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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师大团队跟随拍摄了6位当代著名作家，跟随他们去往各自的故乡，展现出他们创作的原点和过程。 本纪录片共有六部，分别是《贾平凹》《刘震云》《阿城》《迟子建》《毕飞宇》和《莫言》。 让人惊讶的是，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似乎反而不如其他几位作家的曝光度高，甚至有一些被大众“遗忘”的感觉。 在这个大众不再那么重视文学的年代，莫言究竟代表了什么？ 高粱地里走出的作家 2012年12月8日一整天，赫尔辛基都在不停的下着大雪，没有任何一架飞机敢在这种天气飞往斯德哥尔摩，整个瑞典都因此非常焦急。 一个山东高密的老农民，穿着中式对襟蓝夹克，外面套了一件浅褐色的羽绒服，系着黑红格纹的羊毛围巾，站在候机厅里，默默地望着窗外的大雪。 尽管从二十一岁起就进入了军营，还在部队里上了大学，一直到四十四岁才退伍，但他身上还是有着一股无法抹去的农民气。 1986年，张艺谋在北京见到他时，他说张艺谋就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张艺谋也打趣他说他就像是生产队的会计。 他是莫言，真名管谟业，一个高密东北乡的农民。也是“后五四时代”最好的华文作家。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传承：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到莫言，从杰弗生镇到马孔多镇到东北乡。 因为在故乡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莫言年少时也曾无比向往过远方，从十八岁起，他就每年都去报名参军，但体检总是不合格。 原因很简单，体重不够。 常年的饥饿让他很早就意识到，在生存的问题面前，道德、尊严都是毫无意义可有可无的点缀。 这最原始的生存欲望一直萦绕在他的作品中，《透明的红萝卜》 中偷萝卜，《蛙》中吃煤炭，《檀香刑》里反复提及的吃狗肉，还有最著名的《红高粱家族》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一片无边无际，象征着丰收和生存大高粱地。  21岁那年，他终于勉强过了体检，进入了军队。 他终于去到了之前放牛的自己可望不可及的远方，甚至从此越走越远，到了北京，去了罗马。 他说：“我想，回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登上景山最高点，努力往前看，往前看，希望能从那里，看到罗马的风景。” 然后2012年，去了斯德哥尔摩。最后，却又回到了这片出生成长的土地，精神的故乡，文学的故乡。 大撤退才是真正的大前进 在2000年的作品《檀香刑》的序章中，他这样写道： “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20年后再来看他这番话，实在让人感叹，他竟早已看得那么深，那么远。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为什么80年代马尔克斯的著作在大陆出版后，这个著名的开头，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 因为小说的语言不同于日常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是陌生化、物质化的。 对于那时的大陆作家来说，马尔克斯毫无疑问代表了一种绝对的陌生经验，他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有着只有他能够写出的，南美洲的时代精神。但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般“拿来主义”是注定不自由、不顺畅、不可持续的。 小说家最重要的门槛，就是寻找或者创造出只属于他自己的个人语言。 这是作家们验证自我价值的必然，也是小说本身能否存续下去的选择。 这种追求自五四之后，白话文诞生伊始就落在了每一位作家身上。 朱自清在他的名作《背影》的序言中写道： “我宁可说，他（周作人）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到了49年以后，主流语言被规定为官方化的北方语言，因此八十年代后，两种陌生化的行为又流行开来，一种是到农村乡间去大量的收集土语方言，一种是通过翻译作品汲取外来的语言。通常这两者都是在同一人身上同时发生的行为。 而莫言也在纪录片中承认了自己曾受到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但他随后说： “马尔克斯、福克纳，实际上就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们是冰块。如果我们靠得太近，就会被他蒸发掉。1987年我认识到应该远离他，写《檀香刑》的1999年的时候，我就想彻底地摆脱掉西方文学对我的影响。”  他毫无疑问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大撤退”，还进一步撤退，退回到高密东北乡。 那里不再只有延展到天边的血红色高粱地，他的作品也早就不只是真实故事的裁剪和拼接，无数素材接踵而至的来找他。 “当哪一天写了15000字，这一天写的绝对都是好文章。你感觉到这个时候确实是仿佛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帮助你”。 在莫言的作品里，东北乡有了沙漠、河流、丘陵、山脉，变得高度城市化。 人们说的不再是西化或拉丁化的语言，而是只属于他们本身的，顺利跳跃至书面化的高密方言。 它是没有被过度使用的汉语，没有被压缩成罐头进行廉价售卖，以其原本的自然形态在纸面上汹涌而过。 在《檀香刑》的第八章中这样写道： “孙丙看到，钱大老爷弓着腰从轿子里钻出来。他那一贯地如门板一样舒展挺直的腰板，古怪地佝偻起来了。他那一贯地喜笑盈盈的脸可怕地抽搐起来了。他那一贯地如马尾般潇洒的胡须，如瘦驴的尾巴一样凌乱不堪了。他那一贯的清澈明净、锐利无比的眼睛，变得晦暗而迟钝。他的双手无所措地一会儿攥成拳头，一会儿又紧张地拍打着额头。几个带刀的侍卫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身后，不知是保护他还是监视他。” 这是一段对人物外形进行描写的文字，每句中前后的反差，简短的比喻，制造出一种戏剧化的真实。 这正是莫言丰富生活经验的展示，如果没有平时有意无意的观察和记忆，是绝不可能在极短的语句里构造出一个如此鲜明的形象。 而句与句之间多次的反复，排比，更是带有浓重的戏剧唱词的风韵。 莫言说这是他们老家的传统戏“茂腔”的写法。 在小说戏剧电影中，加入某地的方言，使之成为布景道具般的点缀物，成为人物对白的个性化特征，并不太难，难的是将这方言土语融入进叙述语言，真正实现对语言的驯化，不会为了陌生化而去刻意制造阅读障碍。 这一段阅读起来是如此的顺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体会到他文字中一种汹涌直前的力量。其中一致的语法，音色齐整，意向鲜明，一贯的结构，起承转合，无懈可击，在参差中实现了音律音韵律动的融合，在口语和诗化之间，达成了不可思议不可临摹的平衡。 大众的误解和他的反抗 他说：“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并且是一个“大撤退。” 实质上是对流行文学语言的一次激烈反抗。 在被建构被强行赋予的主流语言中，一次又一次的对高密东北乡所象征的地方价值、个人价值的肯定，对主流价值的背离。  与大众印象相悖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千禧年后，文学在互联网所代表的新式娱乐的冲击下式微，人们再也不会像80年代那样热切的讨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们成了只属于小众的文学爱好者的话题。 直到2012年诺奖找上门来，才又把莫言推到了舆论的浪头。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好些人坐地铁时，都会握着一本《丰乳肥臀》打瞌睡。 同时网络上甚至直到今天都还在争论莫言是否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滑稽的是，许多讨论都并非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想当然的认为，莫言作为代表了官方主流话语的作家是否值得拿诺奖。  莫言真的是一个主流的，只会歌功颂德沽名钓誉的作家吗？ 但凡看过他任意一部作品，都不会出此胡言。 在他获诺奖的长篇小说《蛙》中，对于文革、计划生育、城市化等问题的反思和表达，激烈尺度大到令人咂舌。 在书中，当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的姑姑，既给人接生，也在八十年代时，用很暴力的手段流掉了许多超生的婴儿，这让她在晚年时十分害怕青蛙。 因为她认为，那是自己亲手流掉的小孩的冤魂。 除此之外，对于那个年代对人性的漠视，新世纪后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对传统人际关系，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摧毁，都进行了深刻的展示和剖析。 言辞之犀利，不但不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主流”作家，反而会感到诧异“这样的作品居然能出版？” 我想，一定是因为莫言身上脱不去的农民底色，才让他与土地之间有一种脱不去的链接，让他站得这么高，才能看得见这土地上人们生育、存续、繁衍的问题。 这些问题又指向了1949年以后一系列历史事件，它们无一不关系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十四万万人。它们是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裂变，是所有人被时间的吞没。  他说：“东北乡我是把它当中国来写。” 他深情地凝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东北乡，在真实与现实之间，用陌生的语言完成了不可能的虚构。 这就是真正的天意。 ◐ 《四味毒叔》是由策划人谭飞，剧评人李星文，编剧汪海林、宋方金、史航五人发起的影视文化行业第一垂直独立视频表达平台。欢迎有个性、有观点的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经纪人、评论人、出品人等前来发声，或脱口秀，或对话，观点不需一致，但求发自内心。“说” 责自负，拳拳真诚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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