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七夕】钱穆先生：为何传统恋爱主要在婚后，不在婚前？

男女之爱，无论其如何真挚、如何纯洁，却必有一对象。有对象即有内容，即落具体；对象消失，即爱情变成悲剧。

 

东方人则较着重于夫妇之爱，较不着重于男女之爱。这里边有一分别。男女之爱，不能无对象、无内容。夫妇之爱，则比较超对象、超内容，而渐接近一种形式化。只要是夫妇，则瞎眼也该爱，缺嘴也该爱。形式的是空洞的，因而可以少变，因而可以是一如真常。如是言之，夫妇之爱，已由爱情转入了道德。

 

——《历史与文化论丛》

 

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一若视此为人生主要一事项。其文学作品，亦多以此为主题。实因男女双方，自始即都抱一种孤立感。双方既各自孤立，其结合为夫妇，进入共同生活，宜必先有一番恋爱之情，庶使两心结为一心，然此两心之孤立则始终存在。故自由离婚，亦为顺理成章之事。甚有认结婚即为恋爱之坟墓者。夫妇如此，则家庭之结合，其内情亦可想。在其物质生活上，固有一团结。但在精神生活上，未必与之相称。故西方工商社会，则必尚小家庭。老年分居，成为必然之常事。

 

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年老不离其家。为父母必尚慈，为子女必尚孝。兄弟姐妹相处又尚悌。一家人相互间一心相处。孝悌之道即仁道，即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而以家庭为共出发点。孔子曰：“为仁由己。”仁道贵于由一己做起。父母之慈，子女之孝，皆贵于双方各自分别遵循。其修行固在己，其对象则在己以外之他人即属群。故中国人自婴孩幼小，即在此种群居心情中培育长大。与人相处，极少孤立感。人与人无甚深之隔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若人间一例行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为我谋，不为剥夺我自由。夫妇结合，乃是一种群居生活之开始，唯求和好。相亲相爱，事属当然。故恋爱之主要在婚后，不在婚前。但夫妇在相爱中又须相敬如宾，常保留有对方之地位，此乃在群之中求别，在合之中求分，求孤与群之平衡。不如西方人自幼至老，皆重个人自由。婚姻必先恋爱，则在别之中求群，在分之中求合。双方人生目标，本无大异，而途径有不同。此非深透双方人文心理，则不易有了解。

 

——《晚学盲言》

我今天提出“人”和“家”和“国”这三点，当然希望诸位都要从第一点“人”讲起，而后讲到家，我便是这一家之主。有父母，就该孝；有子女，就该慈；有夫妇，就该相亲相爱。这一家之主便是我，我不是在家中作客。放大讲来，一切都这样。一切都由人，由我这一人而到家、到国、到天下。中国文化便是这么般简单而伟大，此层切盼诸位先自记取。

 

——《中国文化精神》

图为先生与夫人胡美琦女士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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