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略长，细读大约需要25分钟 本文作者/曹昱 六年前到宁波，稍事停留便离开，前后不到半天的时间。两年前到宁波，下飞机便直向舟山群岛而去。此次到宁波，需要处理的公务并不多，等待飞机的时间却很长，利用这么个空闲，我提议途径市区时，顺便到“天一阁”看看。我读书没多大成果，但也算是一个爱书的人，到宁波不看“天一阁”，总是一种遗憾。 位于月湖西边的“天一阁”，就如同一位深宅闺秀，隐身在一个远离大路的巷内，我们的车走过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我一直瞩目着街道两边，带着很不自信的声音询问司机，这里除了“天一阁”，是否还有一个“天一阁图书馆”？司机很抱歉地解释他也没有来过，估计是一个地方，我惊呼：我们走过了，刚才路过的一个巷子口有一块路标写着“天一阁图书馆”，估计就是那个地方。车调头返回，挤进那条巷子，说“挤”，实在是因为巷子没有那么的宽度，游人倒有不少。真的是书香不怕巷子深。巷子尽处，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赫然出现在眼前。大门前左右分坐石狮，门上两道匾额，第一道为潘高寿六二年所书“南国书城”，第二道黄底黑墨三个字“天一阁”。两边的柱子上写着数幅对联。最醒目的是时年七十八岁的顾延龙先生于1981年用古篆所书：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 过大门，正对的是一尊不算高大的塑像，一袭长衫，稳坐中堂椅，右手执书，左手平扶椅背，目光平静，这就是“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建造生祠为古人所忌讳，但是有文献记载，范钦在临终前一年，自思为范家出类拔萃者，专门建立家祠，聘请工匠为他本人雕刻一尊精雕细刻的坐像。不知眼前的这尊坐像与那个坐像有什么联系。不过进门即见主人，虽说时空相错四百二十年有余，浑然交汇。再向近处看去，塑像下方有三块平铺的石板正中一块是中英文对照的范钦简要生平，左右为范钦中举、进士登科的文字，石板文字均仿古书格式，若一页平展的线装书。 右转过一侧门，再左转便是范钦最初的藏书处“东明草堂”，以其号“东明”而命名。范钦在这里完成了他藏书的最初阶段，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多，才有了他后来的“天一阁”。两个藏书处，不是一个地方，这里应该是东明先生建造“天一阁”后起居的地方。草堂正中为中堂，横案之上摆着三块嶙峋的假山石，后面是一副水墨山水画，左右为一副对联，上联赞“天一阁”，下联颂范钦之倾心拜仲尼，将此处归为儒家弟子之风范。草堂左右两厢分别陈设三列桌椅，后面并列摆放着一排书橱。翘首往上看去，丹青纹，青瓦顶，几吊宫灯旖旎。好一个幽静之地。 明正德元年，范钦降生于当时的宁波府鄞县西门外莫家漕范宅，其父范璧，只能算是一个寒儒，读了一辈子书，却没有挣得半点功名。后来因子范钦而贵，诰封工部员外郎。嘉靖十一年范钦考中进士，乃开仕途，初任湖广随州知州，后升工部员外郎，又任江西袁州府知府，复迁江西按察副使，备兵九江，后升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陕西左使，副都御史，最后在兵部右侍郎任上被劾归里。时年五十五岁。遥想当年，与他遭遇相仿的南京兵部侍郎屠大山、南京兵部上述张时彻，三人年龄相当，去官归里时间接近，同病相怜，一定是在这里邀月推杯，诗书纵横，谈笑古今，留下一段东海“三司马”的佳话。所以，范钦的故居又称之为“司马第”。 过“东明草堂”不远，是又一个宽敞的院落，两个院落之间有房山之间自然空出的露天走廊分开，称之为生活区与藏书区区分明确，既为防火，也为书阁之清静。 迈过一处不大的侧门，眼前出现的是江南别致的园林景观，占据院落大半的水池，水池之上为蔓藤覆盖的假山，山上四角亭台一座，古木葱郁，枝干婆娑，遮云蔽日，石头和亭子琉璃顶上，甚至一些树干上，绿苔尽染，再配水池中浮动的落叶，既有秋的伤感，也有通古的幽深。池水的对面，就是闻名已久的“天一阁”。 按照明朝官僚体制，以范钦被劾的年龄，如有机会在官场再干一二十年也不为过，但是宦海沉浮，那个曾经效忠的明朝气数将尽，自顾不暇，他也再没有机会重登仕途。然而，正是这么一个结局，才使范钦有机会登上中国文化历史的大舞台。 以范钦之秉性，去官归里后的范钦一定不会安于清闲，更不会终日在那里郁郁寡欢，于是，他人生中更为重大的一项事业隆重登场，也就有了这座“天一阁”。 顺步走上假山，可观“天一阁”全貌。坐北朝南的“天一阁”，为木结构上下两层楼房，一层为六开间，二层为一大统间，前后开窗。按照四明学人全祖望的说法，楼阁初建，并未署名，适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遂以“天一”名楼。 其实，我倒觉得，范钦对藏书楼阁的建造和相关安全防护考虑，主要还是受《易》“天一生水”的影响，是为书为木，火克木，水克火，又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所以才有二楼一统，楼下六阁。石刻之得正合其意。非但正合他的心意，后来的乾隆皇帝建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宗、文澜七阁以庋藏《四库全书》，均仿“天一阁”式样营造。“天一阁”上合五行风水，下适藏书防火之用，自然就成为藏书楼阁建造的样板。当然，按照字面理解它为“天”字“第一号”也不为过！ 中国文人素有藏书之习，大致可以分为官藏、私藏、寺观藏、书院藏四大系统。以书为贵始终是私家藏书的源动力。尤其是当年秦始皇一把火，大量书籍隐匿民间，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许多藏书家冒着杀头危险藏匿于夹墙、地窖、山洞的书籍，奉献与汉，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更彰显出私家藏书的意义。此后，作为四大藏书系统的一枝独秀，私家藏书发展迅速，不仅藏书家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也由早期贵族官僚逐渐扩散到普通的士子布衣。仅以宁波为例，从宋朝以后便已成为私家藏书的重地，涌现大量藏书家。有宋代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沚、王应麟的汲古堂，元代袁桷的清容居，明代丰坊的万卷楼、陈朝辅的四香居、陆宝的南轩，清代黄宗羲的续钞堂、万斯同的寒松斋、郑性的二老阁、全祖望的双韭山房、卢址的抱经楼、黄澄量的丘桂楼、姚燮的大梅山馆、陈自舜的云在楼、冯云濠的醉经阁、徐时栋的烟屿楼、蔡鸿鉴的墨海楼、董沛的六一山房，民国沈德寿的抱经楼、张寿镛的约园、秦润卿的抹云楼、冯贞群的伏跗室、朱鼎煦的别宥斋，如此等等。有记载，从五代末至今，较有名气的私人藏书家就达千人以上。按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明代知名私人藏书家就有427人。而这些人又以宁波最为集中、最为知名，宁波则又以范钦的“天一阁”为最。“天一阁”全盛时期，藏书总量达到七万卷左右。如果按《四库全书》乾隆的“圣谕”为标准：“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按此标准，范钦之“天一阁”在全国也堪称藏书大家。 对“藏书家”之美誉，得来实在是一个苦差事。 所谓“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虽然坐拥书城是一种独特的享受，但是，书籍毕竟不同于其它财富，不仅要防火，而且还怕虫蛀，尤其是要经数百年风摇雨浸，战火盗掠，有无数私家藏书楼都在岁月的沧桑中灰飞烟灭。黄宗羲感叹：“常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天一阁”经历四百多年风雨，就是一个艰难的生存过程。 明末战乱起，“天一阁”藏书开始大批散失，到清康熙时阁中所藏明实录已佚其半。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天一阁调走图书六百余种，多未发还，被各级官僚劫掠。鸦片战争之后，英军占领宁波，从天一阁掠走地理与图数十种。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前后，“天一阁”成为马厩，大批珍贵古籍被作为废纸原料流往奉化的造纸作坊，损失惨重。民国初年，江洋大盗薛继渭与不法书商相勾结，又盗去藏书一千余部。1937年，日军侵犯宁波，“天一阁”又上演古籍临危大转移。不久前，我在一份报章上看到过这么一段文字记录当时的惊险历程。早在日军进攻上海之时，介入天一阁管理的鄞县文献管理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商议书籍的安全存放问题。大家商议决定，先将阁藏孤本善本装箱转移。一直秉承“书不出阁”古训的“天一阁”，开始大量转移古籍，先是三大箱书运抵碧沚祠后又转移到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后又挑选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装了8箱外运，转移到鄞县茅山司马庄墓地藏匿。日机开始轰炸宁波，“天一阁”藏书的安危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鄞县政府与范氏族人商定，阁中剩余藏书全部清点装箱，加上移存乡间的两处11箱藏书，合计28箱藏书，全部运往龙泉，那里属战时大后方，省图书馆在龙泉山中设立几处秘密藏书地。果不其然，倭人刚刚占领宁波，即派了一连士兵冲进“天一阁”劫书，但是“天一阁”早已书去楼空。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的第二年冬天，藏书重回“天一阁”。 “天一阁”的这段经历，让我想起那位著名的读书人毛主席。作为藏书家的毛主席，目前在中南海故居的菊香书屋中，有1万余种、10万余册，这是一个中小型图书馆的规模，藏书的种类繁多，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不一而足，甚至连当年比较盛行的“小人书”（即连环画），也在他的收藏之列。按照张玉凤的回忆，主席对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毛主席爱书爱得痴狂，爱得经典。他听贺子珍说肖劲光那里保存着几本军事书籍，第二天就找到肖劲光家小声细语要借书。肖劲光有点不情愿，主席特别表示，借去看看，一定还。虽说借是借了，却没有“一定”还，但也算得上主席爱书的一段佳话。而毛主席力挽藏书楼之危难，也堪载史册。当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接管旅大地区。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的“大云书库”藏书楼被充作苏军招待所。藏书楼内有藏书至少三十万卷，还有甲骨文等文物数千件，是罗振玉先生自清末开始，历时四十余载辛苦搜讨、购买积累起来的。苏军入住，藏书遭哄抢，损失惨重，虽极力抢救，已仅为原藏书的十分之三四。身在延安的毛主席闻之，为之痛心，立即指示东北局和旅大地委，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保护罗家藏书，并要组织力量进行整理。旅大地委动员了旅顺市区的中小学生，将大云书库的藏书装成6000麻袋，运往一处仓库贮藏保管起来，后又全部运到大连得以保护与整理，并获得了新的归宿。据说罗家藏书楼“大云书库”至今尚存，只是已经人去书空，只留书楼述说历史。 面前的“天一阁”虽说没有“大云书库”那样受到毛主席的亲自垂问，但是，作为藏书家的毛主席，断不会与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擦肩而过。 建国后的二十七年时间，毛主席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共五十七次，难得一见有到宁波的记录，一篇《毛泽东与海航司令顿星云》的文字回忆却揭示了这么一段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年毛主席乘坐专列到宁波，本来计划要看看宁波和驻军部队，还打算去舟山群岛视察，但这个时期舟山还属于前线，党中央不同意他去，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接待外宾，就这么紧促的时间，毛主席还是抓紧时间驱车专程来“天一阁”转了转，之后回专列离开宁波。这大概是毛主席到宁波的一次记载，而到宁波，他唯一看的也只有这个“天一阁”。“天一阁”有幸能与历史巨人存此一面之缘，否则将不知如何书写遗憾。 共产党人开创事业的大都是读书之人，对书有着天然的敬意。虽说“天一阁”古籍大转移的这段历史没有共产党人的直接参与，但是，南下大军挺进浙江时，周恩来曾经亲自嘱咐：要保护好天一阁。 历经几番劫难，到解放初期，“天一阁”藏书已经仅剩一万三千多部。解放后，“天一阁”有私人藏书进入公藏时期，范氏族人也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政府还设置专门机构，访得流失在外的原藏书籍三千余卷。因“天一阁”已为国家公藏，许多著名藏书家或其后人先后捐赠所藏图书、字画、碑帖。现在的“天一阁”藏书总量达到三十余万卷，其中珍椠善本达七万余卷，均为明代的手抄、木刻本，不少已属海内稀有的珍本和孤本，其中尤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稀珍，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和当地政府又投资先后建造了新书库和东、西两园，宁波几处有代表性的藏书楼也迁移进来实施保护，一座以“天一阁”为主体的“南国书城”正在形成。 迈步走进“天一阁”，放眼正中耸着一处方台，上面立着范钦的半身铸铜塑像，雕塑后面是八面刻字屏风，两边一副对联“天章特奖图书富，世泽长期子姓贤”。看情形，这里现在已经主要用于游人参观。数百年前，如同我这样信步游览“天一阁”，几乎是做不到的。 对文字的崇拜是我国特有的，造字的仓颉至今已经是民间著名的神仙。而对书籍的崇拜，更是世界各国难与比肩。古人把读书人看得很神圣，而读书人又把书籍奉若圣物，甚至把爱不爱书列入道德规范。宋代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元代赵孟頫更是提出读书“八勿四随”：“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读书之人爱书，爱得那么诚恳那么让人感动，有凡得书，必先焚香净手然后拜读。也有在书上用鲜血写上“佛”、“南无阿弥陀佛”之类，寄望佛祖庇佑“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颜氏家训》更是把爱惜书作为一条训诫，传承历代子孙：“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 范氏家族之爱书，更是把书籍推向一个更高的圣坛。天一阁不仅有“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定，而且立下禁牌规定：“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在那个以宗法制度维护的家族社会，这些惩罚，无异于整个家族对触犯者的抛弃。而《天一阁论丛》中讲述的一则故事，更可看到这种族规的极致：城内有位钱姓女子，为了能亲近天一阁的书香，委身嫁给范氏子弟范邦柱，谁知范氏祖训，女子不得登阁，终于郁郁抱憾而死。临终，她把丈夫叫到床前，边哭边说：“我之所以来汝家，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近，妾瞑目矣！”读罢这则故事，我不知是应该肃然起敬还是应该感到有些悲凉。 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这从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藏书的流失，但是，有书不用不如无书。遍览古今藏书家，藏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藏以致用，书中求知；二是以藏为主，仅注重图书的收藏价值；三是以求取书的商业价值，于书海之中“淘宝”，觅古本以圆金银之梦。仅以藏书为荣，甚至把藏书作为家族图腾奉上圣坛，束之高阁，实在有辱藏书之名。好在，发生在康熙十二年的一位学人的登门造访，使范氏家族和“天一阁”藏书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门户。此人就是明清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黄宗羲。这时候“天一阁”的主人已经是范钦的曾孙子范光燮。范光燮破例为黄宗羲开启了关闭一百多年的“天一阁”，允其登阁读书，从而是“天一阁”由藏为主，向藏用结合转变。黄宗羲登阁之后，“天一阁”开始有选择地向一些大学者开放，朱彝尊、徐乾学、万斯同、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薛福成、缪荃孙等人都曾登阁谒读。 今天的“天一阁”虽然依然为藏书重地，但是也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符号，引来国内外如我这样仰慕者的游览。 范钦于万历十三年去世，在世时间仅为八十年，相对于中国历史，他与许多人一样显得沧海一粟。论官职，历朝历代，封疆大员已经不计其数，一个兵部侍郎更难计数。论文章，我遍读范钦遗著《天一阁集》，客观评价，他与李白、苏轼那些文豪实在不是一个等量级。翻阅历史，有关范钦的事略显得非常匮乏，《明史》、《明史稿》均无他的传记及有关记载。了解范钦的主要来源，只能散见于地方志上的一些记录。如果没有“天一阁”，范钦也会湮灭在那浩如烟海的历史洪流而不为这么多人知道。然而，“天一阁”历经劫难得以幸存，“天一阁”里面的藏书得以幸存，范钦的名字也在四百多年后依然广为传诵，而且也必将伴随着“天一阁”而永载中国文化史册。 依照中国传统论人“立德、立功、立言”之法，范钦应当是以藏书而存“立功”之不朽。多年前，我在南京开往镇江的列车上，拜读英国人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其中有一句话：“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我暗自拍案叫好。书籍是什么？书籍里面是鲜活的生命。 作为罪状之一，因为“焚书”，秦始皇挨骂千年，但凡说到书的历史，就要把他拉出来臭骂一通。尽管，他并没有象通常以为的什么书都烧，但是，如此粗暴烧书的人，挨骂是必然的，谁辱没圣坛，必会自取其辱。 书籍是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载体，一国一族一家之命数也莫不在此。 玛雅文化的消亡，与西班牙人入侵后焚烧玛雅人的书籍、杀尽懂得文字的祭祀不无关系。无论多么辉煌的历史，没有了传承的载体，也便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最终无影无踪。近年，我曾对家乡的历史进行考察，得到的第一部地方志《许州志》即为影印“天一阁”嘉靖藏本。虽然，我相续读多部地方志，但是对家乡偌大一个村庄，实在难得一笔记载，又无家谱以佐，村子西面一排排祖坟，除了近处的几座能从老人那里得到名讳和顺序，前面那些实在已经难知其详。以规模计算，我族落户于此没有千年至少也有明以后数百年，但其中人事更迭，已经无从稽考。这还仅是一村一氏之得失，若论民族历史，更是如此。 上古历史，谁拥有了国家的图书档案，谁就代表着正宗，谁就可以号令诸侯。于是也就有了《吕氏春秋·先识》所记载的：“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但是，到了周朝，历代积累下来的图书典籍却突然消失了。按照《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十一月十一日，晋军攻下巩地，召伯盈赶走了王子朝。王子朝和召氏的族人、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保护着周朝的典籍逃亡楚国，阴忌逃亡莒地叛变。一些学者认为：王子朝奔楚正逢楚平王死，楚国也动荡不安。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对于藏书，对于这些传承周代以前历史的书籍，已经成为我们历史上的千年悬案，以至于千年之后出现“疑古派”，又出现夏商周断代工程。书籍的遗失带来民族历史记忆的断层。在这里，书以人贵，人以书存。书籍已经不简单是一种存在物，而是关系到一个民族“今寿几何”的大问题，也关系到历史上一些人物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者到底作了什么的依据。书可以使他们在历史的海洋中获得不朽的生命，反之，则如沙海尘埃，无处寻觅。 出“天一阁”，我到服务处专门购买了一部今人袁慧著述的《范钦评传》。闻名“天一阁”久矣，对范钦的了解实在太少，虽说亲身游历于此，但是，能与他跨时空对话，让我这后人窥探他的人生和内心世界，凭借的依然是书，有他的传记存在，范钦已经在书籍中获得永生，时间的跨度已经显得无足轻重。 （本文刊于2017年第一期《海军文艺》） ☆ 作者简介：曹昱，海军上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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