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史记》的正确打开方式

文 | 老家头  · 主播 | 杨枪枪

提到《史记》，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有接触。

《报任安书》《鸿门宴》等经典篇章，更是被选入课本，供学生精读学习。司马迁身残志坚，拼命完成《史记》的故事，也被许多学生用作写作的素材。

许多人聊起史书，首先就会想到《史记》，许多人唯一读过的史书，也是《史记》。

《史记》难读

因为司马迁没想让它“好读”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直接或间接地读过史记，学过其中的篇章，但很少有人能把这本史书认真读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太难读、太枯燥了。

要知道，《史记》光内容就有“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共计130篇，50余万字。

这要是个网络小说，或许还读得下去，可它偏偏是很严肃的历史，还是文言文。上学时那几篇课文就能让人抓耳挠腮，更别说硬生生啃完这50万字。

总之啊，《史记》之难，枪枪我是深有感触，这也直接导致《史记》成了书本中“最熟悉的陌生人”，许多人不得不放弃。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既然司马迁的《史记》写得这么好，难道他会不知道自己的作品很难读吗？

当然不是这样。只是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让它“好读”。

确切地说，司马迁写《史记》，有他自己特殊的目的，而“简单易懂”，显然不在此目的之列。

那司马迁到底有什么目的，他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要讲的问题。

它通过深度解析《史记》告诉我们：司马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历史，以及他是怎样写的，以此还原司马迁写作的态度和视角。

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照，中国台湾人，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到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曾为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候选人，师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教授。

杨照的研究专长为，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社会人类学，可以说是历史领域的资深专家。

最近十几年来，杨照一直致力于各种东西方经典著作的解读，今天要讲的这部《史记的读法》，正是根据他解读《史记》的爆款课程改编而来。

在这本书中，杨照独辟蹊径，打乱《史记》原来的篇章次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深刻剖析了《史记》的写作背景，揭示了作者司马迁曲折的心路历程。

不仅展现了《史记》这本书的精彩内容，更揭露了它背后那些普通读者难以察觉的故事，为我们理解和吸收这本经典，提供了一个捷径。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

他在《报任安书》中曾经提到三句话，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先看看第一句：“究天人之际。”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呢？看起来玄乎，其实不难理解。

这要从司马迁接受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所谓的“天人之际”，就是天与人的分界。

也就是要分清楚，历史中哪些部分是属于“上天”的，这些东西啊，人力很难影响和改变。再分析哪些是属于人自己的。

分清以后，接下来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这个应该好说，就是从古到今的演变规律，看看人的思想、心态和行为是如何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的。

把这两点做好之后，就有了“最终目标”，也就是“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前面的“天人”“古今”，看着非常浩瀚宏大，最后落到司马迁自己身上，反倒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实际上，“成一家之言”对司马迁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

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啊，就会有感触，做一件事，要说它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我们能找到很多角度。

但是，要说真把这事儿落到自己身上，要把它看得很重，以至于“非做不可”，这还真有点难度。

司马迁也是如此，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史家，记载历史是工作。但如果只是作为一份工作，他又何必受这么大罪呢？所以啊，他的这个目标，的确与众不同。

这也注定了司马迁对历史的写法，与一般人不一样。

他不是简单地按年代罗列历史事件，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史料做了精心编排，不但把历史写了出来，还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把自己的观点融入进去，借历史表达自己的思想。

可见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在思考史家和历史的关系，构思应该如何在严肃的历史中融入个性。

这一点，在历史上又是极其罕见的。

不过幸运的是，这个目标虽然困难，但司马迁还是做到了。这部充满司马迁个性的“历史”，最后居然被定为“正史”，也是二十四史之首，简直“超额”完成任务。

历朝历代，都对《史记》推崇备至，将它与《资治通鉴》共称“史学双壁”。

鲁迅更是将《史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人们惊叹于《史记》，不只是在于它的内容，更是在于作者司马迁写作的良苦用心。

是司马迁写出了《史记》，而《史记》也反过来成就了他。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好奇，司马迁到底是如何将“一家之言”写成经典的？

这事儿，其实还得从他书中的一个小称号说起。

《史记》对司马迁的重要意义

什么称号呢？就是司马迁在书中自称的“太史公”

我们知道啊，古代的贵族爵位，公、侯、伯、子、男，5个级别。

这“公”啊，是排在一等的贵族。

就像金庸先生的名著《鹿鼎记》，主角韦小宝最后也是受封“鹿鼎公”。我们可知道，这“太史公”绝不是个简单的称呼。

可有趣的是，所谓“太史公”，并不是一个官职。

根据后来的史书记载，司马迁的大老板汉武帝并没给他封过这么高的爵位，而司马迁的官职也不叫“太史公”，而是“太史令”，只是一个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和卜卦占星的小官。

这差了一个字，地位可就“天差地别”了。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司马迁要自封“太史公”呢？难道他也像阿Q一样，喜欢“精神胜利法”，没事过过嘴瘾吗？

事实并非如此。

当然了，古人脸皮很薄，司马迁也没有直说，而是在《史记》的最后，在《太史公自序》里讲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他是这样说的：

在三皇五帝时期，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时代，就设立了负责记载的职务和官员。而司马迁的家族从周朝起，就作为史官，开始传承历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司马氏又出了不少名人，然后一路传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手里。从这里开始，他就把父亲司马谈称为“太史公”。

从表面上看，司马迁在“摆阔”，又是家族传承，又是名人辈出。但实际上，他就是想表达：司马家世代作为史家，传承历史。到现在，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传到了我的身上。

所谓“太史公”，不仅是一个称号，更是使命传承和精神力量。

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聊梦想，有的小伙伴会说：“我爷爷是做什么的，爸爸跟着做了什么，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和他们一样！”这样的话一出口，往往会得到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目光。

不过对司马迁来说，家族的传承只是一个方面。他立志完成《史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父亲司马谈的嘱托。

司马谈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史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论六家要旨》。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而到了汉初，司马谈删繁就简，把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六家梳理总结了出来，分别是儒、墨、道、法、名和阴阳。

所以司马迁受父亲影响，家学渊源，从小就开始读经。到20岁时，他还开始了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壮游”，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叫作“游学”。

但司马迁的游学和今天有的学生四处走走看看不同，按他的说法，是去探访大禹治水的遗迹、观察孔孟遗留的民风。说简单点，就是为写历史做准备，实地探访，收集大量一手材料。

可是当他回到家里，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父亲司马谈重病在床，已经快不行了。

这都是因为当时的汉武帝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封禅。封禅是什么意思呢？这源于古人的一个传说。

古人认为，华夏大地上，泰山是最高的，是“天下第一山”。

人间的帝王只有去最高的泰山祭过天帝，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才能接受天命治理人世，获得长生。这也是古代最隆重的祭祀。

而汉武帝当时觉得自己在历代帝王中功劳很大，又贪恋长生不老，这才有了封禅的举动。

但问题是，他封禅居然没带司马谈。这个历史性的重要仪式，汉武帝居然没有让负责记录的太史令去。

司马谈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职责，人格也受到侮辱，内心羞愤，后来暴病在床。

这时司马迁赶回来，父亲刚好在弥留之际，便握着儿子的手，哭着说道：“我司马氏从周朝开始就是太史，记录大小国事，现在皇帝封禅，却不带我去，难道在我这一代要就此终结吗？”

当然不能如此！因此，司马谈交代司马迁说：“你要继续接任太史，完成家族的百年使命，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

可以看到，家族使命、亡父的遗命，就这样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太史公”这个称号，确实很有分量。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司马迁被汉武帝下狱，并处以宫刑的时候，他才坚持活了下来。

那么，司马迁到底为什么会被下狱呢？

因为他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是在一个名叫李陵的将军投降匈奴，汉武帝和群臣大怒的时候，极力为李陵开脱。要知道，多少官员就是在劝谏的时候被杀的。

那司马迁到底劝了什么呢？其实并不复杂，当时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战斗，派李广利率骑兵三万进攻酒泉，攻击匈奴的右贤王，另一边准备让李陵护送粮草。

这李陵来头也不小，他出生在汉朝著名的军事家族，爷爷正是“飞将军”李广，自己的军事能力也很强，于是想独当一面，向汉武帝请步兵五千，准备趁李广利吸引敌军主力的时候，直捣匈奴的老巢。

汉武帝一听，心里十分感动，便同意了。

可谁知道，李陵运气不太好，没走多远就遇上了匈奴的主力，被三万骑兵重重包围。李陵艺高人胆大，一点也不慌，一顿操作，率将士越战越勇，居然险些将匈奴击溃。

可惜他的部下被抓，让匈奴得知，李陵只有五千步兵，而且孤军深入，没有其他支援，于是匈奴调集八万大军猛攻。

李陵的部队只能拼死抵抗，八天八夜杀了上万敌人，到最后连武器都没有了，只能用战车上拆下的木棍作战。

在士卒精疲力竭、又没有任何援兵的情况下，李陵只能命部下自求生路，自己选择投降。

后来，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汉武帝和群臣都责怪李陵苟且偷生，这时司马迁却站了出来，为他辩解道：

“李陵平时在家孝顺，对人也很有礼貌，有古代的‘国士之风’。现在他打了败仗，所有人都说他坏话，实在令人心寒。再说了，李陵五千对八万，士兵都跟着他浴血奋战，打到弹尽粮绝，就算投降也足以宣扬汉朝的威严，也许李陵不死，是为了更好地报答陛下呢？”

现在看来，司马迁的辩解确有一些道理。可是你想，就当时那个情况，汉朝吃了败仗，将领投降，君臣正是群情激愤，司马迁一个小官，这时候来触霉头，还说的有些道德批判的意思，的确容易激化矛盾。

所以毫无疑问，司马迁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可让人惊讶的是，让司马迁拼了命辩解的李陵，其实和他没什么交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是这样说的：“我和李陵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但私下没有任何交情，只是因为听说他为人正直，待人和善，打仗的时候总奋不顾身。”

言下之意，自己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想法。

但说到底，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并不懂司马迁的想法。于是司马迁也想了一个办法，在《史记》里给自己“辩解”。

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将描写李家的《李将军列传》，放在了有关匈奴篇章的最前面。

按道理说，对匈奴关系是汉朝的一个重要主题，中间还有一些传奇将领，比如卫青、霍去病等人，论军功、论能力都远在李家之上。怎么考虑，都不该把李陵这个投降将领放在前面。

可司马迁就偏偏这样做了。

他在《李将军列传》中，不但回溯了李家在历朝的贡献，更是着重描写了李广和李陵。

把他们的英勇善战、忠义孝顺的一面又写了一遍，尤其凸显李陵不计较个人得失、爱兵如子的一面。

当然，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有自己的克制，他并没有写到自己被牵连的事，而是客观地展示了李陵的个性。

其实就是想强调一点：李陵是个真性情的人，他投降是顾及到士兵的生命，即使投降以后，他也心向着大汉。

说到这里，也许你会疑惑，司马迁为李陵这么辩解，那李陵是否真的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对汉朝、对汉武帝忠心耿耿呢？结果让人唏嘘。

刚开始被俘的时候，李陵的确铁骨铮铮，不受匈奴招降。后来过了一年，汉武帝认识到自己当时可能做错了，便派了一个将军深入匈奴去接他。

谁知那将军能力不足，根本接触不到李陵，回到汉朝又怕皇帝怪罪，只能扯谎，说有其他士兵传言：李陵居然开始为匈奴练兵，用来对付汉军。

汉武帝信以为真，盛怒之下便诛灭了李陵三族，李陵的母亲、兄弟和妻子都被诛杀。

听到这个消息，李陵对汉朝感到绝望，只能彻底投降匈奴，接受匈奴厚待。后来，汉朝也曾派人找过他，但他再没有回去过。名将之后，就此病故在草原。

就我们现在来看，很难判断司马迁的判断是否准确。

但可以知道的是，司马迁在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一个史家该有的品格：客观、固执，甚至有些古板。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坚持这个终极目标：用一个史家的方式，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去书写历史，表达自己。

毫无疑问，在司马迁身上，家族使命、父亲嘱托和自身的命运，在这一刻汇聚，而这正是《史记》成为经典的开端。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三种“角色”

在《史记》的正文中，司马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站在史家的角度，把自己对历史的态度融入了书中。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三种“角色”上。

先说说第一种：无情的“批评者”。司马迁对自己不认可的人和事，会用毫不留情、但比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指责，并表达在《史记》中。

比如对那个影响自己命运最深、让他蒙受奇耻大辱的汉武帝，司马迁是非常“婉转”的。

在描写帝王的十二本纪中，本来有一卷是《武帝本纪》，写汉武帝生平，可后来却不知为什么遗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武帝本纪》，实际上是后人从《史记》的另一篇《封禅书》中截取出来的。

有人说，是因为司马迁在原文中对汉武帝出言不逊，以至于后来的继任者删掉了这篇。当然，这不太可信。因为以司马迁著史的能力，想要在书中“黑”汉武帝，恐怕不用这么低端。

例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封禅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封禅一事，是司马迁和父亲两代人的“心结”，在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中，就希望司马迁能完成这份责任。

对司马迁来说，他或许是当时的活人中，最了解汉武帝性格的一个。如果记载汉武帝言行，将再一次受到皇权的威胁。因此他做了一个“讨巧”的处理：用“书”这种方式来写封禅。

“书”在《史记》中就是制度史。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梳理封禅制度，侧面反映汉武帝的言行。那他是怎么写的呢？

他在开头把封禅的来龙去脉做了整理，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封禅的历史并不长；第二，封禅是从秦始皇才开始兴起的，他为了封禅，做了许多荒谬事。

到了汉朝开国，前面的皇帝对封禅没什么兴趣，接着到汉武帝这儿就有了些“变故”。

当时出现一位“女神”，人们看不见她，却听得到她的声音。后来她现身告诉汉武帝，之所以人们看不见她，因为她是神，是不死之身，而不死是因为参加过封禅。

司马迁这么一写，这封禅就与“不死”连在一起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汉武帝虽权倾天下，却非常怕死，一心一意想着长生不老。

所以接下来，司马迁就写了许多方士是怎样忽悠汉武帝的。例如，有个方士名叫李少君，他自称已经70岁，能够用神力驱使不同事物，长生不死。

他曾与一名90岁老人喝酒，席间说道：“我曾与你爷爷一起去打猎，有个地方我们经常去射箭。”老人一听，心中震惊无比，因为他小时候的确经常跟爷爷去那里。所以有人把这个李少君引荐给汉武帝，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活了几百岁，是个不折不扣的神人。

于是汉武帝非常高兴，待李少君为座上宾，对他虚心求教。李少君告诉汉武帝：如果你好好祭拜神祇，丹砂可以变成黄金，用器皿吃东西，寿命就可以延长……见到蓬莱岛的仙人就有资格封禅，可以长生不死。

我们现代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一套非常精巧的骗术，它用很多复杂的步骤“钓”着你，让你一步步地跟着走，每个步骤都能拖延时间。如果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也只能怪你自己，而不是这套方法不灵。

可汉武帝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人，他果真派人到东海去寻找蓬莱岛，还炼丹，想让丹砂变成黄金。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那个号称几百岁的李少君，竟然病死了。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还说李少君不是病死，而是羽化登仙。

后来他居然还找来其他人学李少君的法术，企图继续所谓的“修仙”，还做了许多荒唐事。

有趣的是，司马迁在书中只是如实记录汉武帝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和那些方士的互动，司马迁就好像一台摄影机，不带任何感情地重现当时的场景。

但事实上，正是这种重现，让人们深深感受到，当权者面对死亡，往往比普通人更加恐惧和紧张。

尤其是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一方面他能征善战，将汉朝国威远播西域；另一方面却胆小怕死，被一些匪夷所思的骗术搅得团团转。

司马迁没有评价汉武帝，可汉武帝懦弱和愚昧的一面，却在封禅的过程中，展露得无比清晰。

盛大的仪式和阴暗的骗局形成强烈对比，司马迁那嘲讽的态度，已然在无形中传达给了读者。

说完司马迁的第一个角色，再说说他的第二个角色：忠实的“赞颂者”。他对自己欣赏的人和事，从来不吝惜笔墨。

比如史记中《世家》这个体例，本来应该按照阶级，记载历史上的贵族。可司马迁却创造性地放入了两篇“例外”。

那就是《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

孔子我们都认识，作为“万世师表”，他是最早在列国传播知识的人。而《陈涉世家》的陈涉就是陈胜，他与吴广二人，在秦末最早揭竿而起，竖起反秦大旗。

按道理说，孔子和陈涉二人都不是贵族，不应该出现在世家的篇章中，但司马迁根据自己的标准，高度评价两人的历史作用，为他们单独立传。

他这么做，就是想凸显二人在历史上的惊人能量。

他要彰显这些难得的个人，不靠身份背景，只凭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只身一人改变了历史。

更有趣的是，这两篇传记一前一后摆在书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胜吴广二人，站在历史的交汇处，于他们所处的年代，秦王朝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到了“临界点”。

陈胜吴广正是那“最后一根稻草”，顺应时代潮流，压垮了大秦帝国，开启了秦末汉初的历史变局。

而孔子则正好相反，他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中后期。但他的影响力不是来自顺应时代，而是“逆流而上”，主张恢复古时的礼乐制度。

也就是说，孔子凭借自己极高的知识水平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硬捍封建时代颠覆衰败的历史潮流。从当时的结果来看，孔子失败了，历史的车轮从他身上碾了过去，一步步走向战国。

但如果我们往后看，把时间拉到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孔子非但没有失败，反而让自己的思想发展了起来。

他靠着自己的意志和人格，培养了一代代学生，而封建礼教的精神，就在这群儒生中传承。即使他维护的分封制度崩溃了，但他所倡导的价值和文化却保存了下来，儒家在秦帝国的废墟中升了起来。

从这样的编排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价值追求，若以身份地位而论，这两人均不足以跻身世家，若以成败而论，孔子当时也没有成功。

但这两个人却靠自身爆发出改变历史的力量，司马迁也将他们作为“贵族”，记在了世家之中。在他的心里，贵族不单单是身份，更在于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和行为。

最后我们说说司马迁的第三种角色：客观的“记录者”。

虽然司马迁是汉朝史官，是汉武帝刘彻的臣子，但他却始终客观地记录政局变化，不偏不倚地书写历史。

比如“本纪”这种体例，一般是用来写皇帝的，司马迁却在里面加入了《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放在了一起。

司马迁经常从两个人的角度去描述类似的情节，好让项羽和刘邦形成对比。

其最终目的是揭示：为什么项羽曾经一家独大，称霸天下，最终却还是输给了刘邦。这一前一后的分析，让读者能够自己得到答案。

比如项羽第一次见到秦始皇，高头大马，力士列阵，正常人都会被震撼、恐惧，甚至不知所措，可项羽却自言自语地说：“彼可取而代也。”意思是我可以替代他。

吓得他身边的叔叔赶紧捂住他的嘴，怕引来杀身之祸。

而刘邦呢？看到秦始皇出行，只是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做人做到最爽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

你看看，两个如此相似的情节，必然是司马迁的刻意安排。

而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小情节，迅速了解两人的性格，项羽霸道豪气，而刘邦狡黠实在。

这也为之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两人必然会因为性格做出不同的决定，从而影响历史走向。

把两者并列，这也是在暗示读者，项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刘邦，他也曾经大幅度影响历史。后面著名的“楚汉之争”，就这样在两人的命运交织中展开了。

当然，类似的写法，司马迁还用过多次。

比如在刘邦的故事之后，司马迁又安排了《吕太后本纪》。可按照皇帝的年表来说，本来应该是《孝惠本纪》，也就是讲刘邦的儿子。可实际上，《史记》中并没有这一篇。

其实，司马迁是在暗示：刘邦死后，真正握有权力的人是吕太后，而不是他的儿子。在这一时期，刘家的汉朝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就很自然地带出了吕后杀害功臣、排除异己、重用外戚的一系列行为，把持了朝政几十年，所以有人称她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皇帝”。

为了呼应吕太后专权，司马迁还专门安排了一篇《外戚世家》，讲吕太后是怎样将自己的亲族引入朝堂，安插到帝国的各个关键岗位，甚至突破原则，给吕家人封王封侯。

要知道，这种写法是冒了极大风险的。

毕竟汉朝是一个自豪感非常强的朝代，而汉武帝恰恰又是其中的翘楚。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本应该严格遵守汉朝的意识形态，尽量避免写那些让皇帝、皇族没面子的东西。

可司马迁偏偏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写，而是按照历史现实，结合自己的理解，尽量呈现出汉朝的全貌。

恰恰是司马迁的“诚意”

造就了千古经典

说到这里，你就应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经典，却也有些矛盾。

因为在人们的常识中，史书是规范的，它忠实记录每一笔，没有任何偏私。

而史官就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把历朝历代的故事记录下来，虽然枯燥，但十分准确。

历史的写法，也大多是简单而客观的，平淡地叙述事实，不带太多感情。

可司马迁的《史记》却与“正统历史”有些距离。他写的历史当然也很规范，可在历史的框架内，司马迁的文字跌宕起伏，故事有血有肉，编排更是独具一格。

如果说平常的史家是一台机器，他们的心如同一汪古井，波澜不惊。那么司马迁就像一个诗人，在他独特的历史框架下汪洋恣肆，挥洒严寒酷暑，看不惯的要骂，喜欢的要赞，用他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

神奇的是，这样的司马迁，这样的《史记》，反而更受大家的认可。他对历史独特的情绪和认知造就了一代经典。如果说这本《史记》哪个方面最打动人，那就是它的真诚。

司马迁舍弃了简单的文字表达，选择用独特的编排和表达方式来暗示读者，他作为一个曾经的“失败者”，是如何看待历史、分析历史的，又是怎样在历史中获得升华、变成“太史公”的。

成一家之言，他终究是做到了。

好了，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背后的故事。

首先，司马迁立志写史记，不仅是为了学术上的探究，更是由于家族传承、父亲的遗愿和自身的悲惨境遇。即使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司马迁也不曾唯唯诺诺，而是始终独立思考。在保持一个史家写作规范的同时，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己的情绪、思想和态度灌注到了书中，分别扮演了批评者、赞颂者和记录者三个角色。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但它绝不死板。

通过解读《史记的读法》，我们将更进一步地学习史记，同时探究司马迁这个独特史家的思想，让这些凝固的内容“活”起来，就像孔子说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