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父亲
文/高焕清
看着弓着腰，佝偻着背，走路一瘸一拐，迈着步履蹒跚的脚步，顶着花白的头发，说话声音沙哑，眼神灰暗无光，以及吃饭时手指抖抖嗦嗦的父亲，我深知老父亲已经是风烛残年了，他像收到了头的莜麦再也直不起他那挺拔的身躯，也像即将耗尽的油灯闪耀着最后的一点点亮光……
父亲是一个平平凡凡的农村人，像一头农村拉车的老牛一样一生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也未成轰轰烈烈过。
父亲二十岁那年，正赶上解放战争，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兵员锐减，为了扩充兵员到处抓壮丁。我父亲兄弟五个，打小就夭折了一个，就剩兄弟四人，我父亲排房老二，我大爷已经成家有了妻室，三叔，五叔还小，我父亲就成了我们家当兵的最佳人选，被强行抓去充军。壮丁的苦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人拿你当人看待，只有打仗时堵枪眼的份。父亲冬天被抓去，第二年的春天从生死线上逃了回来。村里的乡保，地保（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乡长），想乘机捞些油水，中饱私囊，对我爷爷奶奶敲诈勒索，说抓逃兵的来了，要是被抓回去小命就没了，我爷爷奶奶赶紧把家里积攒下的一小坛洋烟如数奉上，为的是让他们给打点打点，救我父亲一命。没成想这些贪财家伙的心像填不满的枯井，仅过了三四天的时间又来敲诈，爷爷奶奶再也没有拿出手的东西来打点，没办法只好让我父亲连夜去集宁投奔我的一位本家姑姑。后来才知道，如果逃兵有携带枪支弹药逃跑的，抓回去立即枪毙，赤手空拳逃走的只是除名而已。
说起我的这位姑姑的夫婿也确非等闲之辈，他是国民党华北地区最高司令长官傅作义属下十二旅旅长的军需处主任，官也算是挺大的。父亲就在他姐夫的部队里谋了个后勤的差事，打扫打扫院子，跑跑腿，成了一个正而八经的兵。这一当就是七八年。
一九四九年，傅作义将军起义，他手下的全军将士改编为解放军，全国解放以后，父亲在一九五一年的秋天请假还乡一个月。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久别亲人的孩子终于见到了他的爹娘……
可是听我父亲讲那时的爷爷，奶奶都染上了抽洋烟的恶习，大爷也终日在外，家里的光景世风日下，破败不堪，甚至吃的莜麦也是拔一把，碾一把，吃一顿，简直过的就不像个日子，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春播秋收，和我家的大娘、三叔、五叔一起挽回了这个即将破败的家，这个家才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至此，我的父亲也就彻底的离开了他所在的部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时父亲也和我们讲：他和大娘的感情很深，大娘是童养媳，十几岁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样总是唤我爷爷奶奶为爹妈，直到后来我妈、三婶、五婶都是跟着我大娘学，亲切地称呼我爷爷和奶奶爹长妈短的，而且全村只有我们一家的媳妇是这样称呼婆婆公公的。这一方面是我大娘的淑德，另一方面是我奶奶的贤德，据说我的主母奶奶是个疯婆子，每天我的奶奶都给梳头，洗脸，洗脚，洗衣，有时病情发作时对我奶奶不是打就是咬，我奶奶重来不还手，特别孝顺，我们家贤良的门风就是这样代代相传，有口皆碑。
我们家经过父亲和叔叔们的辛勤劳作置下了几亩土地，我的父亲也把我妈娶进了家门，三叔和五叔也都相继成了家，日子过的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后来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村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恨不得给所有过的好点的人家都扣上地主这顶比泰山还重的帽子，我们家因省吃俭用也曾经置下一点土地，秋收的时候我家地少的亲戚会来帮忙收割，于是那些人非揪住不放，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硬说我们家雇佣了长工，幸亏我父亲记性好，和他们据理力争，最终我们家被划为贫下中农，免受了许多浩劫之苦。我懂事之后也常听叔叔婶婶们说起那时候他们天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被划为地主成分以后被整治折磨，多亏了我的父亲据理力争使我们家族免受了许多灾难。
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那是一九七五年秋季的一天，黎明时分，我父亲拉了队里的毛驴去磨米。为了不耽误早上队里出工，去挣工分，所以早早地起来去村里的饲养院拉驴磨磨，下夜的人也听到了我父亲拉驴时的声音，谁知就在那天的夜里队里的场面丢了刚打下的莜麦。按理说圆锥形的莜麦堆上盖着“丰收”二字的印章，再加上下夜人的看守，一般情况下是没人敢越雷池半步的，更何况一日行窃，终身是贼，大部分的村民宁愿半饱着肚子，也不愿落个贼名，拿自己一辈子的名声做赌注，甚至就连他的子女出来都会遭到人们的白眼。可这刚打下的莜麦堆上确实露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莜麦被贼偷了，下夜的难辞其究。因我的父亲那天一早起来磨米，下夜的一口咬定是我父亲所为，而且说亲眼看到我父亲穿着早年部队发的靴子和制服，还有父亲拉驴时的话语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父亲从闲房的架上取下了积满灰尘，许久未穿的制服，可无论父亲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百口莫辩，最终生产队扣了我家一口袋莜麦作为赔偿，尤其给父亲安了一个贼名，这使父亲甚至我们一家人在村民面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父亲的心情和那年的寒冬一样冷的几乎没有一丝温暖。很快一九七六年的春天到了，大地开始复苏，斗私批修的整风运动也和着春风刮到了我们这个山旮旯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会在大队部展开，村民们必须得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说过的坏话，毫无保留地交代出来，否则要是等查出来就为时已晚，那时的人们都深知道黑五类曾经有过的遭遇，一个个主动和盘托出自己做过的不光彩事情，你偷过他家的鸡，他勒过你家的狗，我说过毛主席，你道过共产党，搜肠刮肚地想着还有那些忘了交代，大家面面相觑，仿佛在问对方：你还有没说的吗？屋子里静得怕人。就在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嗫嚅着说：＂我交代，去年场面丟的莜麦是我偷的。我侄子是冤枉的。＂说话的不是别人是我父亲的一个本家叔叔，论年龄和我父亲差不了几岁，论辈份我父亲得叫一声叔，我父亲这才恍然大悟，确实村里只有他们俩个当过兵，也只有他们俩个人有同样的制服，父亲此时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心一下踏实下来。我母亲为了要一个彻底的清白，硬是和队里要回了那一口袋莜麦。
父亲的一生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些年有好吃的，顺口的都留给我们，苦活累活留给自己，我们村打料石是最苦最累的活，为了多挣一些工分，父亲一干就是十几年，开山放炮，抡
锤破石，打眼分石，有时石头很大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而且有危险性，父亲有一次就让飞起的石头把嘴砸了个口子，还掉了两颗牙齿。
老父亲今年已是九十一岁高龄，常常和他的孙辈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自古以来就没有农民种地不用纳税的，现在国家不但不纳农民种地的税钱，还给农民发钱，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然而不幸的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我的哥哥，于今年四月，先父亲一步离开了我们。哥哥去世后，丧子之痛像一把无形的刀子扎在了父亲的心头，让他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只能苟且度着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