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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红釉瓷收藏潜力大

 玉芝堂 2020-06-30

 

  明成化鲜红釉盘

  一进入成化瓷器这个话题,人们首先会想到斗彩、鸡缸杯。其实,在成化瓷器里,名贵的不仅是斗彩、鸡缸杯,还有高温红釉瓷 (以下简称红釉瓷)。

  红釉瓷萌芽于宋,成熟于明代的永宣,登峰造极于成化,成化以后戛然而止,再无质如羊脂、色如熟枣的红釉瓷。成化红釉瓷里还有一种红釉留白工艺,至今不能破解。成化以后红釉不再,直到清代康熙才得以恢复。但清代红釉的问题是流淌,成化红釉瓷则不存在。目前,成化红釉瓷很少有拍卖记录,这主要因为留存极少,且少人研究,民间偶有甚至还会被认作赝品。明代几乎出自官窑 成化红釉以1250℃左右高温烧成,发色剂为金属铜。现在人们知道铜在氧化的情况下是绿色的,氧化铜还原了又会呈现美丽的红色。要烧出高质量的红釉瓷器,不光与气氛、窑温有密切关系,还与金属铜的纯度及伴有的微量元素关系密切。在掌握这些知识的现代,要烧制出质量一流的红釉器也十分不易,在五六百年前对化学一无所知的明代烧制,其难度可想而知。

  古代窑工要烧出美丽的红釉器靠的是聪明才智,靠的是经验,靠的是偶然。那时一个红釉碗的成本可能与一只黄金打造的碗差不多,虽然烧造红釉器如此不易,但明代洪武年间有釉里红,永宣年间有优质的红釉器,成化年间又将红釉器烧造得如脂如玉。成化以后,红釉器不再出现,仿佛一夜之间蒸发掉了。

  明朝是朱元璋率领红巾军打下来的,因此明代统治者尚红,认为红是正色。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红釉瓷得以诞生并发展,并且那时的红釉器民窑无力也无权涉足,因此那时的红釉瓷器件件出自官窑。成化皇帝驾崩后,下一任皇帝一方面体察民情,一方面为了节省开支便下令停烧红釉,于是红釉瓷戛然而止。成化红釉瓷的鉴赏 明代成化皇帝学识渊博、爱好多样,他还深深迷恋着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据说万贵妃喜欢红色,成化皇帝为讨贵妃欢心,便下旨烧造小巧的红釉瓷器,于是渐趋衰落的红釉瓷在这一时期又得到了发展。这时的红釉瓷数量虽然不及永宣,但质量却远超永宣,小巧玲珑、如脂似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成化红釉克服了釉色流淌的问题。有一种成化时期创烧的红底白花瓷,白色的花纹有些细如发丝的地方依旧是白如初雪,一点不为红地所染。大家不难想象,一件红釉瓷器到1200℃时已经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作为发色剂的金属铜由于密度高、重量大,往下淌是必然的,而白釉处于半液态状态时很像一张淋了水的宣纸,金属铜很容易在此晕散,但成化高温铜红釉瓷没有流淌,没有晕散,这是奇迹,至今没有破解。成化红釉器只要有成化的时代特征,有旧气、色如熟枣、不晕散、不流淌往往就是真品。

  相关链接:礼制庄重的明代红釉瓷 (《收藏拍卖导报》馨蓬

  明代祭瓷以红、白、蓝、黄等颜色釉瓷为主,四种釉色与祭祀对象相对应,以求法天象地。其中,红釉瓷为皇家祭郊日坛之器,釉色有“祭红”之称。

  关于这种高温铜红釉的其他名称,《景德镇陶录》卷十称:“《肆考》纪,明厂窑做‘祭红’,沈阳唐公记,今厂器做‘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

  高温铜红釉瓷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明永乐、宣德时期,其烧制技艺日臻纯熟。釉色晶莹如红宝石,色调庄重深沉,足边多垂釉,垂流不过足,积釉处红中显青灰。铜的正常呈色不仅与含量和基础釉成分有关,对窑温和气氛变化也很敏感。制坯、配方、施釉方法、窑内通风状况、窑工掌握火候的熟练程度及窑炉形状、朝向等,都影响釉色的质量。高温熔融下,釉层出现垂流现象,使口沿形成一道圆润的白边,即“灯草口”。

  永乐时期的红釉瓷,入窑火候掌握精准,釉厚如脂,釉面光莹鲜艳,如初凝的鸡血,清人兰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有“永乐以鲜红为宝”的记载。清宫旧藏永乐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高9.9厘米,口径15.8厘米,足径4.2厘米。撇口,弧腹,瘦底,下承中空高足。碗内施白釉,印暗花云龙纹。碗心刻一朵葵花,花心划“永乐年制”四字篆书款。外壁施铜红釉,“灯草口”,釉质鲜亮可人。

  高足碗又名“靶碗”、“佛碗”,该器除作祭瓷使用外,还作佛、道供桌前的供器。在永乐高足碗中,铜红釉者较少。

  据记载,为了提高祭红釉瓷的品质,釉中配入了红宝石、玛瑙等名贵的矿物,使永乐、宣德祭红釉瓷更显珍贵。清康熙、雍正时人陆廷灿在《南村随笔》中写道:“宣德祭红,以西红宝石末入氵幼,凸起者,总以汁水莹厚如堆脂,汁纹鸡桔(作者注:釉面呈现出鸡皮纹和橘皮纹),质料腻实,不易茅蔑(作者注:开裂)。正、弘、隆、万间亦有佳者。”

  宣德祭红釉瓷胎质细腻坚密,发色更为纯正,品种和数量也有明显增加。清宫旧藏宣德红釉僧帽壶,高20厘米、流长16.1厘米,足径7.2厘米。流口与颈部鸭嘴状流槽相通,壶柄上、下两端作如意云头形。腹部上丰下敛,圈足。外施鲜红釉,釉质明艳。足内及壶里施白釉,无款。

  这种造型始于元代,因壶口形似僧帽而得名,为藏传佛教用器。明代早期,汉、藏关系十分密切,来京朝觐的藏地僧侣很多,景德镇御器厂生产了大量僧帽壶,以应对明政府给藏地上层僧侣的赏赐。

  宣德以后,高温铜红釉产品渐少,生产渐入困境。成化时偶有佳器,如北京故宫藏成化红釉盘,高5厘米,口径20.9厘米,足径13.5厘米。胎体较厚,敞口弧腹,圈足,底微塌,有“窝盘”之称。盘内及足内均施白釉,外壁施鲜红釉。釉层肥腴,呈色鲜艳,釉面泛橘皮纹,“灯草口”。足外墙积釉处红中透黑,足内青花双圈书“大明成化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在传世品中,成化红釉瓷极少见。

  从传世品看,洪武至嘉靖年间,祭红釉瓷的生产从未间断过,但嘉靖时期已明显处于困境。《大明会典》载:“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此处所指的“鲜红”,即烧成难度大,釉色浓艳深沉、灼烁耀目的“祭红”。万历时人黄一正在其所著《事物绀珠》中阐述了高温“鲜红”被低温“深矾红”产品替代的原因是,技术衰退和鲜红土原料告罄。

  北京故宫藏嘉靖矾红釉梨式执壶,高15厘米,口径3.7厘米,足径6.2厘米。梨形壶身,直口溜肩,圆腹弯流,曲柄圈足。伞形盖扣合壶口之上,宝珠钮。口沿处圆系与柄相连,作系绳之用。壶身施两重釉,先在稍高温时烧出黄釉,再在其上施矾红釉,低温焙烧。釉面红中微闪黄,色调温润柔和,壶腹两面可见黑彩绘云凤纹。足内施白釉,青花双圈书“大明嘉靖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嘉靖窑回青盛作,鲜红土继绝,烧法亦不如以前,惟可烧矾红色。”正因为铜红釉对窑温及气氛变化十分敏感,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所以由此改用氧化铁呈色、氧化气氛中烧成的呈色稳定、色泽砖红的低温矾红釉瓷充任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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