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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自诩聪明，认为自己对人处事都十分理性、公正，大多时候确实如此。但殊不知在某些时候，自己的观点，做出的判断和选择早已是他人洗脑的成果。人是一种易受暗示的动物，看到别人打喷嚏时会想打喷嚏，看到别人打哈欠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哈欠，我们总是在模仿别人，学习别人，以此在人群中显得没有那么特殊。在谢里夫的规范形成研究中，他将参与者安排到一个非常暗黑的屋子里，并在对面4.5米处开始移动一个光点，停止移动后，参与者需要说出光点移动的距离。开始的时候不同参与者会说出自己估计的数值，报告次数多了以后，参与者的估计值会越来越近。很明显，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仅仅是自己的观点，它还受群体和文化的影响。为了与群体相近，我们不得不接受了更为相似的观点，失去了独特性。当我们期待发现某种重要的联系时，便会去寻找支持自己信念的证据。尽管许多时候，相关性只是随机性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但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各种随机事件都受到自己的影响，以为我们有能力控制这些事件的发生。如同赌徒在赌赢了以后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再赌赢下一次，最后结果往往是庄家赢得盆满钵满，自己输得倾家荡产。在股市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错觉”存在。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期待与股票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我有预感，这只股票会涨。大多数时候，随机事件的发生概率只是趋均数回归，我们对随机事件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一旦人们为了某个错误的信念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他将很难否定这条错误信息。李·罗斯等人为此做了一个实验：假设深夜小孩不停哭闹，祖母认为是调制过的配方奶粉让孙子不舒服，因为比起婴儿，小牛更适合喝牛奶。实验之前，研究者对部分被试者直接宣称某个结论是正确的，还有的是向其出示一些证据，之后要求被试者解释该结论为什么是正确的。最后，研究者会告诉参与者真相，彻底否定之前的结论：实验开始时的信息是为了实验目的而人为捏造的，而且在实验中对一半被试者提供了相反的信息。然而只有少数人接受了新结论，大部分人依旧坚持已接受了的结论的解释。当一个信念在脑中已经根深蒂固，让人深信不疑时，我们很难再推翻它，此时的我们已被严重“洗脑”。登门槛现象的表现：当你决定帮他人一个小忙后，你最终会帮他一个大忙。研究者装扮成安全驾驶的志愿者，请求加利福利亚人在自己院子里安置一块巨大的、比较粗糙的“安全驾驶”标志，结果只有17%的人答应了。随后研究者请求其他人帮自己一个小忙，在自家窗口安放一个小的“安全驾驶”标志 ，几乎所有人都答应了。两周后，有76%的人都安置了大的标志，住户们都困惑不已，不知何时就被“洗脑”了。多数人在拒绝别人第一次的请求后，内心都会有些愧疚，当对方再次提出帮自己一个小忙后，出于对自我形象的维护和减少自己的愧疚感的需要，不知不觉已经帮了他一个大忙。在著名“直肠耳朵疼”的案例中，医生为右耳疼痛患者开出了滴耳液，但在处方中将滴入right ear简写为R ear（英文中rear译为屁股），而护士十分顺从医生的医嘱，便将滴耳液滴入了病人的直肠中。同样地，在社会中，权威人士、权威机构等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权威是专业与能力的化身，跟随权威，就仿佛行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往往会过于迷恋和依赖权威，失去本来的自我。许多“传销”头目也拥有“权威”的外壳，仪表整洁，辞藻华丽，举手投足间尽显风度与气势，让人极易听信其所讲的内容，慢慢失去自己的判断。因此，判断权威的正当性，尊重权威的同时保持自己独立思考是十分必要的。生活中的洗脑与暗示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唯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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