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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恰逢《藏书报》创刊20周年，应编辑部之约，来谈一谈20年来古籍市场及藏书界的变化。我想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从整体上回顾古书界的20年。 回望古书界20年 文 | 韦 力 2020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在不少国家，疫情仍在蔓延。因为近些年全球一体化的日趋深入，所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疫情面前独善其身，故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甚重。 此次疫情的特点是人传人，最忌人员密集，然而无论古书拍卖还是古旧书市，均属于人员密集场所，正因这个缘故，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品拍场及大型书展全部按下了暂停键。中国艺术品拍卖肇始于1993年，从那时起至今，这是第一次出现全面停摆的情况，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到古旧书市的经营。虽然艺术品收藏有滞后效应，但疫情对收藏者购买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估计在未来一个时期，古旧书市场会出现近20年来的又一个低谷。 近20年的第一个低谷出现在2008年，那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全球的艺术品市场成交价出现大幅滑坡，印证了收藏与经济景气指数之间的密切关联度。但是，2008年那场危机呈现“V”字型反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球经济就恢复了景气。就古旧书拍卖而言，出现低谷仅是在2008年的春秋两季大拍。那时，敢于逆市而行者，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了上好之品。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冠疫情之后，很可能会出现艺术品市场的报复性反弹。  从总体来看，近20年乃是新时期中国古旧书市场的巩固期，而2000年之前的将近20年，则可以称为新时期中国古旧书市场的筑基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古旧书市场受到打击。改革开放后，古旧书市场呈井喷式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古旧书的价格及收藏人数都呈几何级数增长。2000年之后，古旧书市场仍延续了这种势头，虽然经历了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但在整体上并未破坏藏书界的格局，市场仍在，藏家仍在，只是更多的藏家转入蛰伏状态。其实这种情况仅出现在极具特殊性的2020年，而此前的19年，古旧书业出现了许多亮点，我以几个事例来说明这些亮点的标志性。 2005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整体拍卖了一批过云楼旧藏典籍，虽然这些仅是过云楼旧藏的四分之一，然而以一位藏书家的旧藏来搞一个专场，乃中国古旧书拍卖市场的首例，且最终以2310万元的高价成交，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这一年艺术品市场的标志性事件。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七年之后，这批旧藏又现身北京匡时拍卖公司的2012年春拍，仍然是整体上拍，成交价高达2.16亿元。在此之前，中国古籍拍卖从未出现单场成交价过亿元的现象，而这批书在数年内成交价增长了近十倍，成为当年古旧书拍卖市场的重大事件。时至今日，这个纪录仍未被打破。  整批旧藏的买卖除通过拍卖会外，成交价过亿元者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买下的日本大仓文库旧藏典籍，这批书乃民国藏书家董康旧藏，数年前就传闻大仓准备出售这批中国古籍，当时多家拍卖行及私人藏家参与洽购，最终北大图书馆胜出，据闻以1亿元将这批书买下，为此，北大图书馆还举办了研讨会以及相应的展览。这个成交价格乃是近几十年来公共图书馆单笔购买古籍善本的最高金额。 匡时拍卖公司并没有专设常年举办的古籍善本大拍，然而这些年来匡时拍卖却创造了一些话题。除了过云楼的这批旧藏之外，2013年还曾上拍一部北宋本《礼部韵略》。从清代中期以来，藏书家均以藏有多少部宋版书来标榜自己，而黄丕烈的“百宋一廛”最具名气。流传至今的宋版书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3000部，这些书九成以上藏于公共图书馆，而这些馆藏宋版书中，九成以上是南宋本，北宋本存世数量寥寥，当然这不包括北宋佛经零种。而匡时上拍的这部《礼部韵略》恰是非佛经类北宋刻本，最终以2990万元被南京图书馆买下。 迄今为止，中国单部古籍成交价最高之书，乃是宋版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它出现在嘉德2018年春拍，以1.104亿元成交，创造了中国单部古籍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世界纪录。 前人手札乃是中国传统收藏类别之一，近些年这个板块成为收藏热点。古人手札整批上拍者以钱镜塘藏明人手札为最多，这批手札被装裱成20册，出现在嘉德2002年秋拍，以990万元成交，成为当时古代名家手札最高成交价。 20年来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手札，则是胡适后人珍藏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通信，这批手札关涉编纂《新青年》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虽然是近人手札，而拍场竞争激烈，最终以554.4万元成交，被某私人藏家拍下。按照修订后的文物法，公共图书馆以及相应机构有同等成交价的优先购买权，最终中国人民大学买下了这批手札。 近20年来古旧书市场还有许多亮点，无法一一述及。从以上所举之例可以看出，凡是具有重要文物价值或者史料价值的典籍，都会受到大家关注，而这些高成交价提升了中国典籍在全球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使得流传于海外的典籍，因为价格的影响而形成回流趋势。  近20年来，国家相关部门组建了一系列与古籍有关的组织，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于传统典籍的重视程度。例如，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此后，省级古籍保护中心相继成立，这表明国家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对于古籍保护与利用的重视程度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下，各地古籍保护中心陆续设立了古籍修复机构。中国典籍浩瀚如海，有些典籍破损较严重，各地古籍修复机构的设立，使这些破损典籍得以焕发新的生命，从而供研究者利用。在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与典籍有关的活动。2015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该协会集结了公共图书馆、私人收藏家等各路精英，举办了一系列培训班，使得社会公众进一步认识到传统典籍的重要价值，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古籍保护的基本知识。2018年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增设民间收藏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使得民间古籍收藏逐渐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2012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建馆之初就举办了典籍通史展，之后又举办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参与人数之多，社会影响力之广，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2019年该馆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汇集了20多个省份40余家公藏单位，以及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藏品。这次公私联展极大地提高了私藏典籍的曝光度，基本体现了当今私藏的整体水平。   2012年，中山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该馆又举办了数届这样的研讨会，每次都有私人藏书家与会，故该研讨会在业界有着重大影响。201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该院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提议和支持下，由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文博系、外文学院等院系共同组建的学科平台，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活动，而私人藏书家的参与，使这些活动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2018年，天津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该院乃是中国北方第一家与古籍保护相关的研究机构，在学科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这三所高校有关古籍保护研究机制与机构的建立，使得古籍学术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与读书有关的报刊，而专门刊载藏书类文章的刊物，则是1999年创刊的《藏书家》。该刊在藏书界有着广泛影响，但因是半年刊，所以出版周期较长，信息传播不及时。2000年5月，《旧书信息报》（《藏书报》的前身）创刊，该报为周报，及时报道书界的各种资讯，同时也介绍典籍知识和旧书版本，成为藏书人案头的必备之物。爱书人将《藏书报》与《藏书家》戏称为藏书界的“一报一刊”，它们在报道及时、文章深度等方面互为补充，很多人正是通过阅读这一报一刊而步入藏书人行列。  近些年来，网上交易盛行，新书率先进入电商渠道，古旧书网上交易平台则以孔夫子旧书网规模最大。孔夫子旧书网成立于2002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迅速发展壮大，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古旧书交易专业网站。 以上这些重要事例表明，无论国家层面，还是私人收藏层面，对于典籍的收藏、保护与整理，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纵观历史长河，中国典籍经受过多次毁灭性破坏，但这些典籍经过历代藏书家艰苦卓绝的努力，得以延绵不绝，流传至今，这正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典籍的优良传统。目前受疫情影响，旧书市场交易不甚活跃，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收藏者更要不为浮云遮望眼，任何困难都会过去，传统典籍将会长存。在纪念《藏书报》创刊20周年之际，我用以上标志性事件来说明藏书事业前途光明、道路曲折，任何困难都不会撼动《藏书报》在爱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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