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东、西岸边茶贸易的利益纠纷

大渡河以东的冷、沈土司在茶叶贸易中获利丰厚，而河西明镇官辖地成为藏人购茶通道，却无从获利，故起阻炉之心，不容出买。合约记载：“近遭大坝雍中达结结连董布（董卜）、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计将蛮家阻炉，不容出买。把持夷汉，陇（垄）断鲸吞，已致茶商折本，国课无余。”

由此可知，明末私茶盛行，已有部分私茶进入打箭炉一带，并由雍中达结、董布（董卜）等经营。由《合约》下文可知，这些私茶应产自碉门等地。贾大泉教授认为：“明廷茶禁愈严，走私活动却百禁不止，其原因在于不少地方军政官员参与到走私活动，谋取厚利，他们凭借权势，大户者武装护持，关卡莫敢过问。”[22]而董布等就应该是上文所述的地方势力或土司。河西的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欲垄断茶叶市场，欲将茶叶市场转移至河西地带。由此导致冷、沈土司散失市场，三省诸商丧失了买主，无利可图，结果大渡河以东的冷、沈土司及耆宿决定封河，禁止茶行。此处的“封河禁茶”也包括大渡河以西董布、笃脚、挖笃、作者、纳蛮八枝等的私茶，遭到的后果是：“（董布等）于四十二年十一月内，统通炉铁甲数千生番沿途劫抢，沈堡倾刻成灰，家财尽劫，致坑土民连年不得衣食，人人切齿，无不欲食其肉者。冷、沈穷民背脚营生，于本年正月十三日背茶至烹坝，仍遭布贼坐草。”为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向余景冬诉讼，计举封河旧例，禁止茶行。然而，封河的结果就是冷、沈土司，三省诸商以及河西的蛮客等都利益受损，汉藏商贩均无利可图。可见，大渡河东、西岸的利益纠纷就是明末川西“汉”藏关系的集中反映。

（三）大、小茶路之争

明代四川南路边茶主要是通过大道和小道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泸定县地名录》记载：“由内陆到泸定有两条路，一条从雅安翻大相岭和飞越岭经泸定至康定称大路，另一条由天全翻马鞍山到泸定称小路”。[23]根据任乃强先生的考察，“雅荥茶曰大路茶，而天全茶则曰小路茶。明代天全茶户，已有园税，而茶亦须售与有引商人，纳课易马，与雅荥制同也。唯天全所造，茶质较劣，称为乌茶，专销岩州一路。明末世乱，茶制大坏，天全在土司治下，尚无课引。”[24]没有课引就是走私茶，即小路茶。任乃强先生指出：“烹坝市街，距瓦斯沟20里，泸定40里，有皮船渡，通岚州，察道。”[25]天全小路茶道开通于明洪武年间，由打箭炉的番商从烹坝渡口过河到岩州交易，从而绕开了沈村市场。

“大路茶指从雅州荥经到黎州（清溪）再西行过泥头，翻飞越岭下到沈村，再从沈村渡口过河到打箭炉的茶叶贸易路线，这一路线自汉唐以来就从未断绝。”[26]明洪武年间，雅州设立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黎州位于雅安南部，为宁、雅、康三属的交通孔道，是“西南极边重地”，也是汉地茶叶进入西藏的重要枢纽。洪武八年（1375年）明政府置黎州长官司，管理当地少数民族和茶马贸易事务。洪武十一年（1378年）升黎州长官司为安抚司。洪武二年（1369年）余伯锡因军功受封为沈边土百户。“沈边土百户辖大渡河三大渡口之一的泥若渡口是当时大渡河以西地区的藏民赴黎州贸易的必经之地，疏通和管理汉藏贸易由此成为沈边百户的主要职责之一。”[27]据任乃强先生考察，“沈村在慧峰河与大渡河会口之南，有街无市，号曰堡子，明清为沈边长官司驻牧处。堡外大渡河有渡口名曰'泥若’，为共济处，县境三大古渡之一。”[28]这里的泥若渡口应是上文中的宜牧渡口，又称沈村渡口。沈村以占有渡口的区位优势成为汉藏茶叶贸易的中心。雅州、邛州、黎州自古以来就是茶叶产区，也是古代茶马交易的中心。[29]三省诸商就是通过大路通道从雅州、黎州贩茶到沈村与河西蛮客进行茶叶贸易。

小路私茶危及到冷、沈土司和三省客商的利益，所以在《合约》中明确规定：“董布（董卜）不许私行碉门茶，大人具由大道往来，如再行小路者，抬去银背茶包。或杀死无说。（下有“并不得夹带各茶”被抹去）。”小路茶是由天全运往岩州贩卖，避开了土司管理，因此冷、沈土司不许小路贩茶，且天全以外的其他茶叶也不许夹带。同时冷、沈穷民背脚也背茶到烹坝，以此来抢占岩州烹坝市场。冷、沈土司通过茶源的限制和市场的抢占来确保沈村的地位，但可能是受到茶商的压力，故《合约》抹去“并不得夹带各茶”的记载。由此看来，三省茶商和沈边土司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利益纠纷，三省茶商有可能也夹带私茶。

总之，产自天全的小路茶与大路茶争利，故成了冷、沈和诸商打击的对象。大、小茶路之争其实就是天全与雅州茶叶产区，沈村与岩州地方势力，以及各汉藏茶商之间的利益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