础，知道在产生最根本的冲突和争执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确定是非。 在古代中国，也有这样一种从周代就建立下来的政治传统，被视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基础——礼和乐。礼和乐有不同的功能。“礼”是借由仪式和规范，从内在教会人究竟什么行为是对的，应该养成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乐”则是在这个仪式的外围，借由一种相对有品位、高贵的环境，培养人和人之间更自然的和谐关系。 《礼书》书影 这是从周代一路到汉代（当然跳过了秦代）传留下来的一种基本信念，所以《史记》有《礼书》和《乐书》，仅次于《天官书》和《历书》，是贯串一个朝代甚至跨越朝代的时间尺度。在《礼书》中，司马迁追溯了“礼”的起源，它如何在尽量不变的情况下从周代跨越到汉代，其中有哪些细微的差异和变化。在《乐书》里，司马迁长篇引用了过去的文献，探索音乐的起源和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乐书》讲的不是音乐的变化，而是音乐不变的原理。从今天来看，我们也许会奇怪《乐书》怎么会放在一部史书里面，但是对司马迁来说，这同样是一种时间尺度，要想“通古今之变”，就不能不进行处理。 《乐书》书影 《史记》还有一篇是《律书》，这个律是指音律，介于《礼书》、《乐书》和《天官书》、《历书》中间，是非常长远、广泛的时间尺度下的产物。 《律书》书影 除了这种长远的制度之外，《史记》八书还有另外的创意。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借由“封禅”的这个表面上号称长远的制度，表达他对汉武帝的看法。更为特别的是《河渠书》和《平准书》，通过记述这两种特殊的汉代制度，司马迁让我们看到了不可能单纯由人物传记来展现的时代特色。尤其值得仔细探讨的是《平准书》，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清楚、最有意识的一段经济史的起源，司马迁空前地用经济的概念，用经济史的眼光来整理时代的变化，展现他所看到的汉代，奠定了又一种“通古今之变”的眼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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