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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冰，字少温，正史无传，学者考订其生年当在唐开元之初，卒年当在贞元之初。 李阳冰之篆书颇享盛名，《宣和书谱》称其「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阳冰独步」。 李阳冰的书法，一以秦篆为法，粹然纯正，自得籀篆之原，可谓有本之学矣。复刊定《说文》，以正传写之失，号称「籀篆中兴」。徐铉《进〈说文解字〉表》云：
唐大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籀篆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夫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岂圣人之意乎？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
徐锴《说文解字繫传》有《袪妄》一篇，主要在「袪」李阳冰之「妄」。可见二徐对李阳冰之「刊正」颇不以为然，李书遂微绝，只能从二徐本《说文》所引述者观其一二。
李氏之论固多武断，亦非一无是处。所改篆文虽不合许氏，而颇有与今所见两周金文或同或近。「可见其刊正《说文》，并非止于刊正俗书的违误，又用古文字改正秦篆之失」。其所改必有所据，「决不能闭门造车，出而尽与辙合」，在古文字的研究上，李阳冰实已导夫先路。 似非「字学颇劣」所能概括言之。
李阳冰既在大曆中刊定《说文》，至二徐时仍传习不绝，那麽，中唐人所抄写的《说文》，是不是根据李阳冰的本子呢？周祖谟认为不是，其主要理由为：
一、大徐「牀」、「臬」二字下并引李阳冰语，但唐写本全无李氏案语。
二、唐写本笔法与李氏篆书不尽相合。如木部中即至少有十个字的字形与李阳冰其他书法篆体不同。口部断简的哀作「 」，而李书从衣之字皆作「」。可见木部、口部残页皆非李氏之本。
三、李氏篆书为玉箸体，唐本作悬针体。
周先生因此认为唐写本非少温刊本。但李家浩先生的看法与周先生正好相反，他的主要意见是：
一、木部残卷中的篆文偏旁存在李阳冰刊定本改过的字形。如欠、旡、矛、巴、ㄔ、衣这六字的写法与《说文》小篆不同，而与李阳冰所改篆形相合。其中虽有长、勺的写法与许篆合，而与李阳冰改篆有别，那是李阳冰据秦篆改许篆而没有改尽的缘故。
二、根据周祖谟研究，《说文》本无反切，《说文》的反切均为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唐代《说文》传本之注音固非一类，木部残卷的反切与李阳冰刊定本的反切同为一类。这正好从另一方面论证了木部残卷是根据李阳冰刊定本抄写的。
至于周先生所提示三个证据，李先生认为：
一、关于案语。唐写本古籍，若原书有注，有的只抄原文，不抄注文。阳冰案语类似注释，可以不抄。
二、关于字形。
（1）李阳冰以秦篆改《说文》篆文，但不是都改写，有未尽改者。
（2）李阳冰除书写秦篆外，也写其它篆书，因此同一字形有多种写法。因此李阳冰篆文与木部残卷不尽相合是理所当然的。
三、李阳冰刊定《说文》，只是对与秦篆不合的篆文作了改写，并没有改变篆文的书写风格，唐写本保存手写体的传统——悬针体，与李阳冰书法用玉箸体并不衝突。
我认同李家浩先生的意见。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李阳冰当时在篆书和「说文」上都有很高地位，如前面提到的「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唯阳冰独步」（《宣和书谱》）即是显例。徐铉《进〈说文解字〉表》讲到李阳冰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籀篆中兴」，即使到徐铉当时仍感慨「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所谓贵耳贱目也」。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比李阳冰稍后的写本，没有不根据李阳冰刊本的道理！
至于日人抄写的口部残页根据的又是什麽本子？如果从字形来分析，平子尚本的「啐」作「」，西川宁本的「哀」作「」，似乎与李阳冰改篆不同，而与许慎《说文》的篆书相同。但平子尚本的「噊」，所从的「矛」作「」，与唐写本木部相同，也与李阳冰所改秦篆相同，而与许篆的「」不同，这又说明了口部残页也是根据李阳冰刊本或其抄本抄写的。从衣之字不同于李篆，可以解释为校改未尽；但从矛之字如未见李氏刊本，却无可能作出与李篆相同而异于许篆的写法。
木部与口部既都源自李阳冰校刊本，这也说明了李刊《说文》在有唐一代的影响力确实很大。
本文节选自《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之《唐写本〈说文〉残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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