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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乎者也?洋话连篇?——汉译极简史(古代篇)

 素笛轩 2020-08-22

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身份象征,也是不同族群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当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话,就需要用到翻译了。学生时代的我们,曾经因为一大堆洋码子颇感头疼,那么古人是否有这样的烦恼呢?他们到底学不学外语?——昏头啦,当然学的!

本期河图洛书,我们就来看看古人学习外语。

专司其职

古代官方的翻译人员称为象胥,属于秋官司寇下属,《周礼》注中这样解释:“通夷狄之言曰象;胥,其才能者也”,同时还兼管接待外国使者。对应来使所属方位的不同,象胥分为六翟——蛮夷闽貉戎狄,每一翟设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还有二十八徒。

接待吐蕃使臣的唐太宗,画面中红衣执笏者即是译官。

关于翻译人员,《礼记》中的说法略有不同,书中提到五方之民,语言不通,需要设立各自的翻译:东方为“寄”;南方称“象”;北方叫“译”;西方为“狄鞮”。后世常将翻译家称为“象寄之才”,就是从这里来的,而所谓的狄鞮则是皮靴的意思,这也是西域使者的典型穿着之一。

广传四方

当然后来我们渐渐不对翻译家加以区分,统称为“译”,汉代有九译令,北魏设方译博士。不但有常驻中央的翻译人员,还有外派出使他国的“译使”,而出于对等原则,四方诸国也都有接待中央使节的“译长”。

从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专门的翻译机构,称之为四方馆,后来名称多次更改,具体职能也并不完全一致。起初四方馆只招收具备一定经验的译员,宋代专设的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还定点培养外语人才,堪称中国最早的外语学院,但翻译机构真正成熟是在明代,当时的四夷馆先后设有蒙古、女真、西藏、缅甸等十个语种的分馆。

我李白只会作诗?笑话,我还是个资深翻译!外语水平在大唐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有的时候,因为两国之间先前并无交流,无法做到双语直接对译,只好借助彼此都相对熟悉的第三方语言搭桥过渡,才能完成基本的沟通,更有时甚至需要经由多国语言层层转译,故而我们也把与中国相隔遥远的国家,称为“重译之国”。

迷语抛情

但即便是同一版图之内,由于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存在差异,也往往需要借助翻译的手段,才能实现彼此理解。春秋时期鄂君子皙泛舟河上,听到不远处有越地女子在轻声歌唱,子皙听不懂越语,让随行的翻译当场译成楚语,才知道姑娘唱的是一首情歌,自己被美女暗撩了——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男:菇凉,你长得真美,方便加个微信咩?

女:帅锅,你声音真好听,但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这首脍炙人口的《越人歌》优美含蓄,历来备受赞誉,梁启超认为不在《风》、《骚》之下,可见当时的翻译人员同样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字功底。楚、越两国语言各异,但借助共同的汉字平台实现了文义互通,这一现象在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之后,更多的以中原文化对周边文明兼容并包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译统天下

边远地区的语言表达越来越多地与汉语融为一体,成为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涵。在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区域,这一现象被称为方言。汉代的扬雄就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与方言相关的专著《方言》,体例仿《尔雅》,基本是以单字的方式来进行对比和释义。其中收录的方言用字大多为实体意义字,并不涉及太过琐细的方言语法和语句表达规律,不过这也是当时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局限所致。

契丹人皇王耶律倍拥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

另外在民族大融合的年代,中原地区与周边文明之间的口头文学双向交流也相当频繁:我们熟悉的《敕勒歌》就是一首鲜卑语翻译成的汉语歌谣,此外还有姚秦时期的《鉅鹿公子歌》,辽代圣宗耶律隆绪曾将白居易的《讽谏集》译成契丹文,金代皇帝还设立了译经所,将汉文的《诗经》等名著翻译成女真文。即便是有独立文字系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汉语和汉字的官方地位依然不可动摇。

以清代为例,早期在重要部门设置一名口译员,称之为启心郎,属于正三品大员,议政时在满汉臣僚之间现场同声翻译,另外各级政府机关还设有专门翻译满、汉章奏文书的译员,称为笔贴士(满语博士的音译)。不过当时有些满族大臣虽然不识汉字,也听不懂汉语,只会用满文书写甚至只能口授,但为了防止有人从中耍滑,后来还是取消了启心郎一职,另外随着八旗汉化的不断加深,笔贴士的存在也形同虚设。

字似音非

汉文字也成为了一些周边民族自创文字的母本,比如与北宋政权同期的西夏,就在汉字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体系。从外形结构看,西夏字(又称蕃字)笔划规律与汉字颇为相似,但组合方式相对单一,而且西夏字中的借词,大多数也来自于汉语。与此正好相反的是日语假名字母,分别采用汉字中的草书和楷体构成标音符号,故而日语虽然从汉语中借词颇多,但根本上是不表意的拼音字。

拆成比划个个都熟,拼到一起令人迷茫,西夏文的构造看着比汉字更复杂。

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贵族阅读全汉语的典籍,不存在丝毫问题,只是读音大相径庭,西夏的情况也相差不多。由于这类文字相对年轻,在初期几乎仅用来翻译汉文典籍,中原地区自然是“不屑于”去搬译这些小国文书的,所以除了接待来访使者之外,很少有汉族文人从学术目的出发研究其文字体系。总之,如果两种文字系统渊源比较接近,翻译的鸿沟就越小,如果一方文化更为强势,另一方往往会直接照搬。

本期河图洛书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古代外语有一些新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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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策划:彦稠;图文编辑:旧拾

河图洛书 · 2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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