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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 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 高品质原创内容产出自媒体 ———————————————————— 【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 ———————————————————— 格物者说：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 Ⅴ 大突破大变革：纸币 在金属铸币垄断中国货币史千余年之后，终于在北宋时期迎来了一次大突破、大变革——纸币交子诞生，中国的纸币时代开启。 其实，在唐代时，古人们已有使用纸币的尝试——“飞钱”，飞钱是一种异地汇兑票券，是纸币的雏形。 北宋初期，当时四川地区使用铁钱，面值小，重量沉，不便携带，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特别是用于大额交易或者商旅远行时。于是商人们发行了一种纸质的兑换券，即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可兑换成铁钱，代替铁钱流通使用，极大方便了交易。交子的诞生，是建立在宋朝繁荣的商业沃土之上，是民间商人的智慧成果。 ▼图：北宋交子，来源于网络。 后来商人的交子不能兑现，由宋政府出面干涉，并将交子改为官办。宋仁宗天圣二年（1023年）在益州设交子务，次年发行官交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纸币。官交子分界发行，三年一界，届满以新交子收回旧交子。 如果民间交子只是货币形态、材质、铸币技术的重大突破（金属材质向纸质的突破、冶铸向印刷突破），那么官办交子，就象征着一次深刻的货币史变革。官交子的问世意味着纸币正式获得官方认可，中国货币史从单一的金属铸币时代，进入到金属铸币、纸币共存的时代，奠基了之后的单一的不可兑现的法定纸币时代。 宋政府将民间交子快速采用转为官办，并不是出于对新事物的热崇，而是在财力空虚压力下的应急之策。北宋常年受辽国侵扰，不得不养重兵以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而发行纸币正在能解决财政赤字之忧。 官交子最初发行时，以四川铁钱为钞本（发行准备金，用于兑现），但是十几年之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宋政府就开始发行无钞本的官交子（官交子不可兑现，此时的官交子已经变成了政府的剥削民众的工具，纸币本身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仅依靠政府信用强制流通），到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以后，两届交子同时流通，交子发行量过大，由此产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纸币贬值。此后，为募兵筹饷，官交子越发越多，交子继续贬值。纸币无钞本发行、数量滥发，均是政府利用纸币无偿剥取民众财富的工具，因而，官方纸币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掠夺性。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宋政府在部分地区发行了一种新纸币“钱引”，四川一时仍用“交子”，交子的流通并不广泛。1107年，宋政府将“交子务”改名为“钱引务”，1109年，将四川交子改名为钱引，发行不置钞本，旧交子不许兑换。 1127年宋政府南迁后（南宋），为补充军费，大肆增发钱引，造成钱引贬值。南宋时，除了四川钱引外，还有其他纸币，有一类是“关子”，关子最初使用时类似于唐代飞钱，也是一种汇票性质的纸币，关子也分好几种；还有一类是“会子”，会子产生于民间，1160年改为官办，初行于两浙地区，后来通行各路，会子流通最广。此外，南宋还有一些地方性纸币，仅在两淮地区流通的“两淮交子”，还有在湖广地区流通的“湖广会子”。 ▼南宋时期关子，来源于网络。 ▼图：南宋时期会子，来源于网络。 南宋时期，会子滥发非常严重，到嘉定二年（1209年）时，会子流通额较1168年时已增加至41倍，会子快速贬值50%，之后会子继续猛增发行量，开启疯狂贬值，形成超级恶性通胀，到南宋末年时（1274年），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 另外，宋政府每次新发一届纸币，总规定新纸币兑旧纸币为一比几，比如：新纸币100文值旧纸币1000文，这就相当于旧纸币币值一下缩水了90%，民众的财富蒸发了90%（类似于委内瑞拉2018年8月份时发行新货币，新纸币和旧纸币兑换比例为1:100000）。这种新钞换旧钞比例兑换的方式，是宋政府面对通胀恶化的“亡羊补牢”式的挽救措施，但之后又因滥发而致“破牢百洞”，宋政府信用崩溃。有学者预计，如果按南宋政府最初发行的会子和南宋末年的会子作对比，通胀高达亿万倍，南宋会子贬值是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的纸币贬值案例之一，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南宋时，雄踞北方于宋政府形成对峙的金国也在学习汉宋发行纸币。金国发行纸币叫做“交钞“。 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设交钞库，发行交钞，按面值分十等（一、二、三、五、十贯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为期，到期以旧换新，后改为无期限。交钞的形制基本仿自交子和钱引。 贞元二年发行的交钞数量并不大，自1189年起，交钞开始贬值，金政府废止七年新钞换旧钞的惯例。1193年时，金政府发行官俸全用交钞，导致发行量大增，通胀日益严重，一时间，交钞在民间遭到抵制和非议，金政府为了继续推行交钞，严禁议论钞法难行，并强制民间大额交易必须用交钞，不能用铜钱，商旅携带铜钱，也不得超过十贯。后来，金政府发行交钞越来越多，还发行超大面值的交钞（本质一样属于滥发纸币，稀释掠夺民众财富），最大面值有一千贯，大面值交钞继续狂贬，民间交易只用铜钱，但金政府依然强行要求用交钞。 金晚期时，还发行了“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等纸钞，不过均以急剧贬值而告终。从1193年到1234年金灭亡，这四十年间，金政府发行的纸币累计贬值至少百万倍，与当时的南宋会子一起，一并列入中国货币史上最严重纸币贬值“双典型案例”。 纸币在诞生的前两百年里，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并不深刻，只是它相对金属铸币的便利和优势，但不知道它潜藏的巨大缺陷。纸币相对于金属铸币，它具有无实用性和无限发行性，一旦被政府掌控，它就会变成一种政府掠夺民众财富的合法工具。而滥发纸币反过来也会摧毁政府信用，导致币制混乱，社会动荡，甚至政权颠覆。 如果把宋金滥发纸币的归罪于对纸币的懵懂认知期，那么元朝时，人们对纸币的认知就很清晰了，元朝汲取了宋金发纸币的教训，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而且，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盛行纸币的时期，元政府在全国主推纸币，流通中大部分都是纸币，白银较少，铜钱更少。 元朝早在大蒙古国（元朝的前身）时期，就已经受宋金的影响发行纸钞了，在忽必烈年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前，已发行有太宗银钞和宪宗银钞。1253年时，元宪宗设立交钞提举司，专管行钞事宜。 1260年忽必烈登基后（中统元年），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交钞），以丝为本位，两为单位，交钞二两值白银一两。同年十月，又发行“中统元宝钞”（宝钞），按面值分十等：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五百文和一贯、二贯，宝钞一贯等于交钞一两，二贯值白银一两，后来统一以两为单位，一两即一贯，五十两为一锭。以前旧钞以中统钞兑收，元灭金和宋后，也将宋金旧钞以中统钞兑收。中统钞在整个元代始终通用，在流通中占主要地位。1275年，元政府发行小额厘钞，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三年后停印。 ▼图：中统元宝交钞，面值“一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287年，元政府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按面值分十一等，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两者并行，至元钞两贯当白银一两，二十贯当黄金一两。 ▼图：元代至元通行宝钞，面值“贰贯”（二贯）。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元政府为配合发行至元钞而颁布的《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是中国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也是世界最早），对后世的纸币流通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中规定了：元中央政府垄断纸币发行权，严禁私人伪造，对伪造者处重刑；宝钞为唯一法尝货币，严禁金银铜钱流通，民间不得私自买卖金银，把金银集中于官库；设立钞券提举司，专管印钞、发钞事宜，并在全国设有分支机构，形成完善的纸币专管机构；发行宝钞前拨付足额钞本，钞本由各地官库保管，官库还负责掌管金银的买卖；制定钞与银、钞与铜钱、钞与钞，新钞于旧钞之间的倒换官价；官私各种支付都可用宝钞，让宝钞通行全国等。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完备、缜密，其中许多思想都是非常前沿和正确的，对后世各代政府（直到现在也是）的法定纸币发行都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另外，元朝国土辽阔，纸币流传至国外，且被国外效仿发行，如印度、日本、波斯等，纸钞发行和流通的思想也广传播海外，影响着世界纸币史的发展。 元代虽制定了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并未能逃过滥发的命运。蒙古大军常年对外扩张，财力极虚，因而滥发纸币成为必然之选。 中统钞的贬值显现于1280年，随后几年，物价高涨，人们生活困难，于是才有1287年的至元钞，至元钞以1:5的面值比例兑换中统钞，说明物价已经至少涨了五倍。至元钞发行之后，和中统钞并行流通，而且元代发行纸币不分界、不定期限，因而新钞、旧钞同时流通，导致流通中的纸钞不断累积，成倍增加，通胀恶化。 1309年，元政府发行“至大银钞”试图挽救贬值危机，至大银钞按面值分十三等，最小二厘，最大二两，每两等至元钞五贯，或白银一两，或黄金一钱。同时，还恢复使用铜钱。不过，至大银钞三年后被废止。同时，至元钞的滥发仍在持续，到1329年，流通中的纸钞较1287年时增加了六七倍，而相比1260年时增加了30-60倍。 除了滥发纸钞，元政府还自毁行钞法令，钞法遭到破坏，民间也存在私造伪钞的现象。 元末1350年时，元政府再次试图挽救纸钞，发行“至正交钞”，无钞本，不兑现。不过至正交钞还是被滥发，物价继续飞涨。 元朝虽然完备的纸币制度，但是由于执行不力，政府滥发，引发社会动荡，农民起义，最终自食恶果，元朝覆亡于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之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洪武八年（1375年），设宝钞提举司，下设钞纸、印钞两局及宝钞、行用二库，颁行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宝钞），按面值分六等，有：一百文、二百五、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政府发行的纸钞不能兑换成金银，金银只能卖给明政府兑成纸钞。洪武二十二年，增发五种小面值“大明通行宝钞”，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十文、五十文。 ▼图：“大明通行宝钞，面值一贯，桑穰纸印刷，呈浅青色。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明宝钞始行后，明代各帝均未改变过大明宝钞的名称或形制，继续按最初的大明宝钞发行，整个明代两百七十多年就只发行过大明宝钞这一种纸钞，而且最大面值始终是一贯，没有发行过更大面值的纸钞，这种高度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在中国货币史上实属罕见。 明初时，明政府大力推行纸币，禁用金银交易，只铸造了少量铜钱，对铜钱也时禁时放，但是事与愿违，大明宝钞发行后就一直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 明初洪武年间，明政府几乎每年都对外用兵，为解决军费而大量发行纸钞，造成纸钞贬值。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时，一贯宝钞只值铜钱71文，值白银0.071两，相当于纸钞兑铜钱和兑白银价值都缩水了93%。 洪武之后的永乐年间，财政开支庞大，宝钞更是滥发，是整个明朝通胀最为剧烈的时期。到洪熙元年（1425年）时，官米价较洪武九年（1376年）涨了二十五倍，这还只是按照官方俸禄发放计算的，如果是民间市价计算，那涨得更多。 明政府试图遏制贬值，措施包括：停发新钞，销毁旧烂钞；增加税收，收缩流通中纸币；重罪厚赏，强迫人们使用纸钞。这些措施暂时性缓解了纸钞贬值，不过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朝流通中纸钞过多的“病根”是：明政府不用新钞回收旧钞，只发行，不回收，这必然会造成流通中纸钞越积越多，这是明代钞法的一大漏洞，而且大明宝钞发行不分界，不兑现，政府发行随意，毫无约束。 大明宝钞因贬值严重，渐渐被民间弃用，百姓转向用白银和铜钱。1435年和1436年，明政府无奈宣布取消铜钱禁令和银禁令，纸币让位于白银和铜钱，而同时依然承认大明宝钞的通行力，但是民间已基本不用纸钞，流通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再往后，大明宝钞更是一路飞跌，如同废纸，大明宝钞就这样逐渐销匿。 明朝时钱庄兴起，主要从事钱币兑换业务，包括金银、铜钱、纸币的兑换，大明宝钞停用后，民间的当铺或钱庄发行纸钞，在民间流转使用，这些民间纸钞能兑换铜钱或银两，因而也被称为“钱票”或“银票”，明政府并未对其禁止。 到清朝时，清政府发行纸币较为谨慎，满洲人是金人的后裔，因而对之前金国的纸币疯狂贬值有过刻骨铭心之痛，所以发行纸币一般为度一时难关，难关一过，就停用废止。也正因如此，清朝的纸币大致可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一，顺治年间的钞贯（行用十年）；二，咸丰年间的官票和宝钞（行用近十年）；三，清末光绪宣统的兑换券（最后十余年）。 顺治八年（1651年），军费开支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清政府发行纸币“钞贯”，钞贯发行量较少，而且十年后即停止发行了。此后的190多年，清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纸钞。 虽钞贯停发，但民间的各类钱庄和典当铺仍在发行各种银票和钱票，这些民间银钱票十分繁杂，货币功能也有限。当时清政府对于市面上的民间私票并不禁止，民间私票在整个清朝一直存在，从未被取缔。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发行两种纸币：一、大清宝钞，以铜钱为单位，又称“钱钞”或“钱票”，按面值分九等；二、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称“银票”，面值分等较多。咸丰宝钞和官票发行后很快就发生通胀，到1861年时，宝钞和官票被清退出市场，和顺治钞贯一样短命。 ▼图：大清宝钞，票面上书“准足制钱五百文”，即面值五百文制钱（清政府将本朝的官方铸行的铜钱称为制钱），咸丰四年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清朝户部官票，票面上书汉满文“户部官票”，中书“准二两平足色银伍拾两”，即面值五十两白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外，咸丰年间，不但本国钱庄银号发行的私票（银两票和铜钱票）在市面上流通，一些在华设立的外商银行也大都在中国境内发行钞票流通，外商银行的钞票分为两类：一种是银元票或银两票（可兑换银元或银两），另一种是以外币为单位的钞票。清政府也从未禁止外商银行的钞票，此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外商银行钞票一直都在中国境内流通。 ▼图：清朝时，外商在华银行发行的各类纸钞，这些外国银行纸币不受清政府的监督，也不向清政府登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设立中国通商银行（官办的商业银行），次年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用中英两种文字，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钞票（“新式”是指学习西方外国的纸币形制，且印有英文）。接着，各省的地方官钱局也开始发行新式钞票，湖北官钱局最先发行，各地方官钱局发行的纸钞并不统一，印刷和面值各异，限于本省或某些地区流通。 ▼图：中国通商银行拾两银票。票面正面中央写有“中国通商银行”、“拾两”，“凭票即付”、“执此为照”、“京城京平足银”、“只认票不认人”，背面皆用英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湖北省官钱局十两银票，票面正面中央书“湖北官钱局”、“凭票取估平宝银拾两整”、“光绪三十年正月吉日”、“闰字第柒百号”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端方头像；背面为光绪二十九年发布的告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户部设立户部银行（为清政府的央行，区别于一般银行），次年印制“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为清政府首次发行的官方纸币，也分银两票和银元票，票面都印有地名，限当地使用。 ▼图：大清户部银行拾圆兑换券（可兑换银圆），票面正面中间写“拾圆”，中下横写“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地名“天津”；票面右边竖写“天津通用银圆”；左边竖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印”，背面全用英文。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之后，大清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后，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的票面改用大清银行名称，其他的图案文字均不变。 清朝末年时，中国境内流通的纸币十分繁杂，按发行单位可分为五类：一，清中央政府（大清银行）；二，各省官银钱局，为各省官方金融机构，每省都当有一家，有些省份有两家，发行纸币数量较多；三，民间的信用机构，如钱庄、当铺、银号、票号等，虽然每家发行的数量不多，但总加起来，数量也相当多；四，中国本土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官商合办）和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还有其他中国人自设的银行，发行纸币的有十家，发行纸币量少；五，外商在华银行，大约有十二三家，发行纸币量也较多。 清朝快灭亡时，宣统帝试图统一纸币，但是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亡。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控制政权。1912年2月，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1913年，北洋政府规定中国银行为国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之后1914年，交通银行也成为北洋政府的官方银行，也代表国家发行纸币。交通银行是1908年成立的清政府官办银行。 ▼图：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发行的“壹佰圆”国币。来源于网络。
民国初时，各省的地方银行和官银钱号仍与清末一样，皆在继续发行各种纸币，且严重滥发，这使得中、交两行的纸币推行遇到阻力。北洋政府试图统一纸币，在1915年颁布了《取缔纸币条例》，但由于地方军阀割据，条例无法推行。 1916年还爆发了著名的“京钞风潮”，当时袁世凯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储备现银（用于兑现纸币）挪用一空，导致无法中、交两行的纸钞无法兑现，爆发停兑危机。 从民国初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由于政权分裂，政局动荡，中国境内的纸币流通状况就十分混乱，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和地方官银钱局都在各自发行纸币，私票盛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大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其中，中央银行由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立，为国民政府的政府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合并而成。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改革，将纸币发行权集中于“大四行”（相当于铸币权收归于国民政府中央），大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一切公私收付均用法币，其他各类纸币不准增发，并限期兑换为法币；同时，民间的各类白银（银两、银元）或银本位币都要兑换成法币，相当于实行白银国有；法币盯住英镑和美元，成为英美共管货币。 ▼图：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壹仟圆”样票，印制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
1935年法币改革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币改革使得铸币权实现了集中统一，此后，中国的混乱货币流通状况趋于统一。更重要的是，法币改革标志着中国的纸币时代正式从“可兑现”阶段转向“不可兑现”阶段，中国货币史从“金属纸币、纸币共存时代”，正式转向“单一、纯粹的法定纸币时代”。此后至今，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占据垄断地位，纸币本身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纸，其存在和流通全靠政府的信用做支撑，以政府强权而推行。虽然此前早在宋朝时就已出现不兑现的纸币，但是当时纸币不兑现并未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而且宋金元明清时期，白银和铜钱依然流通，纸币时常都能兑换成白银或铜钱，纸币也并无垄断地位，因而当时的纸币仍处于金属本位制状态，而不是纯粹的纸币本位制（法定纸币制）。 法币改革不久后就是抗日战争，庞大的军政开支压力下，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抗战八年，重庆物价上涨1226倍，法币膨胀478倍，形成超级恶性通胀。之后的国共内战三年，又是一轮超级恶性通胀，到1948年8月，法币数量是抗战前夕47万倍，物价是抗战前3492万倍。又是一次中国货币史上罕见的纸币恶性贬值！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12月，中共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即人民币。1948年12月至1953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陆续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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