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饭堂缘（2/3）zjkzxd 三 1975年11月18日（乙卯年 丁亥月 戊辰日），人生的一次转折。工作的调动，也换了一个吃饭的饭堂。 从企业调入市委机关工作，当时的以工代干身份不变，工资不变；变了的是粮食定量，由42斤减少到31斤，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些人到机关做了领导干部，也是如此。当年民间有一调侃，“当官不发财，粮食减下来"，说的就是从企业调入机关工作人员的这种情况。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于20大几岁的小伙子来说更是如此。我们就餐，习惯一个部门的同志坐在同桌。我所在的科室，有一位年长四五岁的李姓大姐，现役军人家属。她的经济条件好，吃得少，更重要的是心细、心好。她只是每天早餐在饭堂吃。当她发现我的饭量大后，便由每天买半个馒头一碗粥，改为买一个馒头一碗粥。她把馒头掰开，留下一半，将另一半放在我的盘上。我很是过意不去。她笑笑，“反正我也吃不了"。同志们也是既为李大妞点赞，也劝我接受下来。1976年得病休息治疗，后即随爱人随军调入北京工作。临走时，她将手中结余下的粮票、饭票，都送了我。 作为个人，粮食定量少了，就得按少了的做计划吃。少吃，可以控制；但内在胃口的反应，不受控制；精神状态更不受控制。坚持了两年来时间，"病态"出来，心虚发慌，浑身无力，饥饿时常，严重失眠。进入医院，进行检查，疑甲亢，疑神经衰弱_神经官能症_植物神经紊乱。1978年，休息、住院。这期间，当时的一个部领导王部长，送我20多斤粮票。当时就知道，这个盛情，是永远还不了的。 随着药物治疗和家属调到一起，除了食堂吃早餐外，家里合理安排做饭，可以节省一些。饥饿状况得到缓解。 当时的饭堂，都是一样的饭菜，没有小灶。市里当时的主要领导市委宋书记、市革委会刘主任等多人，都在食堂吃饭。到点，他们和所有的干部一样，当然，那些局长、科长们，更是如此，与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在领导饭吃饭时，经常有干部，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汇报工作。 那时机关饭堂，每到周日，便是两顿饭。上午9点，下午4点。相对来说，周日吃饭的人比较少，因当地有家的，都会在家自己做；早饭之所以到饭堂的人最多，是人们来不及在家做早餐；中午饭，也是有的人员中午回家稍远，回家做饭太紧张。这就形成平日比周日吃饭的人要多。 炊事班有时会安排在周日吃饺子。凡吃饺子，九点钟去打饭时，往往还没有包完。记得有两次，我到了饭堂，还未开饭。隔着玻璃窗，市领导打手势，让我进入一同帮忙。已有几人在忙着包了。陆续又有几个人，进来一同忙活。我做饭，拌馅儿虽做不好，但擀饺子皮、包饺子还是沒问题的。饺子下锅，大家一同到外面打饭。本来吃饭的人不很多，几个领导靠前先打饭，很自然的一一不要说他们是领导，即便从年龄上说，他们年长一些，先打饭也应该。何况，又等不了多大一会儿，便都吃上了。我虽年轻，进机关时间不长，主要领导们也就认识了。 饭堂吃饭，也与一些工作不常联系部门的人员，有了相见的机会。即便是名字叫不来，也知道其在哪个单位。饭堂吃饭，也拉近了"官兵"（上下级）的距离，密切了相互关系。记得市委宋书记去组织部了解工作。我在走廊走了个碰面。书记叫着我的名字，半开玩笑地说道，“组织部保密的事，太多。可不能常来呢。“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只是笑。回头琢磨，这是领导在教育年轻同志，做好保密工作。领导同志做工作，随时随地进行，春风化雨，潜入人心。 在我的粮食关系转到家里后，还一直在饭堂吃早餐。吃饭需要粮票，这得开临时转移。转移单，按粮食数量的月比例，同时转同比例的食油。这样，才能换到比例规定的粗粮、细粮。在这里吃早餐，一直到工作调离机关。 四 一九九二年六月（壬申丙午月），俗称的猴年马月。来到一个新的企业，在这个食堂开始了新的吃饭生活。 企业距家较远，虽然说有公交车线路，但上下班坐车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上班的时间不是那么有把握。同时，患病在治疗中（期间住院治疗一段时间），也需注意休息。于是，就每周一从家乘车到工厂，在企业吃住，到周六下班回家。 因此，企业饭堂的一日三餐，全部吃到。这个时候，粮食不那么紧张了。虽然说仍然在省吃俭用的过日子，但饿肚子的时间不多了，打饭担心着粮票够不够的问题不存在了，只是算计节省花钱就可以了。后来，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票成为了历史。这时起，吃饱饭不再是奢望。大概是因为饿肚子饿怕了，所以对粮食很"敬畏“，至今不敢有丝毫的浪费。吃掉了，吃多少，都是可以的；但扔掉，哪怕是一点，也觉得心疼。 企业的职工人数不是很多，只有近千人；且一大部分职工的住宅，就在厂区附近。到饭堂吃饭的，早饭、午饭人比较多，吃晚饭的人少，上常班的人都回了家，只剩下倒班的人。这个年头，已经有了“换大米”。北方的人们，不再是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能吃到一点大米的冏况。人们有了大米，蒸米饭便成了急需。机关里，也已有了专用的蒸饭箱。企业里，也同样设置了蒸饭箱。大约在10点许，各自把装好米和水的饭盒放进蒸箱，12点钟下班可以取上，回家只是做点菜。这节省了做饭时间，为职工提供了方便。 企业搞了几年中外合资。这期间有一段时间，企业为职工提供免费班中餐。饭堂按照每个月发一次餐票、逐日使用、过期作废。不论是上常班还是上夜班的，只要上班，都可以吃一顿工作餐。 为职工的班中餐，中外双方管理人员有不同的想法。中方以为，利用现有的饭堂，为职工做饭；外方以为，撤销饭堂，减少员工，班中餐由社会饭店供应。后经考察市场，当时企业为职工班中餐的预算，没有饭店来承接。算总账，只能保留企业饭堂，由饭堂供应。 一次午饭，饭堂的馒头，碱放多了，颜色发黄，沒有发起来，个头很小，像"丫梨"。我进入食堂，有的职工开始吃，也有的把馒头丢进了垃圾桶。我稍微留心了一下，在饭堂正吃的，多是老职工，很少年轻人。企业里，一家两代人都在的，有一些。我打饭后，没有在饭堂吃，直接回到办公室。正吃着，几个青年职工拿着馒头走进来了。当然，来的意思很清楚。他们看到我正吃馒头，话头软了下来。客气的说，"书记就这么吃了“。我说是啊，饭堂今天的饭沒做好，是不对。但他们和大家在车间干活一样，都愿意出优质品、合格品，不想出次品和废品。几个年轻人听罢，没再说啥，走了。 后来在一次支部书记会议上，谈及到这次饭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赞同年轻人扔掉的做法。到办公室找我的年轻人中，那天他的父母就在食堂吃那种馒头，二话不说。我们要问一下，同一个饭堂的同样的馒头，为什么父母们可以吃得下，而他们的子女却吃不下了呢？ 以后，回归国企的饭堂，依然为职工服务。不过，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在街上就餐的方便，职工们在饭堂吃饭有了更多的选择；如觉得不合适，在厂门口附近的小店里就可以选择适合口味的美餐了。 一次有事误了晚饭，饭堂关了门。我便去附近的小店里吃一顿。只要饭堂有饭，我是不在外面吃的。我进了一家，点了一盘炒莜面，花钱2元。这和饭堂吃饭花销近似，只是简单了些。当然，这是该店最便宜的。我很快吃罢返回来。门卫的职工问我，吃得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过，他们说，你吃得也太简单了。 2003年3月28日，因身体健康状况，已不能适应边住院边工作，便住院治疗不再工作，算是临时退居二线。一个月后，组织上正式委派董事长接替。从此，"正式"退到了二线。 企业饭堂，也突然不再就餐。就这样，告别了这个饭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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