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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书法 如今的书法展览上，不论是国展还是省展，总能看到何绍基的影子。这位清代书坛的变革家，以其奇崛的书风独领风骚，他的独树一帜也成清代碑学运动的领军人。然而就是这位当年以帖学入手，写得一手工整馆阁体的何绍基，在人到中年留下了他对王羲之“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的评价。这就奇怪了，何绍基这位帖学出身的人物为什么要去否定王羲之的艺术价值？他这样做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王羲之书法 众所周知，王羲之的书圣地位自唐太宗时期确立，他的书法对后代诸多大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都在王羲之结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在东亚范围内，王羲之在书法界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然而，何绍基这个在当时名不经传、资历平平的晚辈对王羲之评头论足，不免让人疑惑。如果要追根探源，这一切的原由还要从何绍基的学书历程谈起。  何凌汉书法 何绍基作为官宦弟子，其父何凌汉官居户部尚书，在清代文坛上也占据着一定地位。在这样的书香氛围中，何绍基年少时便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洗礼，在艺术方面毋庸置疑地传承了家学，深受父亲何凌汉的影响。何凌汉作为儒家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对于“规矩”十分看重，字如其人，端正、严谨、肃穆等这些风格都在何凌汉的书风中得到体现。他宗法唐人，以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为重，尤其到了晚年又着重临习颜真卿书法，这对何绍基的书法启蒙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从何绍基的书法实践中不难看到颜真卿对于他的影响。早年入手帖学是受家学的影响，同时科举取士也影响了何绍基取法的对象。少年的何绍基书法观还未形成，家庭与社会的书风引导为何绍基奠定了基础，也影响着他个人书风的形成。  何绍基楷书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书坛的“尊碑抑帖”已初见端倪，清初的考据之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文人阶层已是蔚然风尚。何绍基在求学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事物、新思想，一些关于书法的新理念在他心中得到萌发。原有的帖学思想已经跟不上何绍基对于审美的要求，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清代碑学理论集大成者阮元的著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给何绍基引入到“碑学”的世界，他师从阮元，又追慕邓石如，在书法实践中开始靠近“北碑书风”。在这一时期，他在所作诗文题跋多次提及北碑，如“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肆书搜尽北朝碑”“性耆北碑，摹仿甚勤，而购藏亦富”等等之语，意在疏远自己与帖学的距离。  何绍基隶书 “尊碑抑帖”的潜意识指导下，何绍基对于帖学有了全新的认知，对于帖学的不足也逐渐认清。他早年对于颜真卿的热衷使他有意探寻唐代楷书源流，颜真卿的“篆籀笔法”让何绍基上追篆隶古体，力求“篆分遗意”，在原有帖学的基础上加入篆隶的特点。何绍基晚年的行草书中通过书体杂糅而形成奇险质厚的书风，以此来区别于官场上媚俗的馆阁体书法。他曾说道:“古人论书势者，曰雄强，曰质厚，曰使转纵横，皆丈夫事也。今士大夫皆习簪花格，惟恐不媚不泽，涂粉傅粉，真气苶然。江、浙儒雅之邦，此风尤盛。”言语之间透露着对于馆阁体的不屑，北碑的雄厚在何绍基看来书法应该“丈夫事”，不应该是媚俗。  何绍基行书 帖学的日渐僵化与清初董其昌书风的影响，让何绍基看到清代的书坛必将要掀起变革的浪潮，让陈旧的书学思想吹进新风。“诗文字画不成家数，便是枉费精神”，何绍基要做一位书坛的变革者，他要对帖学进行批判，所以才有了前文中“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之语。通过梳理何绍基学书的历程，不难发现何绍基对王羲之的评价背后是清代书坛对于碑学与帖学争论的显现。当然，何绍基的否定也并不是全盘否定王羲之的艺术价值，他也有过“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的评语，充分肯定二王帖学体系书法的价值。既肯定又否定，虽然显得有些矛盾，但是依然能到何绍基变革书坛书风的意图。  何绍基篆书 刘恒先生讲:何绍基作为一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坚持碑学观点的书法家，他在取法北碑、变革楷书和行草书笔法方面的成就，标志着碑派书法的审美原则在各种书体领域的全面落实，对晚清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作是‘开光、宣以来书派’的一代宗主。何绍基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书家一样紧跟邓石如、包世臣的脚步，也没有如法炮制二王帖学的路子，而是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将篆隶书笔法融入到行书创作中，一改宋代以来的姿媚书风。的确，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何绍基的书法成就在中国书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如他老乡曾国藩所说:以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何绍基行书 参考文献;《何绍基书风演变研究》 《中国书法史·清代卷》 《何绍基书论选注》 《东洲草堂诗文钞》 文中使用图片均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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