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2310字 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事情发生在1966年岁末，临近新年元旦。 那年我十三岁。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阴沉沉的，鹅毛大雪下个不停。全家人坐在热炕上，听收音机正在播出焦裕禄的故事。 说的是在一个大雪天，焦书记要出门去，他的妻子说，大雪天还出去干啥。焦书记说：“下雪天老百姓有困难，正需要我们呢，共产党员不能在家坐着。” 于是，他冒着风雪，一家一家查看农民的屋子是否漏水，锅里是否有米，灶里是否有柴，农民感动得直说共产党好。 听完故事，父亲说：“下雪天，党员不能在家坐着。这句话说的好。 昨天下午，我去满春大队检查贷款，发现一个社员家里没有炭烧了，婆姨又病了，几个孩子还小，这么冷的天，我们买点炭给他家送去吧"。 父亲当时在银川市农业银行工作，是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 他一提议，大家都说好，但要做到象雷峰做好事一样不留姓名，这可是个难题。 因为我们家人老几辈子都住在这儿，周围人没有不认识的。还是父亲有主意，他说:"大人他们熟，孩子他们记不住，就让孩子去吧"。 于是决定由我和十岁的表弟去送炭。 因为我们不认识路，让爷爷把我们送到社员家门口就回来，父亲从口袋掏出一元钱交给了爷爷。 当时，父亲每月挣四十二元钱，要养活全家七口人，日子过得也挺难的。 奶奶找出一条麻袋，小姑拿来绳子，姐姐扛来扁担，一家人把我们送到大门口。 父亲说：“你们去买炭，我先去一家农户送贷款，一会儿到北门城楼等你们。”爷爷就领着我们去买炭。 煤场在银川中山北街羊毛扎扎街口，花了八角七分钱，买了一百斤混合煤，我们俩抬着就上路了。 到了北门城楼，我问爷爷，那个社员叫啥?爷爷说:"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只知道姓马，戴白帽，是个回民。” 我们出了北门，向东一拐，走上了通往滿春的一条土路。一股狂风卷着雪珠子向我们扑来，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爷爷穿着一身黑棉衣，两手背在身后抄在袖筒里，头使劲往前梗着，棉帽的两个耳朵忽闪忽闪，走在我们前面。 一开始，我为能选中执行雪中送炭的任务而感到自豪，心里非常高兴，嘴里唱着“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步子迈得很有劲，还不时催促表弟快走。 可不一会儿，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腿也软了，棉鞋也进水了，滑叽叽的，好几次我和表弟都摔倒了。爷爷把我们拉起来，什么都不说，只催快走。 我当时感觉这条路太长了，好像伸向天边，怎么也走不到头。 其实，这条路只有五里长。就这样跟头咕噜地走了不知多长时间，爷爷忽然停住了，指着路边一间小房子说：“到了，那就是，你们快去快回。”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往回走了。我和表弟拐下小路，向小房子走去，没想到被前面一条沟挡住了。 刚下了雪，沟沿特别滑，我和表弟跳不过去，就把麻袋先推到沟里，然后再从沟里往上推。年幼的我们到底没劲，几次推到半截又滑下来。 当时，心里真恨自己没用，眼泪和汗水一齐往下流。想叫爷爷帮忙吧，爷爷早走远了；想叫小屋的人帮忙吧，又怕家里人说我们任务完成的不好。 万般无奈，我和表弟死命地把麻袋挪到一个土楞上，用膝盖顶住，然后用手在沟坡上扒出两个小窝，脚尖站上去，再接着往上推，这才把麻袋推上去。 爬上沟，我一屁股坐在麻袋上，长出了一口气。一看泥乎乎的两手，指甲都出血了。当时竟不知道疼，又和表弟抬上麻袋向小屋走去。 走到小屋门口，我愣住了。这是住人的房子吗?它看上去比看瓜人的窝棚大不了多少。我怯生生地去敲门。 门开了，一个满脸胡茬戴白帽的男人问：“你找谁？”我说：“你家没炭了吗？他惊奇地瞪大眼说："你们咋知道”。 他让我们进屋了。 屋里黑乎乎的，一张大炕占据了屋子的三分之二，炕上一条破被子下，四个小脑袋好奇地瞪着我，一个中年妇女脸色蜡黄蜡黄的，有气无力地拍了拍炕沿，让我坐下。 大胡茬男人问：“谁让送的？”我挺了挺胸脯，按事先想好地说：“是红领巾让我送的。” 他疑惑地说：“你咋知道我家缺炭？”我说：“是焦裕禄说的。”他惊奇了，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姓焦的。你不告诉我名字，我就不收你的东西。” 这下我可急了，我临来时，父亲只说不能说名字，可没说不说名字人家不收东西怎么办。我急得左手拧着右手 ，都快哭了。 心想干脆跑出去算了，可又一想，来时奶奶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把麻袋扁担拿回去。 这时，大胡茬男人说：“让你送炭的人这两天来过这里吗？”我不知是计，回答道：“来过。”他又问：“他来这里干啥？”我说：“检查贷款”。他接着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脱口而出：“是我爹”。 他的眼睛湿润了，说：“真是个好人哪。好吧，炭我收下了。”说着，就把炭倒在灶门口。 我拿着麻袋扁担，拉着表弟一溜烟地跑出来。 过了沟，我不放心地问表弟，我没说名字吧，他说，没有，绝对没有。 我高兴地跳起来，把麻袋套在扁担上，象举着一面胜利的大旗，向家的方向跑去。 快到北门城楼，看到父亲和爷爷正跺着脚在地上转圈圈呢，帽子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回到家，大家象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接待我和表弟，姐姐拿来了干净的布鞋，奶奶把我最爱吃的糖酥馍塞到我手中，小姑急忙让我坐在离炉火最近的炕头上。 一下子受到这么多大人的关爱，我兴奋极了，大声地给他们讲雪中送炭的经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都在分享做好事不留姓名的欢乐。 不一会儿，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低头一看，原来我说得太高兴了，忘乎所以了，棉裤腿让炉火烤焦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爷爷、奶奶、父亲都过世了。父亲弥留之际，我问他，那年我给送炭的社员叫啥名字？他摆摆手，啥也没说。 这就成了一个永久的秘密。 如今我这个四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也退休了，想起雪中送炭这件事，心里仍然十分的激动。 一家三代人为一位素昧平生的农民雪中送炭，只是因为听了焦裕禄的一句话：“下雪天，党员不能在家坐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