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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远古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一个伟大的时代和重要的文明被长期忽略，这是历史的不足，也是它的遗憾。 “上下五千年，纵横几千里”我们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无数的书籍中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从启蒙教育开始，老师也向我们反复的灌输。一首《龙的传人》让漂泊流落海外的游子闻之老泪纵横，垂暮之年漂洋过海回到故乡，谓之落叶归根。 翻开传统的历史典籍，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大都是这样描绘的：黄河中游是中原，为天下之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炎黄二帝是我们的始祖，他们在天中之地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这儿还是道德教化之地。 而中原之外都是荒蛮之地，黄帝率领他的子民们征服四方，给他们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技术，甚至让他们脱离了饮毛茹血，教会了他们如何穿衣吃饭，然后，身处荒蛮之地的人们心悦诚服，感恩戴德，四方来朝，八方纳贡。于是华夏疆域不断扩大，成了人民众多、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至尊之国”。 总之，“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 我们再看看传统典籍对中原之外的广大地区的描绘，中原地区之外为四夷： 东夷、南蛮、北戎、西狄。 蛮、狄、戎从字形构成上看，不仅是蔑视，而且还充满着人格侮辱。 对东夷的称谓还算是客气，但也带有满脸不屑的神态。 对“夷”字解读，原本来是由东夷人的一种坐姿演化而来。而有些对四夷荒蛮之民充满偏见的学究却解释成：双腿弯曲，经常下跪，说明东夷人对中原宾服，甘愿接受中原教化。 他们甚至推断说，东夷人茹毛饮血，不穿衣服，披发纹身，孔武有力，善打好斗，无廉耻之心，无礼仪之教，虽然野蛮不化，却觊觎中原，屡屡进犯。无奈之下，炎黄二帝为了解救天下，组成了部落联盟，在天神、雷神、风神及其他诸神的帮助下，将东夷首领杀死。 黄帝又派自己的儿子少昊氏来到曲阜一带，传播中原文化，教化东夷部众，给这儿的老百姓带来了文明之光，由此东夷才算摆脱了野蛮。 虽如此这般，但一提夷人仍多夹带贬损之意。到了后来，“夷”干脆就成了中国之外野蛮民族的代称，把外族人称为夷寇、夷人来犯。甚至到了近代，不管外族是否先进落后，一律以夷称之，一些所谓目光远大、识时务的先进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提出“以夷长技而制夷”的带有梦呓般的治国方略。 当然，这里指的“夷”，已与原来的“东夷”相去甚远。但是，中原文化先进优越，东夷野蛮落后成为国人固有的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此衍生出来的后果是，东夷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地位被长期忽视、忽略甚至是贬损。 中华文明仅仅起源于中原，是“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吗？ 一些专家学者为此心有不服，多年来，与青灯黄卷为伍，史海钩沉，苦苦寻觅。但传统的实力太强大了，也加上有关东夷文化的典籍记载相互矛盾。因此，发出的声音实在是太尉弱了，就像一粒石子投入水中，几丝涟漪之后，又归于平静，一切如常。“中原文化优越论”、“东夷野蛮落后”的帽子从古至今，就这么一直戴在头上，直到黑陶文化的横空出世。 古人曾说过“视麻于布，虽云未增，抒轴献功，焕然乃珍”意思是说，在古代的纺织中，把原本粗陋的麻加工成为布，看起来没有增加什么成分，但却是质的进步。这是一种发掘事物被忽略的价值与意义的过程。发现的意义并不低于发明。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吴金鼎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了几片黑色陶片。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几片黑陶揭开了一个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使这个古老文明的精彩得到呈现。并由此动摇了“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千古定论，引发了中国古代文明源于中原还是东夷的历史公案。 当吴金鼎拿着发掘出来的黑陶去找他的老师、中国考古奠基人李济先生时，这位留美博士非常敏锐的认识到，这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 李济先生后来写道：“城子崖跨越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商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殷商时代的风俗必具极长期之历史背景，这种历史背景在西部及北部分布极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毫无痕迹可寻，但在城子崖却找了出来。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些殷商文化最重要的成分，原始在山东境内。” 黑陶文化给中国考古工作者“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时期的一个最紧要的部分竟然在东方——春秋战国时代的齐鲁国境。”此后，以龙山黑陶出土为发轫，几十年的山东文化考古积累，使东夷文化的本来面目逐步得以揭示和显露，无可置疑的证明了东夷文化原是中国远古上古集群文化和地域文化中最古老、劲健、成熟的一支。 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这是新石器时代从距今八千年到四千年，东夷民族的次序相当完整的考古学谱系。由这个谱系可以清楚的发现，东夷人的史前文化既不是来自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它是山东土著居民——东夷人靠自己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土生土长的文化。这些土著文化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并非绝无交往的影响，但是它的主流是自己创造、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具有独立系统、独特风格特点的文化。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并不比中原同期的文化落后，恰恰相反，相比之下，在绝大方面东夷文化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先看看东夷人的发明和创造成果： 东夷人最早进入了农业文明阶段； 东夷人最早发现、发明并大规模地使用陶器。陶器艺术发展的高峰——黑陶“蛋壳陶”出土于4500年前，其烧制技术直到现在，利用现代技术也无法完全复制出来； 酿酒技术最早在东夷人的手中形成； 中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最早的农具——耒耜是有东夷人发明的； 世界上最早的弓箭、弩出现在东夷地区； 东夷人最早用海水煮盐； 东夷人开始纺织的历史最长，六千多年前的织布与近代农村所织粗布无多大差别； 水井是有东夷人最早掘成的； 用灯光照明是东夷人最早发明的； 陶鼓、陶铃等许多陶制乐器还有罄也是古代东夷人的杰作； 中国最早的都城出现在东夷地区。而且在全中国范围内共发现二十多座史前城邦，仅东夷地区就占三分之一多。 考古资料的积累与清理，也使许多旧有的神话传说史料重新生动活泼起来。 早期华夏民族文化的孕育是以东部族群与中原族群的斗争融合为中心，对于这一主导倾向有学者概括为“东夷西夏说”，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或“东凤西龙”： 中原西北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 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 经过写真——变异——装饰——抽象的发展轨迹，两种图腾的神话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尊崇的理想动物：龙和风。 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成与龙、凤并列而位居第三的麒麟。 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人以太昊、少昊、蚩尤、颛顼、祝融、帝喾、虞舜为一系列，代表了当时中国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活动中心区域在今河南东北与山东泰山南北地区。 而山东半岛潍淄流域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东部的汾洛渭流域则是这一轴心区两端的发达地区。 中国古代文明初兴的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与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仪制度的进化与茁长等，无疑都是根植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至东夷龙山黑陶文化。 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虞舜主政华夏部落联盟时，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所描绘的盛大乐舞场面可以证明此事。 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以此为源头。上个世纪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器物、带有甲骨文和城市基址的殷墟，可以看做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但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综上所述，现在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华夏民族的早期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流，融合吸收了中原地区，长江流及西北、东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域的优秀文化的集合体。“中原与四夷”的人为区分说是历史的产物，应予摈弃。 另外，说到“华夏”，近年来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华夏”一词，见之于春秋后的典籍。过去一般认为，“夏”即“雅”，指中原居民，“华”指华山一带的部落居民，华夏就是炎黄二帝最早统治的部落地区。现在，有人对此做出一些新的解读。 其中，有学者就认为，华夏的涵义不能局限于部族观念，也就是说，“华夏”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代称，而不再仅仅指旧时所称的部族。 华夏的政制涵义是“中原王朝”； 民族涵义是“中国之人”； 文化含义是“中国文化”。 如此看来，过去把炎黄集团是为华夏部落是偏而不全的。 古史茫昧而多姿。 黑格尔有句名言“智慧的猫头鹰黄昏才起飞。” 人类科学与历史的研究证明，无论自然领域也罢，人文社会也罢，伟大的发现往往在最后才能形成。这是因为空间和时间是无限的，人类自身的认识却是有限的，所以，只有经过能力的提高，技术的发展，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才能不断深化，事实才会从层层的历史淤积中被挖掘和剥离出来。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感谢吴金鼎、李济诸先生，感谢深埋在地下的黑陶，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而陌生的文明。 对黑陶文化愈是知之弥深，对中华文明便愈是仰之弥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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