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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录》的经世济民之道

 heshingshih 2020-08-08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把顾炎武《日知录》序言中有关政治理念和求学方法等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把顾炎武列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德智体并重之人。经世济民之道是顾炎武《日知录》思想的核心主题,反映了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的治学理念和社会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和时代精华。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日知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理念,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民风礼俗、赋税田亩、职官选举、水利河渠、漕运监铁、人才军旅等民生问题。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在《序言》中评价先生道:“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凡是有关民生国命之事,先生一定仔细考察、追本溯源,寻求事情发展的起因和过程。民生问题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经世济民之要务,顾炎武引用《诗经·大雅》连用六个比喻,阐发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性:“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并提出了“厚生为本”民本思想,“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聆听百姓的心声,满足百姓的诉求,“敬天勤民”“与民同患”。

顾炎武关于“君、臣、民”平等的学说,极富现代学说特色,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新动向。古代有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班爵”,在顾炎武看来,班爵都是为百姓而设立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班爵不能离开百姓而存在,所以“非绝世之贵”。有班爵者食“班禄”,“班禄”指的是“代耕而赋之禄”,有爵位者管理国家事务,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以此代替耕作谋生。所以即使是天子也要为民谋事,“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君为民所立原则贯穿了《日知录》政论思想的始终,顾炎武依据史书的记载,举了上古帝王敬民、爱民的具体事例,比如《尚书》中的《武成》《召诰》《毕命》等篇记载,周王出征、祭祀都是步行前往,“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为了亲身感受民生疾苦,深入民情,上古帝王与百姓共同参加生产劳动,“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在敬爱百姓的基础上,顾炎武特别强调要对人民讲诚信,对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要使“民无贰志”,就要以“诚”来对待百姓,用“信”来凝聚人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当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即使遇到粮草匮乏、兵器不足的困境,人民也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 

“文须有益于天下”

顾炎武怀着“经世济民”的民本情怀,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治学号召。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文章之所以不能在天地之间消失,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文章多一篇,就有多一篇的好处啊。顾炎武先生的治学方针,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导向,提倡做学问以“明道”“救世”的基本理念,拒绝空谈,而是要与活泼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人民遇到的现实问题,他说:“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做学问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空虚之风日盛,务实之学日疏,会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状发生。 

《日知录》主张“明体适用”“博学于文”、通变创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路径。顾炎武精研易学,从《易》中追溯“体”、“用”的哲学起源——《易》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曰:“显诸仁,藏诸用。”在顾炎武看来,“天地之大体”包含了“阴阳合德”的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和仁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规律。大自然生生不息,四时周行,一刻也不停地运转着。人在宇宙万物的周化流行大道上,与时偕行,自强不息,拥有着自身特殊的宇宙地位和现实使命。顾炎武关于“体”“用”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明确的实践导向,一切经天纬地的学问都是文,所以学者需要深入鲜活的社会现实,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事务中,进入“博学于文”的生活大课堂:“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在《日知录》卷二《彝伦》条中,顾炎武明确地反对孟子把“彝伦”仅仅局限于“人伦”的观点,而是将其内涵扩展到“天地人之常道”的广阔范围。他认为“彝伦”乃“天地人之常道”,要认识“彝伦”,不仅要懂得关于人伦的知识,还要观察关于“天地”的知识,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综合性知识的认知基础上,达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的治理境界。

天地生生不息,世间时势万变,做学问也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顾炎武提出了“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学术创新观点。顾炎武不仅以运动不息的观点去探索大自然规律,也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认为人类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宋儒的先验之“理”,而是客观存在的“势”。“天下势而已矣”,“势”涵摄了军事、政治、风俗等多方面的历史辩证法内容,顾炎武在看到“势”作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或必然性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的推助力量。追求学术的时势性、创新性,让学问真正起到启迪民众心智、改变社会现实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明体适用”“博学于文”、通变创新的治学方法将学问与实际联系起来,注重理论转化,提炼出匡时济世、服务民生、救国救民的治学方略,具有很强的现实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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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8月7日第6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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