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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诗人万龙生先生，对新诗格律化的探索和努力，到了痴迷的程度。曾读过他不少有关文章，甚是感动。不久前他写了《关于新诗与旧诗的杂记》，忽然转而真情感叹和赞美旧体诗，读之甚感意外，不免有些伤心了，为他的悲哀而悲哀。知道他疲倦了，对新诗格律化彻底灰心了。随后又从《太原日报》文学副刊读得李珂先生《“新诗格律化”：注定失败的“尝试”》，有些话虽亦在理，但过于偏激，大伤许多新诗诗人的心。新诗迄无成就，不知出路何在，与无格律甚至不押韵的形式有关，因此被讥为分行的散文。显而易见，新诗格律化，还是应该提倡和探索。 所以，这里愿意谈谈赵乐强先生的《家山杨梅红了》。 看此书名，读者一定以为是一本新诗集。非也，《家山杨梅红了》不是新诗，而是格律诗词，并且是严格的格律诗词。格律遵传统，诗却不完全是传统诗词的语言，而善用新诗语言。 如五言绝句《清晓》：“檐头两只鸟，叽叽鸣清晓。推窗欲近看，卜卜飞走了。”语言不但没有多少传统诗词味道，而且连新诗也不像，简直就如日常白话，但却好读，活泼而有生活气息。进一步细咀嚼，似乎还含有哲理。又如《早春雁湖岗》：“青苍万仞山，未见雁儿还。难得离天近，卧云半日闲。”很好地写出了闲游情调，语句却平易自然如白话。七言绝句如异域吊古之作《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小松林外老寒风，铁血当年篝火红。第聂伯河流日夜，弥天飞雪吊英雄。”则不乏新诗味道。这样的诗，谁能说它是传统诗词语言而不是新诗语言？ 便是须对仗的律诗，有时也完全用的现代语，明白好懂，与新诗语言相差无几。如甲午秋河西走廊旅途遵中镇诗社约赋闰重阳之作：“一年两度遇重阳，帘卷西风在异乡。嘉峪晚秋初白雪，玉门故事旧文章。荒沙吹笛谁曾怨？祁水去痕史有伤。多少愁怀多少痛，沧桑底色是寒霜。”堪称佳构，结句尤佳，细味“沧桑底色是寒霜”，这字词，这句子，分明更近新诗。词，如题目被用作书名的《减字木兰花》，从“家山杨梅红了”之题即可想见其语言，诗学权威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推为当代《减兰》佳作。 读赵乐强诗词，自然使人想到了新诗格律化问题。用新诗语言创作的诗词，似乎可以视作有格律的新诗。读完掩卷而思，觉得这大概就是《家山杨梅红了》的价值之一。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探索和实践，显然比无休止讨论和论争要来得好。 通过《家山杨梅红了》，我们知道，诗词完全可以用新诗的语言来写。当然，同时也给我们以启示：新诗也可以借用诗词的格律，或借助诗词格律形成自己的格律，而达到格律化目的。 《家山杨梅红了》不但语言给人以新颖之感，而且又以韵味见长，所抒真情给人以感染。由此可知，传统诗词，虽然要遵守格律，但语言却不一定非要典雅不可，更无须追求古色古香。语句有点白，甚至如白话，也并非新诗的“专利”。唐诗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赵乐强乡先贤翁卷的“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当时的白话，到现在也仍然是白话。不但千百年来公认为好诗，而且千百年后也仍然是好诗。可见，是否好诗，不在使用何种语言，而在于诗意，在于韵味与意境。好的诗意，在于所写之景所记之事尤其是所抒之情，必须真，以情动人，方能令人爱读。赵乐强在《后记》中说，对脚下这片土地充满深厚的爱，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可扯动自己的神经。把这情和爱写进了诗里，就有了这本诗集。他的感受，也印证了其诗其词情感之真。 情感来得真实，语言近于白话，我想，这就是赵乐强《家山杨梅红了》的成功之处和意义所在。还应提及，钱志熙教授的序，写得很认真很深入。无论传统诗词作者还是新诗作者，尤其是关心诗词发展和新诗出路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家山杨梅红了》，同时细心读一读钱教授的序，当会有所启发与收获。 （前刊《中华读书报》等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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