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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迫于生计，杜甫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在浣花溪畔构筑草堂安身。今天的杜甫草堂，已成为一处人文与风景绝佳的游览胜地，可当时的大诗人杜甫，贫愁潦倒，生计艰难，让家人吃顿饱饭都是一种美好的奢望。公元761年的秋天，一场大风席卷着成都平原。“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怒号，足见风之猛烈；卷三重茅，可知破坏力之强大。“三重茅”卷飞之后，被邻村的一群儿童抢走了，任凭身体虚弱的杜甫先生怎么呼叫，怎么制止都无济于事。房上的茅草被顽皮的小孩子抢走，作为一位长者，一位有着谦谦君子之风的诗人还那么在意，那么“唇焦口燥呼不得”，最后只有“归来倚杖自叹息”，足见这些茅草对作者生活的重要程度，从一个侧面也可想见作者当时生活的窘迫状态。风，在诗人的叹息声中终于停了。但谁知还有更糟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紧接着下起了绵绵秋雨。屋顶上茅草所剩无几，如何能抵挡这一阵紧似一阵的雨水呢？“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天上大雨，屋内小雨，没有一处干燥之地，一家人何以栖身？“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生活的凄惨之状如此，怎不令人唏嘘不已呢！如果杜甫只是一味地宣泄自身苦难，那么他在文学史上就不可能拥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了。优秀的诗人，都是心忧天下，心里时刻将自己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此刻的杜甫，在“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困苦中，突然喊出一句振聋发聩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自家都无处安身的凄惨境况下还能想到天下更多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寒士”，这是一种多么宽广的胸襟，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精神。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古代那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博大的仁爱之心。这绝不是为了昭示自己高尚的一种虚伪表白，这是其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长期人格修炼的必然结果。这种仁爱之心，这种对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关切，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他同情邻居一位孤独的老妇人，专门写诗给住在那里的一位吴姓青年（《又呈吴郎》），嘱托他“堂前扑枣任西邻”----她要来打枣就任其自便吧，若不是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她怎么会跑来偷吃你家的枣子呢（“不为穷困宁有此”）？一位卑微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女性，都让诗人如此费心牵挂，足以让人相信其灵魂深处荡漾着那种最为真切的至真至善至美，岂不让人为其击节称赏。
梁启超评价杜甫说“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此言何其中肯。他反映唐朝社会动荡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吏”、“三别”，以其亲闻亲见的事实为题材，包含着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字字泣血含泪，深刻揭露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是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梁启超语）”。读这些作品，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作者笔下言辞的真实。应该感谢杜甫以其作为一位优秀诗人的社会责任心，为我们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里的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使后人能够感知社会动荡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苦难，从而更加坚定爱好和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信念。他的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以及无处不在的深重的忧患意识，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长期浸染的结果。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从白居易“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充满人性光辉的辞句中，无不可以窥见杜甫思想的影子。几年前，在一个风雨之夜重读这首诗，我曾作过一首五律，前四句是“屋破何其幸，诗成千古传。情怀自可悯，风雨岂相怜”，是啊，一场秋风，吹破了一位诗人的茅屋，使其生活雪上加霜，陷入更加的困苦。但幸运的是，这场秋风，却催生了一首格调高迥情感豪迈的诗歌，使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那种人文关怀精神即便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也有机会闪耀着熠熠的光芒。小楼周刊投稿格式，例： 重游盖竹山 章雪芳（浙江） 山盖青青竹，风描水墨图。 孤身随细雨，踩痛落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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