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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小编手一抖，让小伙伴们多读了一次山田洋次，不知大家对这位庶民剧大师的印象是否更深些？小编在此向大家表示歉意。为了表示诚意，小编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小小福利：活动期间凡在微店购书即送精美电影剧照书签一套6张，不用满85元也送哦！大家快快行动吧。今天说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著名电影导演，他的作品“蓝白红”三色和《十诫》脍炙人口。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了他的《十诫》。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电影类型：历史、经典与叙事》对其有专节介绍，我们今天特选摘部分内容，希望有助于大家更好地走近这位“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同时也纪念这位电影诗人即将到来的75周岁诞辰（6月27日）。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表示：“我对波兰的爱有点像一个多年婚姻里的爱，夫妇两人了解彼此的一切，而且相互有些感到无聊，可是当其中一人死亡时，另一个会紧随而去。我不能想象没有波兰的生活。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 1941 —1996）在波兰华沙出生。“二战”期间，他父母的家多次搬迁。战争结束后，他父亲得了肺结核，并在疗养院里度过一段时间后死于这种疾病。那时基耶斯洛夫斯基还只是一个男孩子。父亲的去世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死者给予生者的打击后来成了他的许多电影的流行主题。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童年十分暗淡。他母亲不得不干一系列文职工作来养家糊口，而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则患有肺病。 1957年，他不带任何职业目标地进入了华沙的一个戏剧技巧学校，因为他的一个亲戚在那里当领导。基耶斯洛夫斯基决定成为一名戏剧导演，但那时还没有培训这种导演的具体科目，因此他选择学习电影作为一种过渡步骤。后来他申请去声望很高的波兰洛兹电影学院学习，也就是包括罗曼·波兰斯基（ Roman Polanski, 1933— ）和安杰依·瓦依达（ Andrzej Wajda, 1926— ）等人为校友的那所著名的国立电影学院。基耶斯洛夫斯基两次被拒绝后才入学，并在 1969年完成了电影学业。从洛兹学院毕业后，他开始制作有关波兰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可是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来意识到，这些纪录片的镜头会被当局用来迫害公民时，便醒悟过来转为创作故事片。如同大多数波兰人，基耶斯洛夫斯基从小受罗马天主教熏陶，与上帝保持一种他所谓的“个人和私下的”关系。● 波兰：基耶斯洛夫斯基曾经表示：“我对波兰的爱有点像一个多年婚姻里的爱，夫妇两人了解彼此的一切，而且相互有些感到无聊，可是当其中一人死亡时，另一个会紧随而去。我不能想象没有波兰的生活。 ”（Stok, 1993, p.1）波兰在历史上的厄运是它地处发生冲突的两个巨头之间：德国与俄罗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描绘了他的国家从前苏联的卫星国朝欧洲相对繁荣的过渡。《机遇之歌》（1981，见 2.1.2.3）、《十诫》（The Decalogue, 1988 —1989，见 2.2.3.1）和《蓝白红三部曲之白》（Three Colors: White, 1994，见 2.2.3.4）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有关波兰这一主题的三部国际昀知名作品。这些电影侧重波兰人的观念转变，而不是政治本身。
● 命运、机遇和巧合：如果回顾生活里典型的一天，我们总是遇到陌生人。而这些偶然的相遇有时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过程发生戏剧性作用。在他的自传《基耶斯洛夫斯基论基耶斯洛夫斯基》里，他谈到了这一概念对自己的吸引：“（这种想法）丰富且有趣……即我们每天都面对一种选择，它可能结束我们的整个生命，而我们对此却全然不知。 ”（Stok, 1993, p.113）所有这些在对照影片《罗拉快跑》（Run Lola Run, 1998，见 2.1.3.2）和《两杆大烟枪》（Lock, Stock and Two Smoking Barrels, 1998，见 5.2.6）后并没有多大新奇之处。但这两部电影的创作灵感部分来自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机遇之歌》。基耶斯洛夫斯基所做的更为独特的贡献在于他那种把主题编织到故事里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然没有故事板，只有（一些影像的）联系，其意义必须隐藏起来而不被披露……一旦确定了一个微妙的联系网络，我们把一般的电影逻辑颠倒过来。不是预先警告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设计了后来的场景去表明有些早期的、表面偶然的事件对于这个故事是十分重要的。 ”（Insdorf, 1999, p.171）
● 镜像反射：大量显而易见的镜像和重复遍及他的电影，作为相同的视觉模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不同的情况下。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简单的电影语法，基耶斯洛夫斯基试图通过这种语法向观众灌输一种似曾见过的感觉。但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也表明一个更深层的假设，这有关人物未满足需求的一些无可解释的隐藏联系。
● 波兰电影的文化重要性下降了：当波兰作为受前苏联间接控制的卫星国时，电影尽管受到审查，却是一种具有浓厚思想价值的艺术形式。无论纪录片还是故事片，电影作品都表达了波兰人的社会良知，因为影片建议的思想和信息避开了官方的政治宣传。但后来随着商业意识占上风，娱乐模式剥夺了电影媒介的大部分文化分量。如基耶斯洛夫斯基所指出的：“在 20世纪 60年代、 70年代和 80年代初，电影起作用……我们很容易对公众讲述他们理解的故事，尽管处于审查制度下。现在观众不知道他们要看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Insdorf, 1999, p.183）● 电影作为国家之间对话的重要性：临近他生命结束时，基耶斯洛夫斯基在牛津大学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 “（电影）来自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假如有什么值得为文化所做的，那就该是触及连接人们而不是分裂他们的主题和情况。世界上存在过多分裂人民的事情，如宗教、政治、历史和民族主义。如果文化能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找到联合所有人的东西。联合人们的事情很多。无论你是谁或我是谁，如果你牙疼或我牙疼，仍然是同样的痛苦。情感是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因为‘爱’这个字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意义。或者‘恐惧’，或者‘苦难’。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害怕，而且怕的是同样的东西。此外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去爱。这就是我表达这些事情的原因，因为在所有其他的事情里，我会立即发现分裂。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生涯与两位长期合作者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是编剧克日什托夫·皮尔斯维奇（ Krysztof Piesiewicz）和作曲家兹比格涅夫·普瑞斯纳（ Zbigniew Preisner）。皮尔斯维奇曾是一位审判律师，他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合写了他的所有电影剧本，从《十诫》开始。作曲家普瑞斯纳则为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无休无止》（No End, 1984）以及他随后的大部分电影创作了配乐。音乐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故事里起了突出的作用，此外由普瑞斯纳作曲的音乐片段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本身里被称为一个虚拟荷兰作曲家（ Van den Budenmayer）的作品。从《十诫》开始，基耶斯洛夫斯基有意在这个系列剧的每一集和他编剧皮尔斯维奇作曲家普瑞斯纳后来的许多电影中试用不同的摄影师，以变换他的作品外貌。
尽管不少好莱坞电影厂是欧洲移民创建的，欧洲的电影制作却遵循与美国迥然不同的路径。通过解读14种电影类型200多部欧洲电影，本书为读者详细介绍西方的一个独特文化世界：那些国家的现代生活以及它们面对全球化娱乐业的压力如何尝试保护本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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