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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三十届“华沙诗歌之秋”活动的开幕式，设在波兰王宫里的一个梯形会议室。李琦和我，早上8点半就到了会场，溜边儿随便找个椅子坐下，静静地等。将近9点钟，大会主席来了，四下张望，忽然很有激情地喊话。坐在李琦我们中间的华裔波兰籍老作家胡佩芳女士一边拉起我俩一只手说：“走吧，让你们到主宾席呢。”我悄悄地问，台上那位都说了什么，她说，说是请尊贵的中国诗人到主宾席，还说，中国三千年前便产生了《诗经》，那时我们知道什么是诗吗？ 到主宾席坐下，挺不自在，大会主席的话让我脸发烧。随后的主题演讲，我们俩也被安排在前头，我照本宣科念了一段，因为超时，被突然打断，面对来自世界四十多个国家的优秀诗人，不敢抬头。 那时是那时，而今是而今！ 而今，即便面对当代波兰的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这一位诗人，我也无地自容。 并不仅仅是因为，1995年，“由于她的诗作以反讽的精确性，使历史学与生物学的脉络得以彰显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希姆博尔斯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键还是我打心眼里佩服她。 正是她，一再使我想到诗人历程，想到中国和波兰，两个国家有过的那些相似的历程。 记得我在波兰会计学校学唱波兰国歌，顺便问了翻译一句，唱的是啥内容啊？原来是一个游击队的队歌： 只要我们活着 波兰就不会灭亡 外国暴力夺走的一切 我们用战刀来夺回 前进！前进！ 真让我大吃一惊，简直就像我们中国的国歌。在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和这个波兰游击队的队歌的背后以及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之后，是多么相似的时代背景以及多么接近的表达！ 就是在这样相似的状况下，走着，走着，诗人殊途，但未同归。 尽管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无论是题材、主题，还是视角、修辞技艺都富于变化，但总起来说，她更专注于追求明澈语境和深邃哲思的完美统一。她的想象力指向生命、历史、文化、自然，既寻赜烛隐，又能恰当地保持类似于“天真” 的品性。 最令我瞩目的，是希姆博尔斯卡的现实精神与介入政治的方式。 我们是时代的孩子， 政治的时代。 一切你的、我们的、你们的 每天每夜的问题 都是政治问题。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你的基因有政治遗传， 你的皮肤有政治色彩， 你的眼睛有政治倾向。 你要谈论就会有影响， 沉默就是异议—— 或此或彼的政治方式。 （黄灿然 译） 想想那个年头，可不就是那样，我们每天每夜的问题，除了政治问题还有什么？极权之下的政治色彩遮天盖地，这时你要求摆脱政治，声称仅仅对“真正的文学性”感兴趣，可能吗？即使你逃避了你所厌恶的政治，也不一定没有自己的政治。正如本雅明批判德国文学研究时说的，那些厌恶政治者无一例外地与独裁政权取得和解，而纳粹主义和政治化都终于从后门进入了文学史。 而在伟大的大师们出现的过程中，政治自由的思想也从来必不可少。 给我以深刻启示的，是希姆博尔斯卡的《准备一份履历》： 要求什么？ 填写申请表 再附上一份履历。 无论生命多长 介绍都要简短。 必须要清楚精练。 用地址代替风景， 用确切日期代替混乱的记忆。 爱情一项只需填婚姻， 孩子一项只需填实际出生者。 谁认识你比你认识谁更重要。 旅行一项要有出国才填。 会员一项只需填何种而不必填何为。 学位无须填缘由。 要写得好像你从未跟自己讲过话 以及好像你总是避开自己。 绝不要说到你的猫、狗、鸟， 你的珍藏、朋友和梦想。 重价格不重价值，重名衔不重内容。 重鞋码不重他去哪里， 那个他们以为是你的人。 还要附上一张快照，露出一只耳朵。 重它的形状而不重它听到什么。 它听到什么呢 机器把纸变成浆糊的嘈杂声。 （黄灿然 译） “要写得好像你从未跟自己讲过话/以及好像你总是避开自己”，直到让你成为“那个他们以为是你的人”，真正的你反而可以忽略不计了，到人火化成为一股烟之后，“机器把纸变成浆糊”拉倒。但凡有一点经历的中国诗人和读者，对这种“体制化书写”都是不陌生的，多年之后，于坚的《零档案》才有所探索。 《准备一份履历》并非仅仅是实指性地质询“履历表”本身，诗人同时以此来隐喻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广阔的生存暗示性，真让我们感慨。 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揭示出两个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一是诗人与政治的关系，二是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论者指出，透过希姆博尔斯卡，诗人起码应该看到自己的三重责任：首先，是诗人应当“奉献于他的时代”；其次，是“概述他的时代”；第三，是要求自己起码反对自己的时代。落实这三重责任，是对付时代的厉害的并发症的唯一办法，必须迫使每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而又反对他自己的时代”。 支撑这些的，无疑是诗人人格。希姆博尔斯卡写过一首《在一颗小星星底下》，大体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误谬之处，我向必然致歉。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己有而生气。 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 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 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 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 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 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 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 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匙水。 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 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 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真理啊，不要太留意我。 尊严啊，请对我宽大为怀。 存在的奥秘啊，请包容我扯落了你衣裾的缝线。 灵魂啊，别谴责我偶尔才保有你。 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 我为自己无法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碍。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陈黎、张芬龄 译） 一首好诗呈现出来的光彩其实正是一个诗人人格的外化。《在一颗小星星底下》体现了诗人深沉博大的爱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从头至尾，诗人都用谦逊的态度和自责的口吻向世间所有的事物道歉，并请求他们原谅。如果说诗人向“必然”“巧合”“快乐”“时间”“希望”等这些抽象的事物道歉表达的是其追求安宁的心灵，那么向“战争”“伤口”“深渊中的人”“沙漠”“猎鹰”“树木”等道歉则表现出了诗人的善良和博爱。尤其是“手指上的伤口”“桌子的四条腿”等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在她的笔下都被赋予了生命和思想，使我们读之感同身受，不得不惊叹于诗人感情之细腻，实际上这也源于诗人自身高洁的品质和伟大的爱。 诗的最后一句回到了语言，其实也就是回到了诗。诗人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却又谦逊地说“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这实际上是指诗人使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探讨的却是与人性相关的严肃主题。读这样的诗，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一种真诚的力量贯穿其中，仿佛诗人的一颗急切而又渴望的心在跳动。这是一颗向上的灵魂，她对理想的向往和对真理与完美的追求，成就了诗人的高度。 时过境迁，希姆博尔斯卡早期政治企图明显外露的诗歌也成了他人贬低她创作成就的口实，我则欣赏她的转折。当今的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代，多少人患了精神崩溃症，显著特征是道德怯懦，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哪里还谈得上用诗歌对政治和生活做出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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