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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周聘曾有一篇名为《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的文章广为流传，指出吕后家族在汉帝国建立过程中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力量，与刘邦共同缔造了新朝，正因为如此，吕后才立“诸吕”为王，要“吕与刘共天下”，这完全“合情合理”的诉求，却为宫廷政变所倾覆，导致吕氏家族被屠灭，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也被篡改、涂抹，最终被历史遗忘。 这是真的吗？ 一 答案就是“矫枉过正”。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已经解释过：
传统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方式，并非全景式的，而是大事“编年体”与个人“纪传体”并存，“纪传体”好读，无非是文言文故事阅读，所以，一般读史者的信息架构往往是以这些故事为主要节点，刺激性越强的故事，记忆越深刻。 但是，“历史记忆”的流传也遵循同样的“传播规律”，所以，史事的“轻重”与“详略”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讲述视角”和“戏剧性人物”往往占据主要篇幅，而真正的大事轮廓，其实是隐藏在“编年体”部分的。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也好、班固也好，他们的记录被今人诟病的“错误”，往往是“纪传体”部分的“逻辑细节”，而需要借助对当时制度背景来还原的“大事轮廓”，摸起来实在枯燥，人家往往连质疑的兴趣都没有。 在此条件下，吕氏家族的吕泽、吕释之在西汉建国战争中的功绩并未详细记录是事实，但类似遭遇的还有王陵、陈狶、雍齿、柴武等一群人，就连卢绾、刘交、周苛、周昌等亲信重臣，也一样记载寥寥，总不能说他们都家族谋反导致了“抹杀”。 所以，钩沉真相，脱离原有的“故事化”要点，重构汉初建国战争的史实轮廓是必要的，但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抹杀”，属于典型的矫枉过正。 具体地说，我们熟悉的“无赖皇帝”、“抛妻弃子”、“粗鄙少文”、“因人成事”等等标签，这些“故事性”、“戏剧性”的描述，在一个当时社会公认的“英明神武”的“军功帝王”的基础上，属于丰富人物“多元化”的点缀，而“公认”的这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累积，反而逐步淡化，文本承载的大信息量的“点缀”反而成为了认识人物的“主视角”，时至今日，片面的“故事性记录”反而构成了汉初建国史的轮廓。 这种书写方式，与今天的新闻写作颇有近似之处，众多周知之事往往一笔带过，唯有“鲜为人知”的“新闻”才有浓墨重彩的必要，详述前因后果，以此折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只有理解这一基本常识，才能在面对2000年前的史料时有所“敬畏”，不是说无条件地“相信”才是“敬畏”，而是对当时的著作者的“道义”、“智慧”，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至少相信作为一国的史官，当时社会的精英知识人，提起史笔时，至少有：
这个基本标准的“史德”，而非将其想象为全知全能的“绝对客观记录者”，并以此标准拷问之，现实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人，过往数千年的技术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历史著作。 具体到刘邦与吕氏家族的关系上，在《女主吕后：曾经只是父亲一笔吝啬的“风险投资”》一文中，三解已经讨论过，吕氏家族在刘邦起兵之前并无证据表明曾给予其重大支持，真正的支持反而来自于吕后这个精明的“贤内助”。 那么，在反秦战争中，吕泽、吕释之为代表的吕氏家族到底是不是某些学者所论述的，“被抹杀”的胜负手，“被隐身”的大boss呢？ 二 还是看看史料，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吕泽和吕释之两兄弟的经历并不相同，虽然从起均为“客”，但吕泽没有参与入关灭秦，而吕释之则有“击三秦”，而之后吕泽却随同“入汉”，且被封为“侯”，而吕释之则还“丰沛”，奉卫吕公和刘太公，也就是说，两兄弟并不在一起行动，自然也就不能视为“一军”。 而吕泽早在“入汉”时已经“为侯”，同期封侯的功臣其实并不多，有：
以上“六侯”都是在入汉前所封，而吕泽并未跟随“灭秦”，所以，入汉后才有侯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中记录了“临泗侯吕公”：
汉元年跨度不短，但大部分月份都处于汉国与西楚的“蜜月期”，哪怕是刘邦北进关中，也没有和项羽“撕破脸”，而我们可以看到《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
另《汉书·高帝纪》：
也就是说，广阿侯任敖是以御史的身份在“丰”守卫达2年，自刘邦入汉中称王，乃至楚汉之争开始后，“丰”都没有丢失，建成侯吕释之回乡奉卫，则是兼顾沛、丰二地。 之所以如此，因“兵初起”后，刘太公一直居住在“丰”，从居者有次子刘仲，那么，吕宣王家族自然是居住在“沛”，否则吕释之的“奉卫”之说就只剩下“丰”了，而至汉元年九月汉军还定三秦，要迎“太公、吕后于沛”，也就说明，刘邦本人的家眷，如吕后、惠帝刘盈、鲁元公主居住在“沛”，又迎奉刘太公至“沛”，所以才有汉二年四月，彭城之败后，太公与吕后的一同逃亡。 那么，项羽为什么允许刘邦在彭城北方船行不到一日的距离上拥有一块“飞地”？ 答案应该就在这个“临泗侯”的封号上。 与其余的“五侯”封号不同，“临泗”包含了明显的地名信息，“沛”即在泗水之畔，而“丰”则远离泗水，且当时只是“邑”，而非“县”，说明“沛”之所以长期存在于西楚统治包围中，极有可能是以吕公封地的形式存在，而“丰”是作为这个区域的一部分。 吕氏家族此时是“一门两侯”，相比之下，日后的楚元王刘交还只是“封君”，见《汉书·楚元王传》：
这也是刘邦亲族此时的爵位“上限”，另一位“从父兄”刘贾，很奇异的，连司马迁和班固都“不知其从起时”，只知道他在还定三秦的战争中担任了“将军”，也是刘邦集团有数的几个“将军”之一，而至他立为“荆王”时，皇帝的诏书也只提及了“将军刘贾有功”，类似于代王刘仲，直封为王，而非如沛侯刘濞和营陵侯刘泽，先侯后王。 且后两个侯封在高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也就是说，在征战时代，刘氏宗亲并未封侯以赏，而吕氏却走在了前面，就“爵以赏功”来说，吕氏家族既亲且贵，除了姻亲关系之外，必然有重要的功绩在。 三 这些功绩，没有写在“功臣表”的条目里，也没有单独立传，却并没有被“抹杀”，因为他的部下的经历被保留了，也保留了和他的关系：
另外，还有两个刘邦死后才封侯的“博成敬侯冯无择”和“成陶夷侯周信”，前一个人主要功绩是“悼武王郎中”奉卫其出荥阳，后一个人经历是“吕氏舍人”，功劳为“度吕氏淮（应为睢水）之功”，两人都是“吕氏家族”私臣，功劳也是楚汉之争时事，参考价值不大。 另有一位“单父”籍贯，与吕泽同乡，应有关联的列侯：
在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已经考证过，吕泽并未随刘邦入关中，而是留在了关东，至项羽立十八王后，才“入汉”，此后的经历反而清晰了，即参加了还定三秦之战，并在汉军出关后，“将兵先入砀”，也就是在刘邦率诸侯兵攻彭城的战役中为“前锋”。 刘邦彭城战败后的情况，“功臣表”作：
而《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则作：
所以，周吕侯吕泽的真正大功是在刘邦彭城之败后，本部的本钱“输光”的情况下，又悬隔于根本之地之外，“二次创业”的基石，所以才有“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语，类似的评价并不多见，只有几个人：
哪怕是萧何，也只是“佐定诸侯”，肯定高于其他诸将的“定诸侯”，也低于“定天下”，至于“佐高祖定天下”，似乎是吕氏的专属，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吕后封吕泽子吕产时阐述的“侯功”：
这个“侯功”也可以视作今天“干部悼词”里的“历史评价”、“盖棺论定”，吕泽的评价并非在高帝朝到吕后称制时逐步升高，而是一直很高，凌驾于诸功臣之上，而这种“历史评价”并没有因吕氏的灭亡而废除，否则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也没法将其写入《史记》，只是对于其“排名位次”和“封户数”无从稽考罢了。 当然，很明显的事实是，吕泽的辉煌岁月应该是从彭城之战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刘邦“灭秦”的战争中，他的存在感并不强， 这是从“部将”归属可知的： 第一阶段（独立势力）：无； 第二阶段（景驹部下）：无； 第三阶段（项梁部下）：郭蒙归属； 第四阶段（北上略地）：无； 第五阶段（西进无关）：无； 第六阶段（进兵霸上）：无。 也就是说，在刘邦为汉王之前，确定归属于吕泽的汉将功侯，只有郭蒙一位，他的经历是：
在薛县加入刘邦部，划归了吕泽统辖，之后参加了杠里之战、曲遇之战，没有入关中灭秦、至霸上，也“入汉”，并参与了“定三秦”之战。 四 而对吕泽的行止造成误解最大的，莫过于“蛊逢（虫达）”的侯功：
《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差别，明显出在“字形”和“混入信息”上： （1）“曲城”与“曲成”，差别倒不大，“成”、“城”多有通假； （2）“蛊逢”与“虫达”，差别就大了，“蛊”字下有无“皿”？“逢”与“达”的繁体写法近似； （3）“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和“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看似是“曲”、“西”字形相近，更大的问题是，《史记》中“曲城”二字应为表格首列“侯国名”的混入，也就是抄写时错行了，但究竟是“户将将卒三十七人”，还是“户卫将卒三十七人”，都比“以户将卒三十七人”合理，所以，真正正确的写法已经无从稽考； （4）“为执珪”和“为执金吾”，也是字形之误，“执珪” 为楚爵，《史记》所记应无误，而“金吾”则应为《汉书》误拆了“珪”字； （5）《汉书》多“五年”字样，汉高祖起兵至霸上仅三年，何来“五年”之说？所以，也是窜入的错误信息。 不过，从前述的“错误”来看，班固作表依据的史料，应该与司马迁面对的史料类似，但并非直接抄录，而是查阅了原始档案，但识别文字明显不同，所以，面对这段文字仍需谨慎。 而哪怕以确定信息来看，“蛊逢（虫达）”归属周吕侯吕泽指挥的时间，也在“入汉”和“还定三秦”的过程中，也就是汉元年四月至汉元年八月之间，不可能前越至“至霸上”时，并不足以否定吕泽“未入关”的结论。 综合上述信息可知，在刘邦“灭秦”的这个发展阶段之中，“功臣表”中对于吕泽的记载应无刻意贬低的成分，以这个阶段与“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的阶段对比，前一个阶段，吕泽统将仅1人，而后一个阶段，吕泽统将增至5人，即蛊逢（虫达）、郭蒙、郭亭、丁复、张平，而这几个人的功绩也多集中于“平项籍”的战争中。 归根结底，在于刘邦集团在“灭秦”战争中，并没有形成多个战役战场的大布局，作战区域主要在一郡或数郡的小空间范围内，也就不存在多个“方面军”的分兵统帅，而以刘邦“自将”为主，特将镇守为辅，吕氏作为其亲族的作用并不明显，反倒是几个领兵“将军”非常耀眼。 即由刘邦统一“将将”，只有分路的“将兵”，还没发展到分路“将将”的阶段。 吕氏家族对于刘邦本人权力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吕氏作为“亲族”为其“守家”，这在刘氏宗族对他的帮助绝少的情况下，也是维持其团队核心地位的重要砝码。 五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还定三秦之后，也就是汉二年，刘邦出关争天下的路线是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渡河，也就是西入山西，走的是黄河北岸路线，然后至河内，再在平阴津到洛阳，然后就跳到了彭城，在彭城战败。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汉军的进攻路线，自洛阳过荥阳，过陈留沿睢水至彭城，这一路上，过了陈留郡，就是砀郡，而吕泽是“将兵先入砀”，也就是说，吕泽是汉军的大前锋。 从这张细图，我们可以看到，沛县和丰邑，就在彭城的正北方向，也就是说，刘邦入彭城之后，吕释之就在彭城的北边“奉卫”家长，而吕泽，则在砀郡驻扎，而项羽破汉军的位置，则在泗水郡相县之南不远的睢水岸边。 再来看《史记·高祖本纪》对“彭城之战”的记录：
刘邦大败后，项羽等于是双方向追击，一部沿着泗水北上，至沛县，击败了吕释之部，另一部，则沿着陆路西进，追击刘邦本部，而刘邦本人逃奔的方向，也正是下邑，即彭城的西方。 在进入吕泽军中后，刘邦收兵退虞县。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刘邦最知名的故事之一，即逃命丢儿女，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这里最有价值的信息是，刘邦逃跑途中见到了惠帝和鲁元公主，最终脱困后，将子女放在了丰邑。 也就是说，与沛县近在咫尺的“丰邑”没有丢失，则自丰邑到下邑、虞县，全部在吕家军的控制之下。 在收兵之后，刘邦退归荥阳，重整旗鼓，见《史记·高祖本纪》：
另有《汉书·萧何曹参传》记载：
这实际上是对同两件事儿的两个视角表述，即刘邦战败后，只得找到了太子刘盈，立为太子，并命他回关中镇守，将所有在关中的“诸侯子”，也就是随刘邦入关的诸侯旁系子弟，政治上最可靠的团队，在都城栎阳守卫，形成关中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哪怕刘邦败死，汉国社稷已立，仍可继续。 后引水灌废丘，继承秦地法统的章邯自杀，汉室终于占有关中建立完整统治，兴发关中百姓为更卒，守卫关中四塞，这也是建立了统治之旁证，在这之前，“更戍之徭”对于汉国而言，还未能有效贯彻，而具体操持这一切的，就是萧何，而非太子，即太子“不监国”。 要知道，在彭城败后，刘邦略地的成果，西魏王豹的山西省南部地区丢失，河内郡、河南郡（即秦三川郡，成皋、荥阳在内）仍在，以韩王信为韩王，颍川郡仍在，吕氏控制的 砀郡大部、泗川郡小部仍在。 但是，与“本纪”中显示的乐观状态不同，在砀郡北部的陈留，东郡西部的燕县，王武、程处举兵反叛掠地，曹参、樊哙、灌婴、靳歙等人四面扑杀，胜利不断，却收效甚微，战线逐步向西推移，“京、索”其实已经是汉河南郡（故秦三川郡）境内，荥阳重镇的南方，可见，汉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持续退却的过程。 很快，砀郡、东郡为代表的“梁地”即全面丢失，直到荥阳附近才稳定住战线，自然吕泽、吕释之所统的区域也全数放弃了，这一败退的过程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的瓦解，如果没有吕泽的稳定和营救，刘邦回归洛阳都将成为奢望，而汉王国的继承人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汉国干脆就一代而亡了…… 所以，尽管吕泽、吕公、吕释之并没有什么“沙场决胜”的功绩，却在刘邦亲自统兵征战的过程中放心地将“后背”、“根据地”托付之，比如入关后的南阳，比如封王后的丰、沛，再比如大军入彭城后的砀郡，当楚汉大军在荥阳、成皋一线反复拉锯时，吕泽又亲自镇守城池，恰恰说明他的价值在“镇”，不在“战”。 要知道，刘邦连“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一马”的人都要“封侯”，看着不顺眼的功大也迟迟不封，属于典型的“恩仇必报”的性格，吕泽的协助，绝对是扶危定难、力挽狂澜，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汉帝国，自然配得上“佐高祖定天下”这六个字的评语。 除此之外，如果说还有什么决定性的功绩，恐怕只能是穿凿附会了。 ✩ 《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 葛承雍、马勇、张帆、蒙曼联袂推荐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大秦帝国事实重构 …………………… ◎ 编辑推荐 ★ 用制度经济学详尽解析大秦帝国运行逻辑的历史著作 ★ 通过对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的详细解读，重建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完整的秦朝制度模型 ………………………… ◎ 媒体推荐 这部著作给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画卷，远不是我们过去讲的商鞅变法、军功爵制、长平之战等熟悉的画面描摹，而是在苟刻严密的社会结构下，隐伏着一个随着统一六合却快速走向崩溃的宿命。 ——葛承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这部书不仅具有丰厚的专业学术含量，而且好读、有趣，令人不由自主地接续作者思索。 ——马勇，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本书借助社会科学理论视角，以大量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托，对“秦制”具体内容和秦朝兴亡原因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释，富有创见，值得重视。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 《秦砖》这本书就是力图通过一系列埋藏两千年之久的地下文献——秦简，来钩沉一个极重要而又极遥远的王朝，这个王朝既有“大秦帝国”的美誉，也有“暴秦”的恶评。这个王朝的运作方式，常常被人用“汉承秦制”的方式一语带过，它的挣扎与迷惘也因此被淹没在“雄汉”的严整与恢宏中，成为一个模糊而残破的背景。 ——蒙曼，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 ◎ 内容简介 秦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它的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其后的中国古代社会。那么，这一制度面貌到底为何，存世文献中的“秦制”是否为真正的“秦制”？“秦制”由何而来？在商鞅变法至秦朝灭亡的150年间，“秦制”本身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本书将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引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及张家山汉简等基层政务运作相关的记录细节，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力役制度”“兵役制度”“军队编制”“爵位制度”“文书吏制”“郡县官制”“财政制度”“商业制度”和“基层管理”的分期变化均有触及，又各有侧重；细致地重构了《商君书》《史记》《汉书》等存世文献中构建的“秦制”体系，以期追溯“秦制”的由来、解析秦帝国的运行逻辑，并挖掘秦帝国的速亡原因。 作者：刘三解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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