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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扩张的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的不同之处很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对异族的征服方式上，蒙古人多半是不太讲究道理的，只是善于运用他们的弓箭和马鞭，而阿拉伯人却是一手执刀剑，另一只手高举着经书——来吧兄弟，只要咱们有了共同信仰，那么你就能享受我们的同等待遇。 百年翻译运动的兴起背景：阿拉伯人一向以伶牙俐齿著称，善于辩论，他们把这种传统也带到了思想意识领域，同一宗教会有不同派别，他们之间对教义学的蓬勃发展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他们首先需要说服对方，那就要用到教义经典，但各方的教义本无多大差异，很难说服彼此。 同一宗教下不同教派的纷争倒还容易，想要说服信奉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近邻，麻烦显然更大。古希腊人不仅懂得炼金术，他们还有哲学思辨的固有传统，当阿拉伯人在与受古希腊罗马人影响更大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辩论的时候，难免有些力不从心。 形势逼迫着阿拉伯人用新的理论知识填充他们的头脑，古希腊、古罗马、古代波斯、古印度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著作，何不为我所用，拿来主义，借鉴一下？ 除了用于辩论，触发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诱因还有完善自身信仰体系和提升现世生活质量的需求，随着阿拉伯世界的版图扩张，很多原先信奉其他宗教、浸淫于异质文化背景的人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深植于他们世界观中的强力因子不会被轻易消除，人家自己会在内心里判断解读不同文化、宗教的结构和基础，往往会对新皈依的宗教带有自己的解释。波斯人就曾经强烈质疑阿拉伯人——你们总是长期与骆驼交流，导致了你们语言的粗俗下流。就这还跟我们谈思想？ 是时候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了。 百年翻译运动的兴起时间：阿拉伯翻译运动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从上而下发起的一场翻译古代东西方科学文化典籍的学术活动，发生的时间段处于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 之所以被称作“百年翻译运动”，是因为它的鼎盛期持续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连同初期和尾声，实际累加时间为近三百年，从八世纪末到十一世纪中期。 初期阶段： 起于曼苏尔时代，终于拉希德时代，从伊斯兰教历136年开始，到193年结束。这段时间，教义学者们开始初步接触来自于古代印度、古代波斯和古希腊的哲学典籍，翻译完成了波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印度文的《信德罕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等著作，他们开始尝试用“逻辑”、“现象”、“本质”等词汇来讨论宗教问题。 百年翻译运动的高潮阶段： 起于麦蒙时代，从伊斯兰教历198年开始，到300年结束，大致对应着公元九世纪到十世纪。 高潮产生的标志就是麦蒙修建了国家“智慧馆”，官方统一领导全国的学术翻译研究工作，有了官方背景的智慧馆不惜重金，礼聘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专家一起参与这项工作进程，这段时期主要针对的是古希腊人为代表的西方典籍。比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毕达哥斯斯的《金色格言》、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等等。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整理，而是把翻译和研究并列进行，甚至把研究出成果作为更重要的工作目标。 尾声阶段： 最后阶段的时间为公元十世纪到十一世纪中期，也涌现出了一批诸如麦泰·本·优努斯、萨比特·本·古赖等优秀翻译家，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解读和思辨。 百年翻译运动的研究对象：通过上述行文我们可以得知，百年翻译运动的目标涵盖了东西方的典籍。 从地域上来说，前期阶段比较均衡，来自古代印度、古代波斯的典籍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典籍并重，到了真正的百年翻译运动的高潮期之后，则主要针对古希腊的哲学典籍为主，一方面说明了阿拉伯学者（也代表了哈里发统治者的态度）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古代印度和古代波斯的文化研究方面，阿拉伯人已经取得了能够充分吸收和辩证引用的阶段成果。 从领域上来看，针对东西方典籍的来源不同，阿拉伯学者有着微妙的差异化对待情况。 对待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他们的哲学著作很少，阿拉伯学者主要翻译那些能与伊斯兰文明相得益彰的文学历史类书籍，直接植入伊斯兰文明，这也导致了阿拔斯王朝国内处处都存有浓郁的波斯情调，无论是衣装服饰，还是音乐等娱乐方式，阿拉伯人照搬不误，奉行比较纯粹的拿来主义，我们不产生文化，我们只做文化的搬运工。 对待来自于西方的古希腊典籍，阿拉伯学者的态度则变得严苛起来，只认准他们的哲学和科学内容，绝不涉猎人家的文化类作品。究其原因，既可能他们没拿到趁手的文化作品，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无论上层统治者还是充当执行作用的阿拉伯学者，他们都对希腊文学不感冒。希腊文学的历史背景和审美情调与阿拉伯世界显得有限格格不入，实在难入他们的法眼。 相对而言，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方面的内容，由于更具实用价值，很大因素还是为了和异质文明吵架方便，所以才能被奉为圭臬，深入研判吸收。 更深层的原因不言自明，伊斯兰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在西方，宗教与文化本身是难以割舍的互为存在，阿拉伯学者也不乐见遭受西方文化的侵蚀。而相对平和弱势的东方宗教，则缺乏借助文化载体来侵扰的担忧，完全可以采取更加宽容友善的姿态来敞开怀抱欢迎你。 百年翻译运动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阿拉伯学者的这一态度也直接影响到了古希腊的文明传承，要知道，世界上本无哪怕一本古希腊文的原著，不是希伯来文就是阿拉伯文，假如你是一两个世纪前的古希腊研究者，要是不精通阿拉伯文字，你还真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古希腊文化领域的优质研究者呢。 因为号称古希腊人所著的全部手稿，随着公元四世纪末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彻底焚毁，迄今为止已经消失了一千六百多年，等到阿拉伯帝国崛起，再次来到亚历山大，理论上可能会发现一些残余，再把它们带到了阿拉伯帝国。但是后来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亡，十字军没完没了的东征，蒙古人和突厥人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的西征，最终的结果就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本被称为古希腊人原稿的作品。 联想到文艺复兴之前寂寂无闻的古希腊，忽然一朝爆红，这种结果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人的操弄，从另一方面说来，也离不开中世纪勤勉忙碌的阿拉伯学者，正是他们从事的百年翻译运动，才使得后世的人们能够了解到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柏拉图等等那些高大上的“希腊”老先贤们。 由于古印度的梵文流传不广，后世产生的差异化又太大，在宗教的传播方面也是能省就省，尽量口耳相传，发展到最后，已经是“无人识得李老八”的化石语言，后来又遭到伊斯兰文化的冲击，玄奘法师带回来转译的佛经反倒成为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的重要资料，阿拉伯学者们翻译的印度文学、史学、数学、天文学等典籍也成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至于一万个看不惯阿拉伯人的波斯人，虽然在信仰方面与阿拉伯人走到了一起，但是在后来也进行了文化搬运活动，他们走出了一条差异路线，致力于传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波斯文学，通过这种“正名行动”来否定阿拉伯人的民族优越感，反对阿拉伯人的特权意识，打造自己的“波斯品牌”。 百年翻译运动对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影响：百年翻译运动有着以下三个主要的内在特征： 一、辩证吸收、为我所用。 阿拉伯学者们始终“不忘初心”（证明自身宗教文化的优越感），在引进这些外部典籍时，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宗旨，对它们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切都是围绕着自身教义的理论完善来进行。 二、内部学派、多家争鸣。 在整个翻译运动中，尤其是前期，由于阿拉伯学者们本身也可能来自于不同教派，在吸收外来知识的同时，又对自己学派的理论进行整理发扬，由此又衍生出一些细分的教派，一时竟隐然有良性的“百家争鸣”之态。 三、文化融合、沟通桥梁。 多家争鸣的现状并没有持续很久，理不辨不明，从长期看来，百年翻译运动不仅促进了阿拉伯内部世界的融合，也事实上促进了与西方世界、波斯世界的融合态势，至少也充当着文明的沟通桥梁。 根据以上内在特征，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百年翻译运动对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影响，通过引进吸收东西方文化，阿拉伯文明提振了自己的士气，开放包容的世界观反过来也能促进他们的重商政策，中世纪的阿拉伯文明从总体上来说，是优于“黑暗中世纪”中的西方文明的。再从深层次着想，紧随百年翻译运动之后而来的西方人组织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由于有教皇的深层涉入，未必不体现出基督教廷的忧患心理，本身也反向证明着百年翻译运动的正确性。相对文明开化程度看上去略胜一筹的阿拉伯人的咄咄逼人态势，从军事到思想领域的全方位压制，逼迫着西方教徒们用稍显野蛮的方式去“东征”，实现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目的。 结语：直到今天，阿拉伯翻译运动的积极影响还在发挥着固有的作用，通过阿拉伯学者们的勤奋努力，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化学(炼金术)领域的大量专有名称、概念、范畴”，都是采用阿拉伯语逐步确立的；阿拉伯学者们还在翻译的同时，修正了很多原著中的谬误之处；尤为可喜的是，根对老文本的研究，他们又在巨人肩膀上撰写了大批新的各学科学术著作，系统阐述了新知卓见。 阿拉伯翻译运动的当今意义还在于警示作用，众所周知，到了阿拉伯帝国衰亡之后，尤其是进入十八世纪之后，阿拉伯文明开始在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全方位落后于西方文明，西方文化开始反噬或推倒阿拉伯人的社会和生活各领域的既有传统，阿拉伯文明开启了步步后退的尴尬处境。 随着石油经济的崛起，在物质文明方面，或许阿拉伯世界已经达到或接近了西方世界的水准，但是在文化精神层面，西方的政治结构和科学水平、价值观再一次面临着被重新输入阿拉伯世界的现状，阿拉伯人能否拿出当年翻译运动的执着精神，摆脱长期以来故步自封的境地，主动迈过这种转型期，步入崭新的自我救赎时代？ 这将是阿拉伯世界的新学者们的共同追求，但他们也展开了有益的尝试。一千多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创造了朴素活泼的苏菲主义，一千年后的今天，又交出了强调“爱与宽容”的葛兰运动的答卷。 文化的交流一定会产生触变现象，但主动求变，便可以向上开放性的提升；消极躲避，难免陷于闭合性的沉沦，这种考验，不唯阿拉伯世界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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