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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翻译观中,“忠实”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标准,然而绝对的忠实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文学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明确了创造性叛逆的涵义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以庞德的翻译思想及其译作的影响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对于推动目标语文学的发展以及推广源语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应该在准确并全面理解“忠实性”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定位。 传统翻译观一直把忠实性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在西方翻译史上,古罗马的贺拉斯(Quintus Heratius Flaccus)最早提出“忠实”这个议题,其后又有大提出“放弃主观判断,逐字对译”和“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等翻译主张。20世纪上半叶以来,语言学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突破并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中来。原文本中心论开始成为翻译活动的指导思想,源语与目标语的一致性则成为西方传统的翻译标准。在中国,严复的“信、达、雅”和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也强调了忠实性的绝对重要。然而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学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中绝对的忠实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翻译往往受到两种文字和两种文化的共同影响。正如那句意大利古谚语所说:'Traduttore, traditore.”也就是“译者即叛逆者”或“翻译即叛逆”。钱钟书也曾说过:“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传统翻译观一直把忠实和叛逆放在对立的位置上,翻译界也对翻译中的再创造问题争论不休。尽管叛逆在翻译中普遍存在,但在文学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以庞德的诗歌翻译为个案,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一、创造性叛逆的涵义 '创造性叛逆'(eteative treason),也称“创造性背离”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pit )在《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传达,它就被“叛逆”了,对文学作品尤其如此。 谢天振认为,“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也就是说,叛逆性使原作的信息或者意义没有在译文中得到准确完整的传达,造成了译作与原作的客观背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翻译貌似违背了忠实性的原则。然而翻译的创造性属于二度创造,这一点与原作的创造性完全不同。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特点改变了原作者对作品最先赋予的形式,从而将原作带入一个原作者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叛逆的主体是译者、接受者和接受环境。译者所做的叛逆是被动的叛逆,更多的出于客观环境的制约。所以,如果我们考虑到语言和翻译的特点以及文学的特殊性,就不难发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而且不可或缺的。 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 两种语言之间形式的巨大差异和其所属文化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文学翻译中叛逆现象的根本原因。同时,翻译和文学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笔者下面将着重探讨文学翻译中叛逆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源语与目标语的语言形式不同 以英汉互译为例,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汉字为表意文字,而英语属于拼音文字;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等等。这些差异都会造成翻译中的困难和障碍,甚至是不可译。如,汉语中频繁使用的对仗修辞格和四字词组就是英汉翻译中的一个很大难题,即使这些四字词语的意义可以被翻译成英语,它在原文中的韵味也会荡然无存。再例如,像“三个人品字形坐着”这样与方块字字形特点密不可分的句子,要完全“忠实”地英译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还有一些特殊句型,例如,汉语中的“把”字句、“是”字句,以及英语中的定语从句,如果不通过适当的“叛逆”,几乎也无法做到准确通顺的翻译。罗选民曾经指出:“任何语言,经过翻译之后都不可避免地蒙受损失。没有话语是可以完全重复的。因为原语和译语都在经历着变化,因而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 (二)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有距离 由于文化源流、历史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而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更是体现了这一差异。例如,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典故往往有着历史、宗教背景,而有些文化意象更是与该民族的地理特征、民族心理、发展历史等密不可分。这些为某个民族所独有的东西无法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对等,也就造成了翻译中无法把原文的意义和信息准确忠实地用目标语传达出来。因此这种文化的独特性造成了不同语言所属文化间的距离,也就使得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不可避免。 (三)翻译的特点决定了译文对原文的叛逆 首先是译者的叛逆。翻译的过程首先是译者对原文的解读,这时他以读者的身份对原文进行理解。然而,“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即使他试图保持客观性,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性的干扰。由于译者与原作者之间个人经历、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作为读者的译者脑中所形成的原文已经与原作者的原文有所背离,可以说是一种“虚拟原文”。当译者进行译本的创作时,他又是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出现,而由于他的表达能力、创作个性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译文与原文又有了一定的背离。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文本由不同的译者来翻译时,译文的风格和韵味有可能完全不同的原因。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也就是说,译者的介入使得译文的客观忠实性无法得到保证,译文不可避免地成为叛逆了的文本。 其次,接受者和接受环境也可能对译文产生叛逆。谢天振指出:“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了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原文完全客观的忠实未必能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白象”牌电池出口时的商标名称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白象”在中文里有“吉祥如意”的意思,但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之后,联想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在英语中,“White Elephant”会让人联想起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这里,“忠实”反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背叛”。 (四)文学的特殊性决定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 文学是一种艺术,是唯一局限于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它不同于一般以交流和信息传达为主要目的的语言形式,文学所采取的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对语言形式及接受环境的历史文化的依赖度是高于其他艺术形式更高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这是由翻译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要求。'但是在一种语言文化里产生的文学作品,当被翻译介绍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环境当中去的时候,为了产生与原文相似的艺术效果,译者必须要在目标语当中尽最大可能寻找能使接受者产生与源语读者所产生的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没有适当恰当的叛逆,文学翻译步履维艰。在某种意义层面上,“叛逆”也可以理解为“再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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