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议病后用药

从上古到现今，各代都有名医。虽然水平有高下，但没有谁能不守规矩，而能取得成就的。所以治病一定要先认识疾病，了解疾病后才考虑如何用药。这样药才能把病祛除。了解了疾病，在千百种药物中，选取一二种来用，都会取得非常好的疗效。不了解疾病，就会疑惑难以选择。药都有伤人的可能，更何况药性偏颇峻猛的。

近来学医的人很多，医疗水平反而下降，成了只论药不论病的天下，出现的错误难以胜举。把错误治疗认为是天命如此，不知天道哪有喜欢杀生的？每见大户人家，诊查完就让出方，貌似慎重。开始的时候竟不论病的前因后果，药对应治疗的是哪些，导致平庸的医生用这种糊涂的医术，胡乱说一通。等到用药无效，又推诿到药的上面。不是没对症的药呀，有治病的药，却因为不掌握病情不敢用。危险呀！

《灵枢》《素问》《甲乙》《难经》理论性书籍，全都不去研读。却把后来的方书，当作宝贝。比如朱丹溪阐述自己经验的《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再论病因，再论病症，最后才谈治疗，这种书就很少人看；而《心法》这样的书，各种方剂错杂，却都去照用。又如《本草》只论述药性的功能，人们就不喜欢。而缪氏的《经疏》，杂有错误论述药性的，却都爱不释手。不思考药物的性能也是取它的偏性，以适应病症。那些论述错误的就不说了，就说那些正确却被弃而不用的也很多。难道把本草记述的那些药，都删除了，只留下药效平淡的五七十种来用？如果这样，那么《周礼》记载让医生采集毒药，用来医疗的说法。以及历代帝王，怕《本草》记述的药物还不够，让人扩展补充的用意，不是非常错误了？要破除这种疑惑，不如把病情分辨清楚。

病得诊断明确，则有这样的病就有这样的药。病千变，药也随着千变。且不说造物的奇妙，就是某病用某药治疗效果好，用某药会加重，因此确定某药的药性。如果不了解病，那么药的对病的好处坏处，如何来确定？可见药性所谓好坏，跟病所谓好坏是不一样的。那些不知这些的人，必定是用药性作为取舍，多么粗浅呀。所以我喻昌提出要先议病也是不得已。前人治病，疗效都在预期，治疗过程，早就筹划完善。医虽然是小道，也要这样。我喻昌虽然很难改变陋俗，也要借助医案，阐发疾病机理。是否对那些人有借鉴作用，我也不计较了。

胡卣臣先生说：先议病，后用药，是《金匮》还没有阐述到的地方。等到病势严重，就难以救治了。对病真正有了准确把握，对于“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这种现象来说，也是善于用药的人。

原文

先议病后用药

从上古以至今时，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或以为杀运使然，不知天道岂好杀恶生耶？每见仕宦家，诊毕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致庸师以模棱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不效，诿于无药。非无药也，可以胜病之药，以不识病情而未敢议用也。危哉！《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次因，次症，后乃论治，其书即不行；而《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药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缪氏《经疏》，兼述药性之过劣，则莫不悬之肘后。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适人之用。其过劣不必言也，言之而弃置者众矣。曷不将本草诸药，尽行删抹，独留无过之药五七十种而用之乎？其于《周礼》令医人采毒药，以供医事之旨。及历代帝王，恐《本草》为未备，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谬乎？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且勿论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药为良，某药为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论病，则药之良毒善恶，何从定之哉？可见药性所谓良毒善恶，与病体所谓良毒善恶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执药性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议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坛指顾，后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饶硕画。医虽小道，何独不然。昌即不能变俗，实欲借此榜样，阐发病机。其能用不能用何计焉。

胡卣臣先生曰：先议病，后用药，真《金匮》未抽之论。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是能议病者，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是能用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