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而计划，可行吗？

本文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45年3月30日在费城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所发表的演讲。点击“阅读原文”可前往fee.org网站查看英文版。（RADL 译）

本文较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收藏，再慢慢研读。

“计划”的含义

“计划”一词通常被用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同义词。有时候只有德式社会主义——Zwangswirtschaft——被称为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一词则专门用于俄式的完全社会化以及对所有工厂、商店和农场的官僚式运作。不管怎样，计划在这个层面上意味着政府的全面规划和以警察力量来执行这些规划。这里的计划是指政府对商业的完全控制。它的对立面是自由企业、私人主动性、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市场经济和价格体系。计划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计划体系中，生产由政府命令来指挥，而不是依照那些渴望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而盈利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们的方案来执行。

 

但是计划一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威廉·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汉森教授（Professor Alvin Hansen）和很多其他知名人士声称，他们不想用极权主义的奴役来替代自由。他们宣称自己在计划一个自由社会。他们推荐了一种据称是距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样远的第三种体制，作为针对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第三解决方案，它处于另外两种体制的中间，既保留了二者中的优点，又避免了每一种体制的内在缺点。

 

当这些自封的进步人士假装他们的提议是全新而前所未闻的时候，他们当然是错的。这种第三解决方案的观点实际上早已有之，法国人很久以前就已经给它起了一个恰当的名字，他们称之为干预主义。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历史将会把社会保障的观念与美国新政、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与对俾斯麦（Bismarck）的记忆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父辈没有把俾斯麦准确地描述为一个自由派[Liberal]）。当今干预主义者的进步主义中所有的基本思想都已经被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智囊施穆勒（Schmoller）和瓦格纳（Wagner)教授清晰地阐述过，他们同时还敦促其皇帝入侵并征服美洲。我当然不会因为任何观念不是新的而去谴责它。但是既然进步主义者将他们的所有对手诋毁为守旧、正统、且反动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最好谈一谈两种正统学说之间的冲突：俾斯麦的正统与杰弗逊的正统。

 

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

在对干预主义者的混合经济体系进行调查之前，必须要先澄清两点：

 

首先，如果在一个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某些生产资料由政府或市政当局持有并运营，这还不会发展为一个结合了社会主义和私人所有权的混和体制。只要受公共控制的还只是某些个别的企业，决定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在本质上就还没有遭到破坏。那些公有企业也要购买原材料、半成品和劳动力，出售商品和服务，它们必须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它们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必须努力追求利润，或者至少避免亏损。当政府用公共资金来补贴这些公司、弥补它们的亏损，试图以此来减轻或消除这些公司对市场的依赖时，其唯一的结果就是将这种依赖转移到别处。这是因为补贴的资金必须要从某处征集，其征集的手段可以是税收。但是这些税负所影响到的是公众，而不是收税的政府。是市场——而不是税收部门——决定了税负落实在何处、并对生产和消费造成何种影响。市场及其不可避免的法则是至高无上的。

 

其次，实现社会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式或俄国模式——是纯粹官僚化的。经济中所有的公司都是政府的部门，正如陆军、海军或邮政系统的管理方式。每一家工厂、商店和农场与中央组织机构之间关系，就像邮政所和邮政总局之间的关系一样。整个国家通过强制服役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大军；这只军队的指挥官就是国家首脑。

 

第二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式或强制经济（Zwangswirtschaft）体系——与第一种模式不同，它在表面上和名义上保留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企业家活动和市场交换。那些所谓的企业家们进行买卖，为工人支付工资、签订债务合约、支付利息和分期付款。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企业家了。在纳粹德国，他们被称为商店经理或“经营指导员”（Betriebsführer）。政府告诉这些貌似的企业家们该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以什么价格、向谁采购，以什么价格、出售给谁。政府规定劳工应该赚取多少工资，资本家应该向谁、以何种条件投入他们的资金。市场交换不过是一个假象。由于所有的价格、工资和利率都是由当局所确定的，它们只是表面上的价格、工资和利率；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专制命令中决定每个公民的收入、消费和生活标准的量化术语。指挥生产的是权威当局，而不是消费者。中央生产管理委员会是至高无上的指挥者，所有的市民都是公务员。这是社会主义，披着资本主义的外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标签得到了保留，但它们在这里有着与市场经济中完全不同的含义。

 

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免将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相混淆。受干扰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说干预主义，其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事实上仍旧是市场经济。权威机构力求以其强制力进行干预来影响市场，但它并不想完全消灭市场。它希望生产和消费沿着与未受阻碍的市场不同的路线发展，而为了达到它的目标，它向市场中注入指令、命令和禁令，并随时准备用警察力量和它的强制压迫机构来执行之。但这些是孤立的干预，它们的发起者声称他们并不打算把这些措施整合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中，去规定所有的物价、工资和利率，从而将生产和消费完全掌握在权威当局的手中。

 

如何提高工资

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今普遍被斥为正统派、反动派和经济保皇派，他们的根本原则是：除了加快提高资本相对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之外，并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提升一般生活水准。为了提高大众福祉，好的政府能做的只有建立并维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此环境中没有什么障碍会阻挠新增资本的逐步积累及其应用，从而改进生产的技术方法。要增加一个国家的福利，唯一的途经就是增进和提高产品的产量。对于那些渴望赚取工资的人来说，要想永久地提高工资水平，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增加人均资本投入并改进生产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最能满足一个国家各个阶层利益的经济政策是在国内商业和国际关系中实行自由贸易。

 

与之相反，干预主义者相信政府有能力改善大众的生活水平，部分认为其代价由资本家和企业家承担，部分以为根本就无需付出代价。他们建议以没收式征税来限制利润、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平均化，以宽松货币政策和信贷扩张来实行低利率，以及通过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鼓吹政府开支的大肆挥霍。奇怪的是，他们同时支持消费品的低价和农产品的高价。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就是那些被贬为正统派的人，并不否认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改善大众中一些群体的福利。但他们指出，从长期来看，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即使从政府及其政策支持者的角度来看，也比先前他们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因此，这些措施哪怕从其拥护者的角度来说，也是事与愿违的。

 

干预政策的后果——目的和手段的有效性

的确，有很多人相信，经济政策完全不该去操心什么长期后果。他们引用凯恩斯勋爵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我并不怀疑这一论断的真实性，甚至把它视为新英国剑桥学派唯一正确的宣言。但是从这条不言自明之理中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弊病，正确的诊断是：我们已经度过了短期，正在捱受那些长期后果——由未对它们加以考虑的政策所造成。干预主义者们压制了经济学家的警告之声。但是事态的发展正如这些备受指责的正统派学究们所预料的那样。信用扩张造成萧条；试图将工资保持在高于未受干预的市场本应确立的水平，其无可逃避的后果就是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失业。所有那些罪恶——被进步主义者诠释为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都是对市场进行所谓的社会干预的必然结果。确实有很多拥护这些措施的作家、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员和政客们，他们由良好的意图所驱使，想要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但他们为实现其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却是错误的。不管其意图有多么良善，他们永远也无法将不恰当的手段变得恰当。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讨论的是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些自封的进步主义者所倡导的政策是否应该按照某种武断的先入之见来加以褒扬或谴责。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达到其所追求的目标。

 

用偶然或不相关的事件来混淆辩论是无关要旨的。通过诋毁资本家和企业家、颂扬普通人的美德来把注意力从主要问题转移开来，这毫无用处。正因为所有的考虑都要顾及普通人，才有必要避免那些损害其福利的政策。

 

市场是一个由相互交织的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系统，这些因素互为条件并且相互决定。强制和压迫性的社会机器——即国家——当然有能力干预市场。政府或者其所辖机构（通过法律特权授予或纵容其使用暴力向人施压而免受惩罚）能够以法令规定某些市场现象是违法的。但这些措施并不能带来实施干预的权力机关所想要达到的结果。它们不仅使情况变得令干预机关更加不满意，而且会瓦解市场，瘫痪它的运行，并带来混乱。

 

如果有人认为市场体系的运作效果不尽如人意，那么他一定会试图以另一种体系来替代它。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所在，但社会主义不是本次会议要讨论的主题。我受邀来此是要探讨干预主义，也就是以各种计划措施来改善市场体系的运行，而不是完全废除它。我认为，这些措施所带来的结果，即使从其支持者的角度来看，也比先前他们想要改变的状态更不可取。

 

马克思对干预主义的否定

卡尔·马克思不相信政府和工会对市场的干预能够获得其所预期的有益结果。马克思以及和他一致的支持者用直白的语言将所有这些措施斥为改良派的胡言乱语、资本家的欺诈和小布尔乔亚的愚蠢行动。他们把这些措施的支持者们称为反动派。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二十世纪初法国政治家）说得对：“一个人总会被某个人看做反动派。”

 

卡尔·马克思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物质产品以及劳动都是商品，而社会主义将废除物质产品和劳动的商品属性。“商品属性”一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所独有的，以前没有人用过。它的含义是，商品和劳动力根据它们的价值在市场上被议价并进行买卖。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蕴含在工资制度的存在之中。只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随着工资制度及工资支付的消失，它才会消失。对于那些通过签订国际条约、成立国际劳工办公室、出台国家法律和向各种国有办事处拨款来废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的努力，马克思将会加以嘲笑。我提到这些，只是为了说明：进步主义者在与被他们称为反动派的经济学家的斗争中援引马克思和劳动力商品属性的学说，这是完全错误的。

 

工资水平和失业

这些正统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对于所有渴望赚取工资收入的人来说，只有通过增加人均资本投入和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有可能永久地提高工资水平。将最低工资标准固定在高出未受干扰的市场本应确立的工资水平之上，并不会给人民带来好处。不管对工资水平施加干扰的是政府法令，还是工会的压力和强制手段，都没有分别。无论哪一种情况，其结果都是损害大部分民众的福祉。

 

在未受干扰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水平由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来确定——达到使所有渴望工作的人最终都能找到工作的水平。在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失业只是暂时的，并且从来都只会影响到民众中的一小部分。失业始终趋于消失。但是如果工资率被政府和工会的干预提升到高于这一水平，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只要加入工会的还只是一部分劳动力，那么工会强制提高的工资就不会造成失业，而是会增加那些工会势力较弱或压根没有工会的部门的劳动力供应。因工会政策而失去工作的人会进入自由部门的市场，并造成这些部门的工资下降。有组织工人工资的提高，必然导致无组织工人工资的降低。但如果将工资水平固定在潜在市场水平以上，丢掉的工人就无法在其他部门找到工作。他们持续处于失业状态。失业成为一种年复一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现象。

 

这就是正统派经济学家们的教诲。没有人可以驳倒它们，但是辱骂它们的作者就容易得多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专著和小册子对他们指名道姓、冷嘲热讽。小说家、剧作家和政客们也纷纷加入这一大合唱。但真理自行其道。即使党派纲领和教科书拒绝承认它是真理，它仍然有效并形成结果。事实证明正统派经济学家们是正确的，世界面临着可怕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不准确地谈及确定的工资水平而探讨就业和失业问题是徒劳的。资本主义演进的内在趋势是稳步提高实际工资水平。这一结果是由资本逐步积累并改进生产技术方法所带来的。一旦资本积累停止，这一趋势就会停滞。如果资本增长被资本消耗所代替，真实工资水平必将下降，直到制约资本增长的因素被去除。不当投资（即作为信用扩张的典型特征的资本挥霍）和由此产生的虚假繁荣的狂欢，没收利润和财富，战争与革命，都是此类制约因素。它们在一段时间内降低了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这些可悲事实并不能仅凭美好的愿望而扫除掉。除了正统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之外，别无他法：健全的货币政策、节俭的公共开支、为维护持久的和平而进行国际合作、以及经济自由。

 

非正统的教条主义者所提出的补救措施是无效的，采用这些措施只会使事态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好。

 

有些心怀善意的人劝告工会领袖有节制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但这些劝告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劝说者并没有意识到，造成他们想避免的那些罪恶的原因不是工会的工资政策中缺乏节制。它们是工会在工资水平方面进行活动所依据的整套经济哲学的必然结果。我的任务不是去研究工会在其它方面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有益影响（如教育、职业培训等）。我要探讨的只是他们的工资政策。这些政策的本质是阻止无业者以低于工会制定的薪资水平的价格找到工作。这一政策把潜在的劳动力划分为两个阶层：一种是收入高于本应在未受干扰的劳动力市场中所赚取薪金的受雇者，另一种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失业者。在三十年代初，美国的货币工资水平下降的幅度小于生活成本的降幅。在灾难性的失业蔓延期间，每小时的实际工资水平有所提高。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大萧条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失业者则深受其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重演，只有彻底摒弃这样的观念：工会的强制和压迫能够给所有渴望工作赚钱的人带来好处。现在需要的不是苍白的警告。我们必须要让工人们相信，传统的工会政策并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而是只会让某一群体受益。失业者在个人谈判时拥有一点发言权，但他们的声音却被集体谈判排除在外。工会官员们不在乎非会员的命运，尤其不在乎那些渴望进入他们所在行业的初学者的命运。

 

工会所确定的工资水平使相当大一部分的现有劳动力保持在失业状态。大规模失业不是资本主义失败的证据，而是传统工会方案失败的证据。

 

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由政府机关和仲裁所确定的工资水平。如果政府或仲裁者所确定的工资水平符合市场水平，那么它就是多余的。如果它把工资确定在更高的水平上，就会造成大规模失业。

 

有人建议采用时髦的万能灵药——挥霍公共开支——这更是徒劳无益。如果政府提供的资金来自于向公民征税或向公众借款，那么它在创造工作的同时又在别处消除了同样多的工作。如果政府开支来自于向商业银行借款，那就意味着信贷扩张和通货膨胀。然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上涨，不管政府如何试图阻止这一后果，都无济于事。

 

如果在通胀过程中，商品价格上涨超过了名义工资的涨幅，失业率就会下降。但失业减少恰恰是因为真实工资水平的下降。凯恩斯勋爵建议实行信贷扩张，因为他相信工薪收入者将会默许这一后果；他相信“由于物价上涨而导致的真实工资水平逐步自动下降”不会像企图降低货币工资水平那样遭到劳动者的强烈反对。但这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公众舆论充分意识到购买力的变化，并热切关注着商品物价指数和生活成本的走向。所有关于工资水平的讨论，都是关乎于真实工资水平，而不是名义工资。用这种伎俩来愚弄工会是无法得逞的。

 

但即使凯恩斯勋爵的设想是对的，这种欺骗也不能带来任何好处。重大的观念冲突要以直接而坦白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靠弄虚作假和权宜之计。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往工人眼里揉沙子，而是要说服他们。他们必须自己认识到，传统的工会方案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自己心甘情愿地摒弃那些对他们和其他人都有害的政策。

 

利润和亏损的作用

那些自称为自由而计划的人不能理解，市场及其价格乃是自由企业体系中的导航机制。商品物价、工资水平和利率的灵活性在随着市场条件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动而调整生产、以及淘汰落后技术方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调整如果不是由市场中运行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就一定是由政府命令来执行。这意味着政府的完全控制，即纳粹的“Zwangswirtschaft”。并不存在中间道路。那些试图保持僵化的商品物价、提高工资水平、随意降低利率的行为只会让系统陷入瘫痪。它们造成了一种不会令任何人感到满意的局面。它们要么被摒弃、代之以市场自由，要么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纯粹的、不加伪装的社会主义。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中是必不可少的。进步主义者认为利润是令人生厌的。在他们看来，利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可以提高工资水平而不伤害任何人——除了那些无所事事的寄生虫。他们讨论利润，却不理会其推论——亏损。利润和亏损是消费者牢牢控制所有企业家活动的工具。盈利的企业倾向于扩张，而亏损的企业趋于萎缩。消除利润会使生产陷入僵化，并废除消费者主权。利润的存在并不是因为企业家贪婪而吝啬，缺乏（计划者将之归诸于所有其他人的）自我牺牲式的修道士美德。没有利润，企业家就无从得知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仅凭猜测，他们就没有手段可以依照消费者需求去调整和扩建工厂。利润和亏损把物质生产要素从效率低下者手中抽离出来，并将之转移给效率更高的企业家。一个人越是能够成功地生产出人们争相购买的商品，他在商业活动中就具有越大的影响力，这是利润和亏损的社会职能。

 

因此，用个人美德和幸福的准绳来衡量利润是不恰当的。当然，X先生在拥有一千万美元时可能和拥有一亿美元时感到同样快乐。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X先生每年赚得二百万美元，而首席大法官或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赚的却少得多，这种现象令人费解。但是问题不在于X先生，而在于消费者。如果法律阻止最有效率的企业家扩大他们的经营活动范围，消费者们会得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供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现行的税率在本世纪初就已经生效，今天的很多百万富翁就会在更为简朴的条件下生活。但是，所有那些向大众提供前所未闻的物品的新兴工业部门就会以小得多的规模而经营——如果还在经营的话，而它们的产品也将是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

 

市场体系服务于普通人

市场体系使所有人作为力所能及的生产者而为消费者负责。这种依赖性直接存在于企业家、资本家、农场主和专业人员身上，间接存在于工薪人士身上。在劳动分工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人都靠服务于其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果没有因素能够让生产者按照其为之进行生产的人的愿望来调节自身努力，市场体系就无法运行。如果不允许市场来掌握整个经济机制，那么政府就必须进行掌控。

 

社会主义者的计划是绝对错误且不可实现的。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但社会主义作家们至少清楚地认识到，瘫痪市场体系的结果只能是混乱。当他们赞成这种蓄意破坏和毁灭的行动时，其理由是他们相信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混乱会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但是那些假装保留自由，却急于将物价、工资和利率固定在偏离市场应有水平的人却是在自欺欺人。能够替代极权主义奴役的，除了自由之外，别无他物。要想为自由和普遍福利而计划，唯有让市场体系发挥作用。要想实现全面就业、提高真实工资水平并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只能依靠私人行动和自由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