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5年，茅台酒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斩获大奖，声名鹊起……送展之时，埋下伏笔；获奖之后，陡起纷争。 1916年初，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的消息，传到了贵州茅台镇。在此之前，茅台酒虽然早已名声大振。但是，在偏僻的茅台镇，这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大事。 人们奔走相告。荣和烧房、成义烧房的老板和经理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茅台酒竟会获奖，而且是“世界名酒”（World Famous Liquor）。 消息传开，两家烧房的名声与身价陡增，甚至开始酝酿增加产量、提高售价了。但是，奖牌留在省城贵阳，迟迟没有送达仁怀。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的起因，还得从送酒参展前说起。美国人要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了，民国政府积极响应。层层指令下达到地方，仁怀县商会会长李清和，便要求茅台镇烧房送酒参展。 此时，成义烧房由华之鸿经营。荣和烧房由王立夫和王少章掌管。作为商人，把酒送出去就算“交了差”。 农商部官员发现，两种茅台酒均产于一地，都以黄褐色土陶罐为酒瓶。除标以“王”、“华”一字相区别外，名称相同，包装相同。而且，两家都冠有“茅台烧房出品”字样，这与国际惯例明显不符。 于是，官员们就将两家茅台酒统为一个，以“茅台造酒公司”为生产厂家，以“贵州公署”名义送展。 当时的酿酒作坊，在茅台一带统称烧房，在宜宾、泸州等地则称糟房。这些烧房的老板和经理们，尽管已有了一些品牌意识，但是，这与现代商标及企业识别系统相比，还有相当距离。 所谓的“茅台造酒公司”，纯属子虚乌有。这一权宜之计，为茅台酒获奖后两家烧房的“奖牌诉讼案”，埋下了伏笔。 获奖之后，成义、荣和烧房在各自的产品上，都加上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字样，并为奖牌的归属争执不休，打起了口水官司。 两家烧房都送酒参展，两家烧房的酒，也确实登上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舞台。问题是，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是自己烧房生产的茅台酒获了奖。 口水官司无济于事，纠纷便闹到了仁怀县商会。两家烧房都有自己的实力和后台，县商会会长李清和知道，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无论把奖牌给谁，都不能全身而退。和了一阵“稀泥”，自然没有结果。两家只好到县府打官司。 成义、荣和烧房两家，一向以茅台为品牌，所酿的酒一律统称茅台酒。不同的是，各家在“茅”字之前冠上老板的姓来加以区别。成义烧房的创办人是华联辉，所以产品称为“华茅”；荣和烧房的创办人是王立夫等人，所有产品称为“王茅”。过去坊间一向以“华茅”或“王茅”分别相称，并不曾弄错或相混淆过。 仁怀县知事鲁士俊更是知道其中利害，颇感为难。收到状纸，鲁士俊也打起了“太极拳”。随后，仁怀县向上呈文，又把皮球踢了出去。 如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牌的归属，还真成了大问题。文来文往，谁也没有找到一个妥当的办法，来调停两家烧房的矛盾。 1918年初，贵州省长公署对这场官司进行了调查。官司呈文送到省长刘显世的桌上时，两家的纠纷已闹了近三年。 刘显世靠办团练起家，在复杂的政局中，历练出了灵活机变的为政本领。面对争执不休、高度对立的两家烧房，刘显世再次显露了特有的机敏，绕开了敏感的归属问题。 民国七年六月（1918年），刘显世以省长公署令直接裁定：“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并且明确，成义、荣和烧房两家“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 1918年8月，仁怀县知事覃光銮接到指令后，以县公署名义致函县商会，“除将奖品函交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以资纪念。并分令荣和、成裕烧房知照外，合行转令仰该荣和、成裕烧房遵照，迅赴商会将奖品模印于售货商标，以增荣誉，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两家烧房接到指令后，皆大欢喜，不再争执。随后，分别在县商会和茅台设宴招待各界人士，以示庆贺。纷争自此了结。 这一为一纸奖状而引发的反复争执，成为上世纪之初贵州最富特色的一场诉讼，堪称贵州乃至中国白酒业最早的一场“知识产权”纷争。刘显世于此案上展现出的睿智，让未来中国最著名的民族品牌，在早期萌芽阶段，未因商家的争执而伤筋动骨。 农业社会对口碑与名誉追求的简单与直白，显然不能与工业时代的评价标准相提并论。但是，这次茅台酒奖牌之争，却让她的经营者们，第一次经受了现代品牌意识的洗礼。 文|独立评酒人、遵义市酒协副秘书长 周山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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