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文字狱 赵振然

       从百家争鸣到文字狱

      ——读《孟子》点滴之一

            作者    赵振然

               一

        每次翻阅《孟子》，最让我欣赏的，不是孟子的善辨、文采和他的仁政理论，而是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平等、自由、开放、畅所欲言的宽松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学术上的勃勃生机。

        初读孟子与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诸君的对话，我感到很吃惊，心想：一介儒生，怎么能那样给君王对话呢？一副咄咄逼人、好为人师的架势，常常说得君王无言以辨。我开始还真为孟子担心。

        其实，孟子劝解君王，即使语言有点“过火”，一般情况下，君王也并不恼怒，最多是觉得有点难堪，脸色有些变化（“王变乎色”《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而已。他们即使不采纳孟子的主张，也常常以金子酬谢孟子进言。

        孟子在齐国向齐威王游说仁政，呆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最后见齐威王不采纳自己的主张，便率弟子离开齐国。临行前，齐威王恭敬地赠送百镒好金以表谢意，可能孟子刚开始游说不久，对这次失败心理准备不足，有些不悦，最后干脆连金子也不要就走了，齐威王也并没有动怒。

        孟子在梁国期间，受到了梁惠王更高的优待。他说话直截了当，与梁惠王对话几乎是平起平坐，而梁惠王也谦虚地对孟子说：“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至于那位齐宣王对孟子更是推心置腹，视若知己，并把他聘为客聊。齐宣王曾对孟子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连自己好色的毛病也给孟子说，可见齐宣王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请教孟子的。

        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敢触怒君王，跟君王叫板。

        据《战国策·齐策四》记载：有一天，齐宣王去见一个叫颜斶的士人。他嫌颜斶坐得离他太远，说话费劲，就大咧咧地说“斶前”——你靠前一点。颜斶马上回了个“王前”——你靠过来！把齐宣王顶了回去。齐宣王的跟班指责颜斶，说：“你还讲不讲点贵贱尊卑?”颜斶却说：“我向前靠，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而大王向前靠是尊重人才……”齐宣王有点着急：“你说清楚，到底是你高贵还是我高贵?”颜斶含笑说：“当然是我读书人高贵喽。”齐宣王发火了，说：“讲出道理来！”于是，颜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一次，秦国在攻打齐国之前，向士兵宣布——到了齐国，谁敢在名士柳下惠坟墓周围50步以内砍树烧饭的，杀无赦；同时又宣布——有砍下齐王脑袋者，赏千金。颜斶进而说：“由此可见，君王之头还不如死去的士人之坟值钱。”齐宣王听完仍不高兴。后来，颜斶给他讲了一通君王如果离开士人参政就会身败名裂的道理，他才彻底服气。后来，齐宣王决定拜颜斶为师。

                二

       春秋战国时代，的确是个百家争鸣，雄才辈出，风云激荡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或是宁静地思考，或是广招门徒，或是四处游说。各类文学游说之士，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人没有国别、高低、贵贱之分，学说也不太讲究权威与非权威；这个国的人可到其它国家宣传主张，别国的人也可以到自己国家施政治国。各诸侯国之间在展开血腥兼并大战的同时，也展开了一场搜罗人才的争夺大战。尽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思想、学术还是在此期间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等等各种门类的思想交汇碰撞，相互吸收，相互影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

        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进入秦代后，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百姓“以吏为师”，争鸣百家最后只剩官家一家之言了。自此以后，文祸笔祸，历两千余年而不歇。

        汉宣帝算是有为的君王，也因为“种豆南山”的诗句腰崭过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刘禹锡因为《玄都观桃花》的诗，流放时间被延长到23年；苏轼招过“乌台诗案”的大祸；宋濂作了魏观一案的刀下鬼，据说其实是因为一首诗影射了朱元彰；清代的文字狱更是厉害得很，别的且不说，仅是那花样翻新的处置手法，就让人不寒而栗，如扒皮、磔、崭立决、瓜蔓抄、灭十族、杖流等，无所不有。难怪直到清末的龚自珍，仍然说着“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话，心有余悸。

        有学者在谈到“百家争鸣”时说：“历史告诉人们，中国两千多年帝王集权，总是不忘乱世夺军权，又以军权再夺政权，在巩固政权中，始终不忘严密自己的话语霸权，吾国百家争鸣之所以成为一具精神木乃伊式的文物，就有一代一代刽子手的‘功绩’，从纪晓岚上溯到董仲舒再到李斯，都是杀灭百家的罪人。”此话虽有些严厉，不过亦有几分道理。纪晓岚组织编撰的《四库全书》，从一定角度说，不也是对文化的一种过滤和封杀吗？

              三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条方针并没有认真地贯彻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文艺界，也未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样自由宽松的理想局面。只是论证、阐发、讨论这个方针的文章倒可称得上“汗牛充栋”。

        新时期以来，情况当然好多了。但即使争鸣的外部环境完全具备了，争鸣者本身的素质不见得就没问题了，争鸣者也未必就能一下子适应。这似乎还要再经历一个无奈的渐进过程。

       但不管如何，今天的这个时代值得珍惜，尤其值得广大知识分子珍惜！

      

赵振然：山东宁阳人。结缘文学，痴于读书，创作出版各类作品近百万言。著有散文集《星斗阑干》。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同时，致力于中学各科“跨学科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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