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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了下半本《银行的秘密》，这是今年所读的第44部书。 上半本《银行的秘密》，讲的纯粹是经济学理论。而下半本《银行的秘密》，讲的是中央银行的历史。可以看出罗斯巴德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学派经济学家，并且也是金本位制的捍卫者。上半本书说了制造通胀的政府和银行如何攫取财富。下半本从1688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的诞生，一直讲到1928年美联储在国内实行信用扩张。当然也包括其中政府和银行的寻租交易。 中央银行制度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作用非凡，在历史上，它的产生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确切的说，最早的中央银行制度出现于17世纪后期的英格兰，它是濒临破产的政府和利欲熏心的金融集团之间肮脏交易的产物。 1688年惨烈的英国内战结束。在穷兵黩武的战争后，威廉政府背上了巨量的赤字。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加之政府不良的信用记录，通过向国民发债进行融资这条路已经行不通。英国政府当然也希望提高税率，但是此前刚结束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起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王的增税引发。此时，一位野心勃勃的银行家威廉·帕特森给议会呈报了一个提案。帕特森提议由他所在的集团——也就是辉格党人——组建英格兰银行。该银行拥有一系列国家赋予的特权，包括发行货币；作为回报，该银行发行的货币大部分用于填补英国政府赤字。简而言之，既然没有足够的私人储蓄者为政府赤字筹资，帕特森集团愿意慷慨解囊购买政府债券，但前提是他们能够以凭空创造并内含特权的银行券来支付。基于以上交易，英格兰银行的牌照在1694年通过。并且，威廉国王本人和议员们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成为了这个货币工厂的股东。 英格兰银行迅速印发了76万磅英镑之巨的银行券，其中大部分已购买政府债务。这立即产生显著的通胀效应，在短短两年间，英格兰银行即在一次银行挤兑中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其竞争对手——一群私人金匠煽动了这场阴谋，他们兴奋地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将巨额的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危难之际，英国政府做出一个关键决定，这个决定给英国和美国的银行业开创了一个遗患无穷的先例。1696年5月，英国政府允许英格兰银行暂停铸币兑付，即免除其以黄金兑付纸币的法定义务。它不仅仍然继续运营印发钞票，而且还强迫其债务人兑付。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其纸币对黄金立即贬值了20%，因为没人知道银行是否会恢复黄金兑付。两年后黄金兑付才得以恢复，然而在英格兰银行最早的历史中，只要一经压力，就会宣布暂停黄金兑付。比如和辉格党的对手托利党抗衡时，又或者南海泡沫破灭后引发的挤兑潮中，又或者苏格兰王子起义。 除了暂停黄金兑付。在1697年，英格兰还与政府勾结颁布了其他法令：禁止在英格兰成立其他公司制银行；此外，伪造英格兰银行券将被判处死刑。在1708年，议会又赋予英格兰银行一项特权，规定除英格兰银行之外的其他任何公司都无权印发银行券，并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到任何6人以上的合伙企业。这些组织既无权印制可按需赎回的银行权，也无权发放6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通过这种方式，英格兰银行成为公司制及中等及以上机构中唯一能发行银行券的机构，其唯一的竞争对手是7人以下的合伙制小银行。
1826年~1833年，英格兰银行业开始开放，但是力度仍旧不大。在伦敦城内允许成立存款银行，但不允许成立发钞银行。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永久的法定货币发行权。此外，地方银行曾被要求以黄金兑付，但是现在它们可选择以英格兰银行券兑付。从那时起，英格兰银行开始作为一个完全的中央银行运作：地方银行几乎将其所有准备金存入英格兰银行，当有需求时可以提取黄金或者英格兰银行券。由于中央银行的种种恶行，1844年的首相皮尔不是没有对此作出反应。他力推全额准备金制度，然而可惜的是，皮尔派系却决定授予中央银行绝对的货币权力。这就好比让狐狸去掌管鸡笼。1844年后信贷继续扩张，英格兰银行法定货币发行量的上限从过去的1400万英镑到1928年的2.6亿英镑。英格兰银行利用100%的准备金发行支票，巧妙了绕开了《皮尔法案》。 而同期的苏格兰则尽享发达的自由竞争银行体系之福。与英格兰银行制度不同的是，苏格兰银行业在其免受监管的120年里，从来没有演变并最终形成中央银行制度。与此相反，苏格兰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铸币储备，对自身的清偿能力负责。那个时期苏格兰的银行券从来就不是法定货币，然后它却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借由发达的银行券交易清算系统，单个银行超发货币的行为受到控制。由于每家银行都必须遵守规则，随时根据要求兑付，因此每家银行通常都愿意接受其他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英格兰只允许7人以下的合伙制银行，导致这些地方银行势单力薄，而苏格兰银行则可以公司制设立，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因此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公众认可。苏格兰银行业相对健全的一个例证是，苏格兰发行的银行券在英格兰北部地区广泛流通，而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从未向北流出过国境。在1826年，英格兰北部的居民曾经向议会请命，要求允许其使用苏格兰货币。申请人提出，除了一次例外外，他们过去50年间从没有因使用苏格兰货币而遭受损失。然而在同一时期，英格兰北部银行的破产事件是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难以承受的毁灭性打击。然而在，1845年，《皮尔法案》在苏格兰实施。这意味着在苏格兰再也不允成立新的发钞银行，现存银行新发行的银行券需在金库里存放100%的贵金属作为准备。这使得苏格兰银行业也转向了支票账户业务。 介绍完了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第1家银行同时也是美国最早的商业银行。1781年春，在罗伯特莫里斯的推动下，美国国会批准成立北美银行。作为一名费城富商和国会议员，莫里斯实际掌控的独立战争时期几乎全部财政经济大权。作为战争物资的承包商，莫里斯将国库中的巨额财富输送到自己的商业货运公司，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合伙人也从其中得利。为了复制重商的英国式政治经济体制，莫里斯发起并建立了北美银行，为了自己和盟友提供廉价信贷。这家私营的北美银行采用了英格兰银行模式，它以铸币为基础发行银行券，实现货币信贷的扩张。 由于国会被银行的创始人和主要所有者控制，北美银行如英格兰银行一样，很快就获得了赋予垄断特权的联邦特许状。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支付联邦和州政府所有的税费，并与铸币平价。另外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法令，禁止其他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经营。作为利益交换，北美银行必须将其新发行的货币借给联邦政府，由于这些债务最终由政府通过税收来偿还，所以支付北美银行本息的是倒霉的纳税人。 尽管北美银行被赋予垄断权利，其发行的纸币和铸币之间有着名义上固定的兑付率，但是市场对这种货币仍信心不足。在北美银行费城总部之外的其他地方，其发行的银行券都在贬值。为了力挺银行券，北美银行甚至雇人去阻止人们将银行券兑换成铸币，然而这种手段对于增强人们的信心于事无补。在莫里斯的政治生涯走下坡路后，他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了北美银行的定位，将其变为一家纯粹商业性质的州立银行。截止1783年底，联邦政府将其北美银行的所有股份都出售给了私人，总计大约北美银行资本金的5/8，而美国政府对银行的欠债也基本偿还完毕。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第1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然而在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央银行不可能长期缺位。1791年汉密尔顿批准国会成立了第一合众国银行，其中联邦政府占1/5的股份。汉密尔顿宣称想要解决所谓的铸币稀缺性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第一银行发行大量纸币，并投资于政府债务或对生产制造商进行低息贷款补贴。在20年的经营许可期内，第一银行是唯一一家拥有全国特许经营权的银行。截止1796年，第一银行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多达820万美元的贷款，造成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从1791年的85攀升到1796年的最高值146，涨幅高达72%。由于第一银行的成立和货币扩张政策的实施，使得商业银行在5年里从最初的4家猛增至22家。 1811年第一银行的经营特许状到期，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一票之差否决了特许证的续签。历史学家普遍误以为中央银行的设立可以遏制州立银行的信用扩张倾向。从而支持国会续签特许证的主要势力是商人、商会以及大多数州立银行，这不禁令人深思。商人们发现第一银行以低利率扩大信贷，缓解了货币稀缺性问题。州立银行的支持更值得我们深思，他们高歌第一银行的“益处”，同时担心国会收回特许状迫使其清算可能引发信贷收缩。 虽然中央银行经营特许状没有被批准，但是银行业也并未获得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自由银行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当银行不能以铸币兑付纸币和支票账户余额时，银行必须宣布破产倒闭。可以说破产机制的存在是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基础。但是联邦和州政府却不允许银行破产，这才是自由银行制度没有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 1812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货币金融秩序非常混乱，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已经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由于不再受到贵金属兑付的约束，银行开始疯狂扩张，而银行券的贬值成为制约其扩张的唯一因素。显而易见，国家不会允许这些不规范的私人银行无限制的发行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有两种方法，其一便是由强硬派共和党提出的使用硬通货流通的方法，这也被联邦党人认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届时将强制银行兑付铸币，可以想象新英格兰之外的大多数银行都将无法实现兑付，到时破产清算不可避免。泛滥的银行券很快会得以清算，铸币将重新回到流通领域。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从此打住，也许永远终结。 但是民主党中的温和派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效仿原先联邦党的做法，于1618年成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史上称作第二合众国银行。第二银行不过是第一银行的翻版，正所谓换汤不换药。它仍然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控股20%的私营企业，其作用是发行全国通用纸币购买公共债务，并接受国库存款业务。第二银行的银行券和支票账户可以兑付为铸币，联邦政府接受其作为税收支付手段赋予其准法定货币的地位。 1817年1月第二银行开业之初，即与各州银行达成了一笔不道德的交易，彰显了其成立的意图，旨在支持而非限制州银行的扩张行为。在第二银行成立后，有一个提案，政府仅接受铸币、政府债券、中央银行券或者州立银行发行的即期可兑付银行券作为税收的支付手段。简而言之，1817年2月20日之后，政府不再接受州立银行发行的不可对付银行券。然而第二银行不但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迫使州立银行尽快实现铸币兑付，而是与波士顿之外的主要城市的银行进行了会谈，同意其在实行铸币兑付前，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以及弗吉尼亚发行600万美元的纸币。作为回报，州立银行同意继续铸币的兑付。除此之外，中央银行还与州立银行达成紧急时刻互相协助的共识，这意味着第二国银行给予州立银行更多扶持。正是由于第二银行与州立银行的交易，1817年后，州立银行恢复铸币兑付变的有名无实，通货膨胀加剧。1819年到1821年萧条时期，铸币兑付再次大规模暂停。从1817年开始，银行券兑换铸币的兑付率不断发生变化，这正是对付机制失效的重要标志。 由于第二银行不敢要求州立银行以铸币兑付，这就使得情况变得非常糟糕。1817年到1818年，第二银行自身无法募集到法定的700万美元的铸币资本金，而州立银行在第二银行的负债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正如一位研究合众国银行历史的历史学家所说：“许多大人物都是州立银行的股东，合众国银行要求州立银行用铸币来兑付是不明智的行为，更不用说借贷人总是渴望银行持续放贷的想法了。”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第二银行持有的铸币从来没有超过250万美元，而在顶峰时期，它发行的银行券高达2180美元。也就是在不足1年半内，第二银行向经济中净注入了1920万美元货币。并且，第二银行的费城和巴尔的摩分行还出现了公开欺诈行为，它们滥发的货币最终流向了纽约和波士顿分行，被以平价兑换成铸币。也就是说，西部分行的欺诈让东部分行付出了代价。 第二银行的扩张促使了州立银行膨胀式的发展。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816年的232家猛增到1818年的338家，仅肯塔基州在1817年到1818年就成立了40家新银行。据估计，全国货币供应量由1816年的6730万美元增加到了1818年的9470万美元，两年时间增加了40.7%，其中新增的部分主要来自第二银行。这种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第二银行与第一银行一样，在20年之后并没有被批准继续经营。经济学家们一直笃信，杰克逊消灭第二银行以及将国库资金转移至州立银行的行为非常鲁莽。他们认为，各州立银行在摆脱了中央银行的控制后，开始无节制的发行纸币，而随后的两次银行挤兑恐慌和灾难性通胀也是因此产生。然而最近史学家们的观点发现了根本性转变。首先在比德尔管理下，第二银行发行银行券和设立的支票账户，从1823年1月的1200万上涨到1823年1月的4210万美元。年均增长27.9%。基础货币的急剧膨胀导致货币供应量相应从8100万美元猛增到1.15亿美元，年均增长10.2%。无疑，19世纪20年代货币扩张的根本动力来源就是第二银行，它根本不是限制州立银行的扩张，反而它是信用膨胀的始作俑者。 虽然从表面上看商品批发价格指数在1823年至1832年期间基本保持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信用的膨胀没有副作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任何形式的银行信用“扩张-收缩”都会导致经济的“繁荣-萧条”交替循环，但价格未必上升，其原因在于产品和服务的增长吸纳了多余的货币。在19世纪20年代，如果没有信用扩张，价格应该会下降，这正如1929年大萧条时，价格的下降使得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投资和生产巨大繁荣带来的福祉。 1839年到1843年间的通货紧缩对于美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它清理了很多不良投资债务和不健全的银行。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是否会像我们通常那样认为对生产贸易和就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答案是没有。4年的通货紧缩使得实际投资下降23%，与之相反的是实际消费增长2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6%。似乎只有在通货紧缩的最初几个月，经济处于艰难中，但其他大部分时间经济都处于增长期。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前。 要强调的是，虽然中央银行在南北战争之前不复存在，但是那时的自由银行制度，和本书所提及的自由银行制度完全不同。在真正的自由银行制度下，银行业的进入完全自由，政府对银行既没有补贴也不进行控制，银行一旦不能兑付铸币，就必须歇业关门。而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却不是这样。现实中银行受到大量条条框框的限制，包括州立银行委员会颁布的规章以及很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这都极大的阻碍了银行有着自由进入。南北战争之前的自由银行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银行能够以其投资的政府债券为基础扩张银行券的发行和支票账户的建立。实际上政府债券成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多倍扩张货币供给。除了不时的允许银行暂停铸币兑付外，联邦政府还有州政府还赋予它另一项特权——允许纸币缴纳税款。另外设立跨州分支银行是被禁止的，这极大限制了银行间以铸币兑付的速度。 尽管内战前银行体系的分散化经营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但是银行却能够自由地进行尝试和改进。最成功的案例是由私人开发的萨福克体系，它使得所有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能够使用快速而高效的清算体系。当时波士顿的萨福克银行多年来饱受新英格兰各种地方银行券贬值的困扰，它于1824年决定购买这些银行的银行券，并有计划的要求这些银行进行铸币兑付。到1838年，新英格兰的几乎每一家银行都在萨福克银行存入铸币，用于偿付它们的债务。虽然萨福克银行只是一家私有银行，但是正是由于其行使了清算行的职能，新英格兰地区的每家银行都能放心地以平价接受其他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相对于第二银行获得普遍认同，萨福克银行严厉执行铸币兑付的做法，引起了州立银行的极大反应。然而怨声载道的州立银行却不得不遵行萨福克规则，否则它的银行券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领域流通，并且会迅速贬值。同时萨福克银行也通过这些永久无息的存款基础上放贷和允许会员银行透支获取了丰厚利润。萨福克体系的成员银行都顺利度过了这一时期的银行危机。1837年大恐慌期间，康涅狄格州没有一家银行倒闭，甚至没有停止过铸币兑付，而它们都是萨福克体系的成员。 而南北战争的到来，引起了全国范围内银行体系的巨大变革，其影响甚至超过1812年战争。在美国内战期间，北方政府资金主要来源于印制绿币 。绿币的泛滥使得财政部和整个银行体系在1861年12月不得不暂停铸币兑付。于是此后的20年中，美国的银行体系再次变成持续贬值而不可兑换的法定信用货币制度。 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欠下的巨额债务，造就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大亨杰伊库克。库克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财政部长柴思在1862年制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授权库克公司垄断政府债券承销。库克迅速投身到鼓动广大公民购买政府债券的工作中去。过程中，库克完全是为了兜售债权，却在无意中创造了公共关系和公共宣传的艺术。他曾经宣传册上写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国家债务是国家的福祉，国债是公共财富、政治团结、工业发展和国家货币的安全基础。”并且库克还笼络大多数媒体，使得他们在各自的报纸上写热切的社论支持自己的事业。 库克在获得政府债券承销垄断权后，立即与财长柴斯和参议员谢尔曼共同推动了一项议案——国民银行制度方案，这一法案比绿币对美国货币制度的影响更为深远。国民银行体系摧毁了之前分散但还相对成功的州立银行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集成式、更具扩张倾向的银行体系。它由华盛顿和华尔街银行共同维持，即便是1879年绿币被淘汰、铸币恢复后，国民银行的体系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准中央银行的货币体系为美联储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国民银行体系的“内在矛盾”迫使美国要么直接采用中央银行制度，要么完全取消集权银行返回到分散的州立银行模式。考虑到州政府干预的内在动力，以及进入20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中央集权理念，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做出不幸的选择。 打着战争的旗号，柴斯和谢尔曼设立国民银行购买巨额美国政府债务。对于柴斯来说，他需要一个能够保证内战期间大量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的市场。而对于库克来说，他想获得发行债券的垄断收益。而对于银行业来说，希望将政府债券与银行的货币扩张牢牢的捆绑在一起。国民银行的牌照由华盛顿特区的货币监理署颁发，任何符合法定条件的人都可以获得牌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银行业是自由的，但是法定要求却十分严格。比如农村银行要5万美元，大城市的银行更是高达20万美元。并且，国民银行根据地区所在不同分为三类：中央储备城市银行，当时只在纽约设立；储备城市银行，设在人口超过50万的其他大城市；地方银行包括除两者以上外，所有的其他国民银行。中央储备城市银行必须以财政部发行的法定货币的形式，保持银行券和存款总额25%的现金准备比率，财政部发行的法定货币，包括金币、银币和绿币。对于储备城市银行，法定准备金中有一半可以是库存现金，另一半可以是存放于中央储备城市银行的活期存款。地方银行的法定准备金比率仅为15%，其中现金占准备金比例必须达到40%，其他60%可以是存放在储备城市银行或中央储备城市银行中的活期存款。 总之，南北战争前州立银行体系的分散结构被一个倒金字塔的国民银行体系所取代，其中地方银行以储备城市银行为基础扩张，储备城市银行又以纽约的城市银行为基础扩张。在南北战争以前，每家银行都必须保持自己的铸币准备金，任何在铸币基础上派生的银行券和存款都受到其他竞争银行以及民众铸币赎回要求的严格限制。但现在，所有国民银行都在纽约中央储备银行准备金基础上进行扩张，而且这些准备金并非只有铸币，还有贬值的绿币。此外，每一家银行纸币扩张都与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紧密相连，这种方式是南北战争之前自由银行制度的创举。国民银行只有在美国财政部存放债券作为抵押品才可以发行等值的银行券。因此，国民银行只能在购买美国政府债券额度内扩大纸币发行。这一规定使国民银行体系与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扩张密切相连。联邦政府为其债务发行建立了一个有保障的永久性市场：银行信用体系想要扩张，就必须购买更多的国债。 《国民银行制度法案》中的其他几个条款对这一倒金字塔式体系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国民银行必须平价兑付其他国民银行的债务。自由银行制度下有一个规律：在银行券或者支票的膨胀的时期，越远离银行总部的地区货币贬值越快。然而，该条款强制平价兑付的规定打破了这一规律。另外，联邦政府同意国民政府发行银行券和开具的支票按平价来缴纳税费，从而赋予其准法定货币的地位。尽管联邦政府给予这么多优惠条件，1867年的经济危机仍使得国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相对绿币贬值，甚至有不少国民银行破产倒闭。 这样一个国民银行体系创建后，银行恐慌还是屡见不鲜，1873年、1884年1893年和1907年都出现了铸币兑付的暂停。银行家们发现国民银行体系的卡塔尔联盟虽然有用，但是还不够。他们认为需要由中央银行做最后的放贷人，当银行有麻烦时，中央银行就是能够随时救治他们的圣诞老人。此外，中央银行还需要为货币供给提供弹性。在国民银行时代的后期，银行家们和经济学家们经常抱怨货币供给缺乏弹性。通俗一点来讲，就是没有政府机制来确保货币的供应增加——尤其是经济恐慌和低迷时期，在那样的时期，银行十分希望得到救助，以免业务收缩。由于纸币发行依赖于银行存入国库的政府债券，因此国民银行体系极度缺乏弹性。银行一直希望能得到补贴和组成更有效的卡塔尔联盟。最终在1913年威尔逊政府推动的联邦储备法案，在国会以绝对优势通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建立联邦储备体系中两位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都是保守主义者，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以后，他们却用大量时间来攻击美联储的信用扩张政策。 美联储不但具有权威性，还拥有法定的印发纸币的垄断权。新的联邦储备体系是专门设计出来的信用膨胀发动机，能够收缩自如的控制扩张程度，并保持整个体系扩张的同步性。首先整个银行体系被改造，印制纸币的特权，唯一的被赋予了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储备体系中的成员银行不再拥有纸币印刷权，而只能以提取在美联储存款的方式从美联储购买纸币。中心储备城市银行、储备城市银行和地方银行还实行差别准备金政策，但是现在，美联储是整个银行金字塔的唯一基础。因此黄金储备从国民银行集中到美联储，整个银行体系就能以更高的比例进行信用扩张。所有的国民银行都必须成为美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州银行可以选择自主加入，但是非成员银行也是被受控制的，因为它们必须在美联储的成员银行开立存款账户，才能帮助其客户获得现金。 美联储集中所有准备金把信贷扩大到最大化，规模远超分散银行体系时代和国民银行体系时代，因为银行体系不再留出超额准备金以防挤兑。但这远不是联邦储备体系催生通货膨胀的唯一手段。在其成立之初，流通中最重要的一类纸币是金券，由美联储发行，并且拥有财政部黄金资产的100%支持。但是过了几年，美联储回收流通中的金券并代之以联储纸币。但是由于联储纸币只有40%金券的支持，这意味着60%的黄金可以用来支持银行货币的成倍扩张。 另外，先前的准备金率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导致活期存款翻了一番，这也是美联储的一大创造。在美联储建立之前，所有银行的平均准备金率是21.1%。而1913年准备金率被降到了11.6%。到了1917年，又进一步被降到9.8%。这就使得货币供应量从1913年末到1919年末成功翻番。银行活期存款总量从1914年的97亿美元上升到1920年的191亿美元，同时，纸币和活期存款的总量从115亿美元增长到233亿美元。在这六年期间，非成员银行的存款只增长了1/3，而成员银行的存款却增长了250%，这一事实足见美联储对货币的刺激作用。相比活期存款，在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初，还有另一个刺激信用膨胀的手段，就是首次大幅调低定期存款或储蓄存款的准备金率。在国民银行体系的时代，无论是定期存款还是活期存款，都适用21.1%的平均准备金率。最初的联邦储备法把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到5%，在1917年要进一步降低到3%。而研究进一步指出，定期存款扩张程度最大的是中心储备城市，因为美联储在这些城市可以进行所有类型的公开市场操作。作者认为美联储成立之后引发的大通胀，直接引起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最后，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英国。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英国说服其他欧洲国家回归虚假的金汇兑本位制，这并非真正的金本位制。每个国家要将准备金以英镑的形式储存在伦敦，再由伦敦将英镑兑现成黄金，而各国的纸币不能直接兑付为黄金。这样，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处于以英镑为基础的金字塔上端，而英镑本身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处于快速贬值中。如此，英国就可以大量印刷英镑，而无需担心不断积累的英镑要兑换成黄金。被高估的英镑对英国出口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使得英国经济的20世纪20年代逐步进入萧条。为此，英国劝导其他欧洲国家也高估本国货币，从而抑制它们对英国出口，并刺激它们从英国进口。然而几年过后，其他国家账户中的英镑余额大量积累，一时积重难返，导致20世纪20年代草草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英国对其他欧洲国家占有一定优势，能够施压或强迫他们加入热那亚体系。但是这一套对美国不适用，美国并非英国所能控制。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信用膨胀政策是最失策也是最危险之处，在于国内黄金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最后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自食其果。对于英国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美国也大肆进行货币扩张，实行信用膨胀政策，这样它就不会再向美国输出黄金。（参考G20电话会议） 英国派出说客诺曼成功说服美国大肆进行货币扩张。其中搭桥的推动者就是亲英法的摩根财团。摩根财团垄断了一战前英国和法国在美国发行债券的承销业务。不仅如此，摩根公司还向协约国出口军需用品和武器的军工厂提供资金支持。英法可谓摩根财团的衣食父母。当时，威尔逊总统身边都是摩根的人。威尔逊的女婿财政部长威廉·G·杜卡麦，被摩根财团拯救于金融破产。威尔逊神秘且有权势的外交政策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与摩根在德克萨斯州的铁路生意有关系。而时任美联储行长斯特朗也和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斯特朗又与英格兰银行行长、热那亚体系的创立者诺曼有着很深的交情。斯特朗在1928年向他的助手承认：“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正在为帮助其他国家回归稳健的金融和回避基础而受到惩罚。”这里就是指帮助英国维持虚伪的和信用扩张的金本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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