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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连根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亲自发表诔文（悼念文章），说：“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这段话很深情，大意是：老天呀，你真不够慈悲，就不肯为留下一位智慧老人，让他帮助我当好国君。现在，我一个人茕茕孤立，忧苦万分。呜呼哀哉！失去了仲尼先生，我都没效法、学习的对象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孔子去世让鲁国国君如此哀伤，这充分证明了国家领导人对国学大师的高度尊重，实乃千古佳话。可是，孔子的弟子却很不买账。对于鲁哀公的做法，子贡批评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则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子贡指出鲁哀公有两处“失礼”：其一，对孔子“生不能用，死则诔之，非礼也。”意思是，我老师活着的时候你不能用他，死了你却发表悼念文章来表达关怀，这本身就不靠谱，也不符合礼法；其二，鲁哀公自称“余一人”也不合礼法。按照礼法，国君应该称名以示谦逊，而不该称“余一人”。这一点跟现在礼俗其实是一致的，尊称是别人称呼你的，你自己在文章中当然不宜继续使用。如，别人可以称余秋雨为“余秋雨先生”，但余秋雨本人则不该这么说，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会谦称为“余某人”或“秋雨本人”。 那么，子贡批评鲁哀公对孔子“生不能用”又是指什么事呢？这就要结合鲁哀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来谈了。 鲁哀公是春秋时期鲁国“十二公”中的最后一位，后人将其谥号定位“哀”那实在是恰如其分的。“哀”这个谥号，既含有同情，也含有批判，用鲁迅的话概括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春秋时代本身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的程度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到了鲁哀公之时，即便是礼乐传统最深厚的鲁国，礼乐文化也已经崩坏得不成样子了。所以才出现了鲁哀公在诔文中称呼自己“失礼”的现象。也正是因为礼崩乐坏到了极点，孔子才奔走呼号，念念不忘恢复“周礼”，以弘扬礼乐文化，匡正社会风气。 与礼崩乐坏相对的是，鲁国的国政在鲁哀公之时也日益不堪。当时，鲁国的国政把持在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之中，因这三家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称之“三桓执政”，而身为国君的鲁哀公则是没有实权的。另外，身为小国的鲁国还受到吴、越、齐等大国的欺压，日子愈发不好过。 在国际国内大环境都不乐观的情况下，若鲁哀公本人能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情况或许会好转，可惜的是，鲁哀公这个国君也当得不太靠谱。其一，他带头违反礼法，非要将宠妾立为夫人，将妾所生公子立为太子，虽遭众人反对，但仍一意孤行，结果，“国人始恶之”。其二，孔子本是主张遏制“三桓”、为国君“正名”的，可是，鲁哀公对孔子的建议并不听从。鲁哀公十四年，齐国大夫陈恒杀害了齐简公，立齐平公，自任执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齐代姜齐”事件。弑君之后，陈恒害怕国际社会干预，就将此前齐国侵略鲁国、卫国的土地归还，以换取国际舆论对其弑君篡权行为的容忍和支持。这时，孔子斋戒三日，“而请伐齐”。在孔子看来，“陈恒弑其君，民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在春秋时代，弑君篡权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之所为，而对“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齐国不愿意依附陈恒的有一半人，此时若鲁国再去讨伐，鲁国是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在孔子想来，鲁国若能出头平息齐国的叛乱，不仅能在国际社会重新确立威信，对内也能加强国君权威，遏制“三桓”的势力。应该说，这是鲁国寻求重振的一次良好机会。可惜的是，鲁哀公没有听从孔子的建议，还以“子告季孙”（你去跟执政季孙建议吧）来推托。 对于鲁哀公“不争气”的做法，孔子当然很生气。孔子“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意思是说，我以前曾经做过鲁国的官员，所以不敢不说。须知，孔子早已赋闲在家，已经没有为鲁国操劳的义务了，只因为他以前曾做过官员，出于慈悲心和责任感才特意出来建言的。对孔子来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出来建言，心意已经尽到，鲁哀公听或不听，悉听尊便。如果不听，那只能是鲁哀公和鲁国的损失。 鲁哀公曾就修身的问题请教孔子，他说：“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意思是自己从小就生活在蜜罐中，“不知哀”，“不知忧”，“不知劳”，“不知惧”，“不知危”，该怎么学习当国君？ 孔子跟他说：“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这段话的大意是，您到祖庙祭拜，祖先生前所使用的器物尚在，而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样不就可以“思哀”了吗？您上朝听政，一件事情没处理好，祸乱就有了开端，如此用心，就是“思忧”；您上朝听政，大臣们总是在庭下听从您的调遣，您由此即可“思劳”；您若走出鲁国国门，到郊外看看，您会看到从前亡国朝代的废墟，这就是“思惧”呀；国君是船，百姓是水，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便是“思危”。孔子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情景告诉鲁哀公如何“思哀”、“思忧”、“思劳”、“思惧”、“思危”，可感可触，今日读之，亦能感受到孔子教学水平之高妙。可惜的是，鲁哀公并没有按照孔子说的去做。 鲁哀公还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政在选臣。”还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是，提拔正直无私的人做高官，不用那些邪恶之人，老百姓就服从管理；如果提拔腐败邪恶的人做高官，不用正直无私之人，则老百姓就不服从管理。 鲁国的执政官季康子曾对鲁国盗贼横行的情况很忧虑，也曾向孔子问政，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意思是说，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如果身在上位的高官不贪图财物，你即便是给赏赐，老百姓也不会去做盗贼。可以看出，孔子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是，“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惜的是，无论是鲁哀公还是季康子，他们都不愿意也不肯在“正己”上下功夫，所以，“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就在鲁哀公十四年的春天，鲁国在一次大型的打猎活动中捕获了麒麟。麒麟本是瑞兽，现在居然被猎杀，看到这种情形，再联系自己及其所处的时代，孔子感物伤怀，说：“吾道穷矣夫！”并喟然叹曰：“莫我知夫！” 两年之后，孔子去世。 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曾说：“曾经有一段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这段话不光对爱情适用，对其他事情也适用。对普通人来说，能亲近圣贤、当面向其请教，何偿不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是，对于这样的机会，如果人们不懂得珍惜，那他以后大概也是要后悔莫及的。鲁哀公之于孔子就是如此。孔子是圣贤，他曾给过鲁哀公建议，可是，鲁哀公不听，鲁国也“终不能用孔子”，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机会失去之后，鲁哀公才后悔莫及，说什么“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云云。其实，哪里是老天不慈悲呀，老天明明将孔子安排在你身边，是你自己没有珍惜，“生不能用”呀。 孔子去世之后，鲁国的国政继续恶化，鲁哀公的日子也更不好过。鲁哀公二十五年，他在宴会上，面斥季康子和孟武伯，将鲁国的政治矛盾公开化，君臣之间变得水火不容。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而“三桓亦患公之妄也”，鲁哀公嫌实际掌权的“三桓”家族太放纵，想借诸侯的实力清除“三桓”；“三桓”呢，也觉得鲁哀公太狂妄了。于是，君臣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一次，鲁哀公出游，在孟孙氏门前的大街上遇到孟武伯，他试探地问：“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意思是，我冒昧地问一句，我能得到善终吗？三问，孟武伯均不答。鲁哀公感到形势不妙，就辗转“如越”，流亡到越国，希望越国能帮助他清除“三桓”，实现复国。结果，越国不肯帮助他。随后，他四处流亡度日，他先后流亡卫国、邹国，最后又到越国，可是他到死也没能再返回鲁国。更可怕的是，鲁哀公去世后，鲁悼公即位，“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可以说，在与“三桓”的斗争中，鲁哀公彻底失败了。他不仅自己落了个客死异乡的悲剧，而且鲁国公室的地位也由此更加不堪。 说到底，鲁哀公犯的是跟众多凡夫俗子一样的毛病：拥有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若问：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原因也很简单，一切珍惜都需要先从“正己”做起。肯在“正己”上下功夫，自己成了明白人，才会知道什么值得珍惜并懂得用什么方式珍惜；如果不肯“正己”，自己一身毛病，珍惜之说往往无从谈起，即便这些人心里想“珍惜”，可在需要拿出行动，抓住难得机会之时，他们也会因“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等原因而与大好机缘失之交臂。机会失去之后，他们当然也会后悔，他们后悔之时所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往往蛮深情的，很多人也会为之感动，可是在有智慧的人（比如子贡）看来，他们追悔之际的种种表现亦大可质疑。原因就是：若上天再给其一次机会，他们多半依然如固，还是不懂得珍惜。这便是好多人一次次地与好人、好事、好机会擦肩而过的重要原因。不懂得珍惜，很多好机缘就会错过，若干次的错过，就会铸成了一生的过错。枝繁叶茂的过错，结出的果实一定叫做“后悔莫及”。更可怕的是，上天一般也不会再给人以重新来过一次的机会（可能是因为给了也没什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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