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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潞安府志》揭示上党人参的有关问题 袁 注：张铎，壶关人，明嘉靖乙酉（1525）举人，丙戌（152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兵部郎中，湖州知州等，著有《明诗律选》、《湖州州志》、《壶关县志》等。在《壶关县志》中载有“参园诗”：瑞草像人形，名园依花屏，百年仙迹回，此日法轮仃，药市僧常系，巡山户尽扃，贪婪欣小吏，哀怨若为听。 张铎与李时珍几为同时代人，曾参加《本草品汇精要》的编订工作。因系潞安壶关人，叙述有关上党人参的情况，当具相当参考价值。 本文根据《潞安府志》的上述记载及其后来的修订条文，参阅有关文献史料，考证上党人参如下五方面的问题： 一，以紫团参为代表的上党人参是五加科人参还是桔梗科党参 据《潞安府志》记载：“人参，唐韩翝送客之上党诗：官柳青青匹马嘶，迴风暮雨入铜鞮，佳期别在青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原出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而田矣”。 这里，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府志》记载唐代诗人韩翝（？—785）送客至铜鞮，有感而发所写的一首诗，不少学者引用此诗佐证上党人参就是五加科人参，其实不然。由于古代文人一般统晓医药，多知人参产于上党，且自唐后，三桠五叶几乎成为人参的代义词，因此，诗人一到上党地区，不由地联想起这是人参的故乡，因而写下了“应是人参五叶齐”的诗句。从文字上看，“应是”显然是一种虚拟和想象的语气，并非诗人亲眼所见，因此，该诗句并不能说明上党人参就是五加科人参。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首载人参产于上党及辽东。唐《新修本草》进一步明确上党人参产于潞州、泽州、易州、檀州、箕州、幽州、妫州 又据明·陈嘉谟《本草蒙筌》在记述各种人参的性状中说“紫团参，紫色，稍扁。”日人石尸谷勉在 《历代本草所载人参原植物之考察》一文论及 “现今中国、日本、朝鲜所产之人参，即Panax，完全不带紫色，而朝鲜之沙参，即codonopsis之根，则紫色者实不少，由此观之，陈嘉谟所云之紫团参，或即codonopsis之类欤”。由此结合陶弘景《集注》所载上党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的药材性状，已为历代本草所共载，亦为桔梗科党参无可争辩的原始依据。更可进一步证明以紫团参为代表的上党人参显然是桔梗科党参。 如上所述，《潞安府志》所载产于壶关紫团山的人参，就是陶弘景《集注》所载的上党人参，亦即唐《新修本草》所称的紫团参。在唐宋期间，公元10世纪左右，在潞州太行山地区已栽培成功，并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参园。 那么，紫团山参园何时由盛至衰，最后垦而为田，毁参种粮呢？如下史实足以说明：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有一段王荆公（即王安石）拒受人参的故事，原文如下：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治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天。”竟不受。如今，有人批评王安石无知，说了愚不可及的话。亦有人说王安石身居高位，拒收馈赠，体现其高风亮节，各执其词。此话本属题外，在此无需评述。本文引王安石拒受人参的故事主要是说明王安石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南京市）才封为荆国公（即荆公），考其年代应是公元1077年后不久。此时的紫团山人参已不可得了。因薛师政当时任河东地方官，而河东诸州正是《图经本草》所载上党人参的主产地，壶关紫团山即在该辖区之内。故薛师政对当地紫团参供求十分紧张，已不可得的情况较有切身体会，作为地方官设法带回少量，以备急用，亦在情理之中。出于真诚友情，为了治病救人，稍赠数两给王安石，应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潞州太行紫团山的参园由盛至衰、垦而为田的时间应在公元1077年前后。 三、紫团山参园缘何垦而为田 以紫团参为代表的上党人参，自古就是医家处方须臾不可或缺的要药，本以野生为主。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医药需求的增长，上党紫团山地区已人工栽培成功，并已形成参园。这本是一大进步。是什么原因促使参园垦而为田呢？这毕竟是一桩违反社会发展规侓，与人民切身利益背道而驰的事件，值得史学家予以关注。为了考察个中原由，这里不妨列出一个上党人参的产况年表进行探究。 上党人参产况年表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这里不得不涉及《图经本草》及其所载的“潞州人参图”。正是由于这幅人参图及注文葬送了太行紫团山及上党地区的大批参园，并给上党地区带来了“人参的地方害”。 《图经本草》以前，人们均知人参以上党为最，地道的上党人参是大家公认的真品、佳品，甚至极品。其药材性状，自陶弘景《集注》以至《图经》均有明文记载：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但是人们并不清楚上党人参的植物形态究竟是怎么样的。正因为如此，在《图经》上竟有上党地区提供了状如蓼科植物的威胜军人参。至于“三桠五叶”那本是高丽人的“人参赞”。唐本草也仅在桔梗项下提及人参苗似五加，亦未明确为上党人参的植物形态。而《图经本草》苏颂竟把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三桠五叶的五加科人参的地上部分与上党人参“形状如防风而润实”的地下部分连接在一起，成为一棵“完整植株”的形态，并附有一幅“潞州人参图”。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图经本草》及其所附的“潞州人参图”，漫山遍野去寻找，采挖“上党真人参”，也完全有理由凭着这幅“潞州人参图”，去核对潞州太行紫团山等地参园种植的人参。这样，不仅各地的商贾、采药者，就是本地的药农，就会很快地发现紫团山参园种植的人参，并不是五加科三桠五叶的“真人参”，上山也采不到这种人参，于是，商贾就不敢再要参园种植的上党人参，参园也不用“打假”或由政府下令，只好无奈地毁参种粮，垦而为田了。这就是《图经》“潞州人参图”与太行紫团山参园垦而为田符合逻辑的直接因果关系。并给上党地区造成了长达几百年的“地方害”。 四、上党人参“地方害”的真相和过程 《本草纲目》曰：“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这是李时珍首次提及上党人参地方害的问题。但是《纲目》并未说明“地方害”的真实含义及其真相。现今说法无非均是“滥砍滥伐”、“横征暴敛”、“因噎废食”之论。对此，《潞安府志》的记载是：“壶关紫团山，旧有参园，今已垦而田矣，而索者犹未已。张翰林谓其遍剔岩薮，根株鲜获。而人慕虚名，寺膺实害。每值易参，僧以倍价市之，逮系弥日，吏缘为奸，又司捕者，假以巡察横索参钱，山僧敛而纳之，至鬻衣钵。 以上这段记载，真实地反映了上党地区在参园垦而为田，毁参种粮后，给老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 根据张翰林所说，完全可以联想到上党地区在参园垦而为田后，造成了空前的参荒，而索要人参的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来，他们可以根据《图经》的“潞州人参图”及其描述的植物形态，直奔山上，苦心寻觅，到处采挖，但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这种劳而无功的事，一直延续到明代万历年间。张翰林还曾亲自上山“遍剔岩薮，根株鲜获”。期间长达450年以上的历史。 又如张翰林所说，每逢传统的易参集市，人们纷纷慕名而来争购上党人参，僧侣将自己偷偷种植的人参，以倍价进行交易，连续十几天不散。期间吏缘为奸，又与司捕勾结，横征暴敛，搜刮参钱，致使山僧不得不卖掉衣钵来缴纳税金，承受着实际的祸害。这就是张翰林勾画的因上党人参所造成的“地方害”的真实写照。 当然，事情还有《府志》末曾记载的内涵。上党地区自陶弘景《集注》以来，由唐至宋，主产人参家喻户晓，一直向朝廷进贡人参。自《图经本草》面世不久，以紫团山为代表的上党地区，大片参园垦而为田，就连薛师政这样的地方官，也只能略备少许，视为珍品。直至当朝高官王安石因喘急用紫团参亦不可得了。但是向皇上朝贡的人参是不能因此而中断的。根据历史记载，在时隔近300年后，直至明王朝建立之初，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潞州还在进贡上党人参。朱元璋批示“朕闻人参得之很艰，岂不劳民，今后必不进”。此时，就连朱元璋也知道上党人参所造成的“地方害”。应该明确地说，这种上党人参的地方害，完全发生在紫团山参园垦而为田，毁参种粮以后。朱元璋所称“潞州人参得之很艰，岂不劳民”，与又隔200多年后，李时珍所称的“地方害”相符，亦与张翰林所称“吏缘为奸，横索参钱”有内在联系。朱元璋称：“今后必不进”。基本结束了历时300年左右的上党人参地方害，亦与李时珍所称的“不复采取”相呼应。 五、上党人参是怎样正式更名为党参的 公元1757年，吴仪洛《本草从新》首次将人参与党参分列，各述其功能主治，并在党参项下加注：“按古本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买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头者真。” 吴氏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古本所云参（应指人参）以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由此可见吴氏已把上党人参与真党参等同起来，视为一物。而当时使用的党参种类很多，其中防风党参，根有狮子头者为真。以上所述完全符合上党人参即党参的历史和现今真实情况。 至于上党人参是怎样正式更名为党参的，现今仍有许多人表示疑虑和不解。其实《潞安府志》及其相关史料已有明文记载。根据孙文采《中国人参文化》称，早在《本草从新》之前，清雍正三年（1726）出版的《潞安府志》已将上党人参改为党参。笔者未曾见过1726版《潞安府志》，此项史据，有待证实。本文谨按乾隆三十年（1770）《府志》卷八风俗、气候、物产篇药之属的记载全文，予以论述：
党参 《府志》修正后的党参注文十分明确。其一古有人参，主要是依据韩翊诗，本文一开头已对该诗作了剖析。其二原出壶关紫团山参园的就是党参，现今已不能多得了。 《府志》怎样将同一条目的人参改为党参，注文也作了相应的更改。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长白山人参。 由上可知，在新版《潞安府志》的修订过程中，为上党人参的收载和名称问题，曾向清政府作过请示。可惜原始的请示报告已无法查到，否则定能说明更多问题。以上一段文字具有批文性质，言简意赅。含意十分清楚，即关于潞安府所产的人参，考其地域就是古代的上党郡，亦即现今所称的党参。上党人参与长白山人参相比，地理气候条件既然相差十分悬殊，质地气味都比后者淡薄。因此，不能与长白山人参同名。《潞安府志》以不收载为是。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对于《大清一统志》的上述批文，一些坚持上党人参为五加科人参的人士斥之为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无可争辩的史实是以紫团参为代表的上党人参自古以来就是桔梗科党参。对此，除吴仪洛《本草从新》在党参、人参首次分列时已有说明外，郑肖岩、曹炳章著《增订伪药条辨》 炳章（1926）按曰“前贤所谓人参，产上党郡，即今党参也，考上党郡，即今山西长子县境，旧属潞安府，故又称潞党参。”1921年，谢观《中国医学大辞典》曰：“古方人参即今太行山脉之党参，至于长白山脉之参，金元以来，方渐用之。”著名中医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之上党，即今之党参也。”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和上海市药材公司经组织富有实践经验的老药工进行数十次坐谈、整理、总结而成的《药材资料汇编》，上集于1959年出版，书中在党参名下专讲了党参命名的由来：“古时所称人参就是党参，党参最早产地是现在的山西长治，该产地在秦时为上党郡，故名党参。隋时改为潞州，故称潞党参。”这是代表当时上海中药界的共识。 以上关于古方人参或者上党人参的结论，应是十分明确的，所欠缺的是并没有把有关的论据和史实讲清楚，以致于1960年后，在某些思潮和因素的影响下，否定了以往长期来为广大中医药界所传授的 “古之人参即今之党参，上党人参就是党参”的基本常识。而被如今占主导地位的'妙论’—“古之人参就是五加科人参，上党人参就是五加科人参”所替代。其实，此项'妙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亦难自圆其说。现已有人提出再认识，值得有关方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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