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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意时光 瑞意时光 昨天 圣 地 工 人 村 （系列作品） 张 瑞 在新中国工业历史的画卷中，沈阳铁西区无疑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祥地，是中国工业化的象征。那么作为铁西产业工人的聚居地，工人村则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重镇。这座闻名全国乃至国际的工人住宅区，最能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人阶级的骄傲。如果说铁西代表了沈阳这座工业城市的形象，彰显了这座城市的风骨，那么工人村浓缩地体现了共和国长子的精神风貌。 工人村从无到有、由盛到衰，它既有对劳动者光荣的讴歌，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它是一曲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咏叹调，完美地诠释了新中国建设者的成长史。 作为一名工人村滋养起来的写作者，我见证了工人村的辉煌和传奇，也感受到了工人村的痛楚和衰落，我心中充满了工人村的情怀。无论工人村留给我多少感伤，在我的心目中，工人村就是一块圣地。因此，记录工人村的发展历程，抒写工人村的史诗，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
《圣地工人村》是我近几年及当下创作的工人村题材系列作品。凭借着在工人村四十多年生活积累，我以一个亲历者的感悟为脉络，以带着体温的文字，采用多方位视角，以写实和虚构的艺术形式并举，由点到面地再现了工人村的发展轨迹，关注当年工人村普通人物的命运，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的情结一直在为工人村魂牵梦绕，那一幢幢楼，那一条条街道，那商店，那后院，那些早己不在的场景，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其实我一直没有走出工人村。 每当回望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股暖流，我的笔下便会出现我坚韧的父亲、我的亲人、楼上楼下的叔叔阿姨、左邻右舍的兄弟姐妹们，正是这些一个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低到尘埃里的小人物，组成了工人村这个部落，汇成了铁西工业的交响，谱写了共和国长子的辉煌。 
我努力用我的笔触去准确描述那个时期人物的语言，勾勒那个时代人物的生活状态、思想感情，那怕语言白的不能再白，甚至是冲淡了文学色彩，只要我觉得，这是贴近并还原了那个时代生活的实际状态，这就值了。 《圣地工人村》是我从近百篇工人村题材作品中筛选出来的近四十篇，这些作品通过再现当年工人村普通人物的命运，追述工人村的发展轨迹，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态影像，在描绘一幅工人村风俗画的同时，力求呈献一点带有史学价值的文字。 《圣地工人村》系列作品将每两天推出一篇。囿于本人的视觉狭窄笔力不足，文中存在着许多缺憾，恳请各位老师和热心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帮助我在成集时加以补充和完善。 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沈阳为我的创作提供丰富的资源，老铁西工人村是我取之不竭的一口矿井。工人村已经成了我人生精神的一个地标，有了这个地标，我会时常修正前行的方向，使我的创作不会迷路。 【圣地工人村】（之一） 工人村，我的家园 在工人村住宅区建成的第二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就像一棵小树一样，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我和工人村相互见证着成长。  如今，我离开工人村有二十年了。当有人问我，“你家在哪？”我还常说，在工人村！即使到了外地，有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按说只回答辽宁或沈阳就够了，可我还是习惯说是沈阳工人村。我心里也明白，人家不需要知道工人村，可是对我却不然，工人村如同我的标签，在我的骨子里，我觉得我仍然是工人村的子民，有工人村最纯正的血统。工人村是我曾经的骄傲和优越感的源头。 1 工人村建筑群的全部完工是在1957年，作为新中国建设最早、最大的工人住宅区，它不仅享有“全国第一村”盛名，甚至在一些国家都有名，当年受到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来访，是当时中国展示工业进步与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一张时代名片。  当年，工人村可不是什么人想住就能住的。一开始只有工厂领导、高级干部、工程师、劳动模范才有资格居住。我家许多邻居都是工厂的干部，还有副省长、公安局长。曾任国家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1959年至1962年，就住在我家的旁边楼，那时他是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我家就是外国来宾接待户，这样的接待户全楼只有四家，能够有这个让街坊邻居羡慕的荣耀，这要归功于我奶奶。 奶奶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小脚女人。别看她脚小，干起活来干净利落，街道人员到我家查卫生时，无论是在哪个角落，即使是镜框后面，就是戴着白手套去摸，也是一尘不染。为此，我们家被评为沈阳市卫生之家，奶奶被评为沈阳市卫生先进个人。再加上我们家搬到工人村以来，奶奶逢人便说是一下子进了天堂，总是说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当得知被选为接待外宾的家庭，我们全家乐得合不拢嘴。 外宾来之前，街道办事处会发给我家一小包茶叶和一盒香烟，作为招待外宾用。那时，还没上学的我，偶尔会收到外宾送的纪念章、圆珠笔等小礼物。当送外宾时，看到外面围观的人们，冲着我家指指点点，像是在说，瞧，他们家就是接待外宾的，有的人还专门走进屋来，看看我家是啥样。面对这些羡慕的眼光，我真是得意极了。  （1978年，作者和父母在家门口与日本来宾合影。） 到过我家的人才发现，我家还真是没有啥，屋里所有的家具，比如床、桌子、凳子、包括米箱子，都是搬进时配套发下来的。说到外宾来时有些变化，那就是奶奶将爸爸工厂发给劳动模范的花床单铺在床上，等外宾一走，再把床单叠好收起来。 外宾来的时候，学校就组织夹道欢迎。女生要穿花裙子，头上扎着花一样的头绫子。男生要穿白上衣蓝裤子，脚上要穿白鞋。 一次，我们重工二校的学生欢迎斯里兰卡总统班达拉奈克夫人，我班有好几个男同学没有白鞋，老师便给两支白粉笔，让磳在脚上穿得灰了巴叽的黄胶鞋上，可那白粉笔灰一会儿就掉下来，大家得总是用粉笔去涂。老师怕他们的鞋露馅，只好让这几个同学站到了后排。  这种接待外宾的情形，从六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就在我当知青从农村回城上班的1978年末，还接待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士、挪威、日本等许多国家的来访团。 有时我会骄傲地拿着街道办事处（那时已改名为工人村公社）发的接待外宾通知单，找到工厂车间领导请假，因为是外事任务，车间领导也是大开绿灯。  一次在接待日本访问团时，当把他们送到大客车上后，我回到家里，一看床上有一台照相机，这显然是日本来宾遗落下的。我马上拿着相机追了出去，可是大客车已经没影了。我把相机交给了办事处，几天后传来消息，此事得到了市外事办的表扬。有人说，这是日本人故意落下的，想通过此事看看中国老百姓的素质。至于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出于什么动机，反正我们给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在接待澳大利亚来宾时，他们一个女团员看见我戴的上海牌手表，便伸出胳膊让我看她的手表，我一看上面没有表针，只是闪着数字，不知道是什么，出于礼貌，我伸出了大拇指。结果，她摘下来递到我手上，让翻译告诉我，是送给我的礼物。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连连摆手拒绝。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接受，那样会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几年后我才知道，她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电子表，我的邻居到南方上货时，背回了好几麻袋。 居住在工人村的人，不仅物质条件好，享受的服务设施齐全，还受到整个社会的敬重。在沈阳一提起工人村，其他市区的人也都十分羡慕，工人村简直是那个时代的理想国。  我舅舅和姨家的孩子都愿意来我家，虽然他们家都住在市中心的南站、太原街附近，但他们家的厕所都在外面，夏天很臭，冬天冻屁股，晚上要上厕所得便在屋里的一个桶里。水井也在外面，用水时还要用一根木头棍子去压。做饭是在屋的中间点地炉子，屋里烟熏火燎的，睡一觉醒来，鼻孔都是黑的，有时煤烟呛得头疼。 我家就不是这样了，我家厕所在屋里，上下自来水，做饭时用的是煤气，即没臭味也没有煤气味，冬天有暖气，更用不着烧什么土炕。再有就是我家买东西非常方便，工人村大合社（商店）就在楼的对面，旁边就是粮店、邮局、饭店和照相馆。后来又建了工人村少年之家和工人村电影院。 每年总会有老家人坐着绿皮火车从吉林范家屯的乡下过来，在咱家挤住上几天。他们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以一种新奇的目光感受着工人村人的高级生活。这时，我就得充当导游的角色，今天领他们到工人文化宫看看电影，明天陪他们到劳动公园看看老虎狮子，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向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除了优越的物质环境，工人村具有独特的人文氛围：平等、朴素、充满理想。工人们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十足，形成了一种“劳模文化”。 ２ 熟知老工人村的人都知道，当年工人村共有5个建筑群、143幢住宅楼，都是标准的苏式住宅风格。街坊之间大面积的绿地中穿插着各式景观，在这里居住会有一种在花园中的感觉。 
我家居住的64栋，在工人村被称为大长楼，五个栋口住五十八户人家，我全都认识。那时厨房和厕所都是两家合用的，两户人家在一个厨房做饭、洗漱，用一个煤气表。一栋楼统一用一个电表水表，到了月底，收水电费的人把表上的数字抄给楼里的人，各家各户轮流收水电费。水费是按人头平摊，电费是按每家灯泡度数大小计算。家家都以诚相待，没有少报或瞒报的。 平日里谁家包了饺子，都会给本楼层的其他三家邻居送上一碗。楼里的大人们多数是一个厂的，到年节时，各家各户之间都会互相走访拜年。 有时也会发生点小磨擦，或因为大清早上便所时间长了，或因为没来得及打扫厨房，但过了两三天就和好如初了。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可能总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说的是那时的事。谁家晾晒的衣服赶上刮风下雨或晚上忘收了，根本不用担心，准会有人替你收回来。那时在工人村很少有人丢失东西，至于小偷小摸的人几乎是没有。一旦让左邻右舍知道了谁家出了个手脚不干净的，这家人在楼里就抬不起头，且在大家鄙夷的目光中没脸见人。 一天晩饭后，我家后屋的王婶一个人站在厨房偷偷抹眼泪。原来是王叔在打儿子小林，不让王婶在旁边看。我爸知道后进屋劝说时才发现，小林被王叔扒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趴在地上，王叔用皮带使劲抽小林的屁股，还不许他叫唤。原因就是他偷了别人的东西，可见家法之严厉。 我家在一楼，在屋里就能看到窗外的花圃，小伙伴欢快地玩耍在花香蝶舞的花圃旁，男孩子玩撞拐、滚铁圈，女孩们玩跳房子、跳皮筋儿，嬉戏的笑声如彩蝶在楼前飞扬。 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工人村迎来了第二代人结婚的高潮，继而工人村的第三代诞生了。许多家三四代人居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很多家都搭上了吊铺，也是转不开身。于是，一些老辈人开始考虑为儿孙们腾房了。 一九八六年，我退休的父母无奈地离开了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工人村，在远离市区的城郊一间小平房住了下来，一下子又回到了烧煤做饭，到室外上旱厕的日子。 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楼前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整天吵吵闹闹的无所事事，凑在一起侃大山，原来是下岗大潮来了。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上班人，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人们见面时很难再看到以往的笑容，不是满腹牢骚就是怨天怨地，老婆哭孩子叫的声音不时从窗户里飞出来。 楼前的墙根下，七扭八歪的带车子、倒骑驴取代了自行车。许多一楼住户的窗户砸成了门，成了卖雪糕、修电器的一些杂货铺。 住在对门的金老三每天推着带车上早市卖菜，二楼的大牛当上了出租车司机，四楼门的王超每天傍晚到夜市去卖打包西服，三楼门的刘嫂每天把缝纫机推到市场扦裤角、换拉锁，扦一条裤角挣二角钱。我将家里所有的积蓄凑在一起，花一千元买了一个台球案子，摆在了马路边上。 那时，我没有下岗，可工厂的工资没指望，这个月有下一个月可能就没有，有时还开百分之七十。我下班回到家，便让人帮忙把台球案子抬到路灯下。我预算着，如果按打一局收一块钱，每晚上至少能收个二三十的，一个月下来收百八十块钱应该不是问题。结果来打台球的人，全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还有一些同学，都是和我从小撒尿和泥长大的，我就是穷疯了，也不能伸手接过他们递过来的钱。就这样，我的台球案子成了社区公益的体育设施。我每天还得硬着头皮陪他们玩到半夜。不仅是挣不到钱，还得搭上一盒烟，那些日子搞得我身心疲惫。 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支撑生活的骄傲被突然吹得无影无踪，面面相视时看到的都是些迷茫的目光，我和邻居们感觉一下从天堂跌落到了谷底。两家合用一个厨房的邻居开始计较一些公摊的费用，邻里关系渐渐疏远了。在院子里晾晒的衣服也开始有丢的了，丢自行车也成了家常便饭。 经济与生活的仓促变化让人措手不及，工人村开始进入了落寞时代，就连以往欢歌笑语的劳动公园，也成了小商小贩摆摊的市场。 出租车司机一听打车的说到工人村，根本不拉，一是怕回去时空载，更怕有的打车人下车不给钱。全国最大的工人村，一下子成了全国最大的下岗工人“度假村”，与以往的骄傲和自豪越走越远了。 那些年，我就怕过年过节，一到年节甭说走亲访友礼尚往来，就连打算给父母买一点年货，都得在兜里把少得可怜的票子掂量来掂量去。 当支撑生活的骄傲被突然抹灭，工人村一下子失了声响。昔日的家属大院，和睦的邻里关系，深厚的工友之情，仿佛一下子就消逝了。 那个曾经激励一代人豪迈前行的地标性建筑群，曾经孕育希望的热土，只能定格在回忆里了。 到了上个世纪末，萧条的工人村已是满目苍凉。那一年，大街小巷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当艰难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将我推到尴尬的墙角，当妻子每天早出晚归到板行给人卖家具的时候，一个做丈夫的脸面被深深地刺痛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念头不断在滋生，我再也不能这样甘于现状了，于是我决定下海。我破天荒地借了一笔钱，在三经街报社附近开了一个广告公司。后来为了上班方便，在旁边租了一个房子，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人村。 那时候下岗职工里，脑筋活络一点的早就下海了。 有的男人起初下海是为了尽一个丈夫在家庭的责任，而有的人赚到了钱以后，家却没了，或者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３ 对于工人村的第三代人，也就是出生在上世纪1980年前后的人，他们只是从父母那听说过工人村的地位，但到他们成长的年代，已经见不到早期的辉煌。在他们生长的年代，工人村建立已经三四十年了，由于各种原因再加上工人村的自我消磨，那时的工人村与其他的居住区相比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对这个曾经激励一代人前行的地标性建筑群，曾经的辉煌与时下难以掩藏的落寞，他们的认知往往只停留在历史读本里的只言片语中。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工人村辉煌时期的亲历者来说，梦中总会浮现出那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场景，那些浓郁的生活气息，那些峥嵘的岁月痕迹，时不时地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呈现。 毋庸讳言，在辉煌之后的年岁中，由下岗潮涂下的灰色记忆，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不愿回望那段历史的原因。提起那段日子，当年为了生计四处奔波的许多人，心底仍然五味杂陈。 但对于那些有着坚忍不拔性格的工人村人，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他们或以高姿态向往事告别，或伴随新时代的浪潮，汇入更新的生活。 2003年，工人村开始了改造工程，启动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2009年，政府规划动迁，条件允许的基本都搬走了，没有搬走就是回迁了。这样一来，工人村的原住户也就所剩无几。 在工人村改造工程中，保存了32幢楼，其中7幢楼被改造成工人生活馆，于2007年开馆，2014年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范。 工人村生活馆陈列着各个年代的资料和图片。还有一部分房间，按照当年的家庭原样布置。从一楼到二楼，沿着参观路线，可以看到工人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的变化历程。置身其中，让人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个年代。 常有当年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老工人村人来参观，看到过去生活的场景和老物件时都热泪盈眶。 许多东西都已经随着时光远去，但时代变迁后，工人村人心里那些未被磨灭的东西，那些面对苦难不畏惧的面孔，或许正代表着永不会被遗忘的工人时代精神。 真得感谢工人村生活馆的规划者们，让几代工人村人的寻根念想有了落脚之地。 对比周围鳞次栉比新的建筑群，那原来只有三层楼高的工人村几乎是不存在了。在还仅剩的两组老建筑群中，除了只能扮演“历史博物馆”的角色之外，工人村的原居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环境早已全部改变，在外人眼中，或许都该是惋惜而落寞的表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工人村虽然见证了没落，但我们从来不会忘记他曾是主演过辉煌的主角。 我不会忘记，在分别为父母出殡时那清冷的早晨，我们这些工人村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刻意将送葬车穿过工人村，让他们再最后回望一下他们的家园，用工人村不朽的历史告慰那不舍的魂灵。 是啊，不要企望给未来留下些什么，流逝的时光会把一切冲刷的荡然无存。 老一代的艰难守望，新一代的毅然走出，都标志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诠释着社会的进步。 随着一个被称为长子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老工人村已经被收藏进历史的博物馆，它留住的将是几代人的记忆。 我幸运，我曾在工人村居住过，而今我更幸运，无论走到哪，工人村的记忆都一直陪伴着我。 风雨六十年，工人村留给沈阳的，也远不应该只是一个背影。我们需要做的，也许正是还原历史，用故事讲述早已超出一个文化符号的工人村。 在历史的长河中，半个多世纪的工人村只是一朵激越的浪花，无论它的精神还是物质，终将汇入时代的大潮。而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但就是这滴水，也承载了河流的记忆，记录了河流的方向。也曾伴随着滚滚奔涌的浪潮，或浪花飞溅、或跌岩起伏。我为人生中有过那波澜起伏的经历而骄傲。在工人村，我同父兄们一样，虽然都是平凡的人，但都绽放着生命的光华。
张瑞，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沈河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1981年发表作品，在国内诸多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近千篇（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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