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 魏新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高考的人，不是万般无奈，想报考师范院校的人很少很少，即便进了师范院校，能不当老师就坚决不当老师的人又很多很多。我就是在无奈之中走上讲台的，转眼已将近30年。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当初无奈之下走上讲台的我，居然干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还成了语文特级教师。 多年来，有关语文教学的讨论一直很热闹，但实质性的突破稀有。于漪老师把这些讨论称为“乱花渐欲迷人眼”，可谓形象。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既没坚实的理论修养，又没深厚的学术素养，无力也无意参与这些讨论，生怕一不小心就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但作为教师，我自有我质朴的语文教学追求——让学生不讨厌我的课，学有所获。 怎样让学生不讨厌我的语文课呢？必须让学生切切实实感觉到上我的课的确是有收获的。孙绍振先生有一句话，说出了我多年来的惶恐和追求：“在语文课堂上重复学生一望而知的东西，我从中学生时代对之就十分厌恶。从那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我当语文教师一定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一望而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多年来，我确实一直在为“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一望而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而辛勤努力。 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河南郑州一中。郑州一中是中原名校，学生和家长期望值高且很挑剔，这是所有名校教师的共同“待遇”。从登上讲台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心存畏惧和惶恐，生怕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没有收获。为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一节课都因为战战兢兢而精心备课，认真读课文，反复读课文，很多课文不知不觉就能背诵出来。读课文时，一直保持一种姿态，在设计教学前不把课文当课文，只当作一篇普通的文章，在反复读的过程中思考自己的发现或感悟；进而把自己摆在学生的位置，反复揣摩学生在阅读时能读懂什么，读不懂什么。我一直以为，这是上好语文课的基础。 《祖父和我》一文选自萧红的《呼兰河传》，就在反复读的过程中，我猛然发现以下几句话别有味道： 在课堂上，我让学生先把原句读一遍，然后跳过加点的字再读一遍。马上就有学生感受到了奇妙。有了加点的字，这几句话完全是小孩子的口吻，天真烂漫，充满童趣和童真，儿童特有的那种好奇和愉悦充盈其中，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得到萧红在写这些文字时，梦回童年而不自知的沉醉状态。去掉加点的字，读起来同样通顺，表意并没区别，但语言就会变得郑重其事，趣味大减，韵味顿失。经过对比品读，学生大为吃惊，深刻体会到文字背后的意蕴，进而对文字多了几丝细心甚至敬畏。 2011年，我在上海市的教研活动中执教公开课《秋天的怀念》。备课过程中反复诵读，不知不觉就会背诵了。但有两处我总是背错，即母亲劝“我”去看花的两句话： 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 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 这两句话，起初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就是两次内容一样、转移儿子注意力的没话找话。多次背错之后，我开始注意两句话的区别。第一句，母亲说的是“北海的花都开了”，第二句说的是“北海的菊花开了”。北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在温室远没有普及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花儿都开的季节毫无疑问是春天，而菊花开的时候当然是秋天。也就是说，母亲这两次“劝”，即便是在同一年，中间也至少隔着一个夏天！那么，可以断定，母亲的这两次劝说之间至少隔着3到6个月。母亲的愿望不奢侈、不苛刻，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心愿，在这么长时间里“我”居然一直没答应，非不能也，而是不愿——因为“我”只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根本不去体会更不能体谅母亲的心情。这次终于勉强答应了，但母亲病情加重，不久溘然长逝。作者史铁生内心的懊悔和自责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在那次公开课开始时，学生诵读也把这两处读错了，两处都读成了“菊花开了”。我紧紧抓住学生的这一疏漏，切入对课文的解读，于细微处见迥异。学生大为震撼。 再如对《我的叔叔于勒》开头和结尾的探讨。《我的叔叔于勒》是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关于这篇课文一直有一桩“公案”：原作的开头和结尾是保留好还是删去好？ 原沪教版《我的叔叔于勒》保留了开头和结尾。原人教版教材以及现在使用的统编教材均删去了开头和结尾。 开头：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舍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有点惊奇。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想起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来讲给您听。 事情是这样的：…… 结尾： 今后您可能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这些流浪汉，其原因就在于此。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莫泊桑是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同契诃夫、欧·亨利等短篇小说大师一样，他们在构思作品的时候，开头和结尾着力很多，用心良苦，一般不能轻易删去。但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足以服人。在教学中，我引导学生紧密结合文本探讨。 原作的开头和结尾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原作的开头和结尾交代了一个事实，约瑟夫·达弗朗舍给了一个白胡子乞丐五法郎的银币，并且说这个可怜的人使他想起了一段往事，即他的叔叔于勒的故事。五法郎到底是多少钱，学生没有概念，于是我带着学生一起看文中关于“钱”的语句。主要有以下两处：一是姐姐们为一条15生丁的饰带的价钱讨论老半天；二是“我”去付牡蛎钱的时候，母亲让父亲给了我五法郎。“我”付款之后，给了于勒半个法郎小费，这半个法郎的小费让两个姐姐“惊得有点呆住了”，让母亲诧异起来。从以上两处可以看出，即使是15生丁，对这个家庭也很重要；父亲在女婿面前好不容易奢侈一次，花钱也不过两个半法郎，加上小费共三法郎，已经使母亲吃惊，直呼“这不可能”，可见半个法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番比对给学生揭示了一个事实：开头五法郎的施舍实在过于慷慨。无怪乎“我”（姑且把这里的“我”当作作者）在旁边觉得有点“惊奇”。约瑟夫为什么这么慷慨？毫无疑问，因为于勒！于勒在哪里？“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于勒还活着（是生是死，作为侄子的“我”也不知道），他会和那个白胡子穷老头一样是个乞丐。“我”用这五法郎，用帮助和自己的叔叔一样的乞丐的方式赎罪，来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期盼。我们不能忽视文中“我”拿着五法郎去付款时的一个细节：姐姐们看到“我”来付款，问父亲为什么迟迟不来，“我”脱口而出，告诉她们说“妈妈有点晕船”。这句谎言不是父亲或母亲教给“我”的，是“我”自己随机应变。“我”期盼什么呢？期盼自己的叔叔在他乡行乞时，也能有人像自己一样慷慨施舍。 原作的开头和结尾还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我”——约瑟夫·达弗朗舍，已经长大成人。作为读者，能欣慰地看到，长大成人的“我”没有变成像“我”父母一样的人。这是莫泊桑带给我们的最温暖的力量，最动人的亮色。如果去掉了原作的开头和结尾，这样的心声和期待将荡然无存。 语文课纵有千般变化，但立足文本、立足语言永远不应也不能改变，无须旁征博引，无须纵横捭阖，在朴中见色，于小中见大，自有一种风情在其中。让学生有一种“时有幽花一树明”的畅快或顿悟，他们就不会觉得我面目可憎了。 2008年，我进入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成为一名教研员，这是我专业成长的一个关键转变。作为教研员，我在教师中有一定的威信，原因就在于我是一个会上课、敢上课的教研员。但教研员的主阵地毕竟不是课堂，而是教研。作为教研员，我也有自己的朴素追求：让老师不讨厌我的教研，研有所得。 沪教版教材中有一篇文章《沉船之前》，选自电影小说《泰坦尼克号》。原文中有一个场景：
在一次公开课研讨中，一位老师执教该文，成功地分析了老爵士班杰明·古咸的形象，引领学生从老爵士身上看到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坦然淡定，看到了人类的高贵和人性的光辉。但是，我仍觉意犹未尽。 在课后的研讨中，我坦率地赞扬了该老师对文章内容尤其是对老爵士班杰明·古咸的分析，也坦率地说了自己认为意犹未尽的遗憾。因为在这个场景中，共有三个人物，全班近40名学生都只看到老爵士班杰明·古咸，而对另外两个人物——侍从和侍者视而不见。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老爵士的表现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侍从和侍者与老爵士在同一艘船上，他们和老爵士一样面临灭顶之灾，他们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逃跑，而是镇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他们的气度不逊绅士，他们的风骨不输老爵士。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在解读时只看到老爵士班杰明·古咸？原因很简单：侍从和侍者地位低下甚至卑贱。阅读作品时，不少人下意识地只关注主角；看人时，下意识地关注身份、地位，而忽略了生命本身。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语文课需要直面这样的问题，承担解决问题的“道义”，引领学生走出阅读和认知误区，提升人生境界。 再如统编教材中《狼牙山五壮士》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一次例行听课，一位老师执教这篇课文。课堂上，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够读出五壮士喊口号的壮烈豪迈，做了大段的渲染和铺垫，用不少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的图片来助阵。六年级的学生，怒火果然被点燃，在齐声朗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个个眼中冒火，声音洪亮，真有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气势。老师很满意，也很得意。我却充满忧虑。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吃惊地发现学生对五壮士的跳崖行为充满向往；二是老师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了对日本深深的仇恨。在一次教研活动中，我以此为话题专门展开了探讨。 首先是如何看待五壮士的壮烈行为。经过激烈的探讨甚至争论，老师们达成共识。五壮士的壮烈行为可歌可泣，是为保护更多同胞生命安全、维护民族尊严做出的重大牺牲，是在特定环境下的决然选择。老师应该告诉学生，生命是最宝贵的，不到事关诸如民族尊严等重大关头，绝不能轻易放弃生命。其次是如何处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叫“帝国主义”；二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能不能换成“打倒日本”。 其实在很多时候，语文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教师不是不知道，而是没想到。只要一想到，正解就如探囊取物。我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之后，老师们豁然开朗：即便是在中日两国交战时，我们的先辈喊出的口号仍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打倒日本”；立足21世纪，我们该反对、该仇视、该打倒的，当然更不能是一个民族。 在这次教研活动中，我还提及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18个要点，特别强调，核心素养不是浮云，必须借助课堂教学使之落地生根，而以上探讨就使18个要点中的两个要点—— “珍爱生命”和“国际理解”——落地、落实。 作为一名来自一线教师的教研员，我深知自己并不比老师高明，不可能妙招迭出，让老师触处生春，但“时有幽花一树明”的境界，是我不懈努力的方向，教学如此，教研亦如此。这种境界，让我在繁忙中收获了幸福，在烦琐中得到了感悟，吸引我这个怀着二心走上讲台上的人，一心一意走了下来。做教师，一如既往，在平淡中追求更好；做教研员，不忘来路，在平等中追求共鸣。 人生真是奇怪，当初千方百计不想干的职业干了之后感觉竟然不差，甚至感觉是最适合自己的行当。是不是也有一些人千方百计谋到的职业，其实并不适合他？我想是有的吧。 ——《语文学习》2020年第６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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