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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小学在城西，简称“运小”，是全县校园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在校学生数量最多的一所完全小学。学区占了大半个县城，班里甚至还有大运河西岸几个村子的学生。他们每天都要乘渡船来来去去，风雨无阻，整天乐哈哈的，从没觉得苦。看他们天天有船坐，我们很羡慕。 县城另外两所小学是铁路职工子弟小学与运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分别简称“铁小”“附小”。铁小在城中，建筑最别致，都是砖木结构西式洋房。房顶有烟囱，冬天教室里还能烧煤炉取暖。厕所门窗都是百页样式，房顶还有高耸气窗。校园里奇异花木繁多，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生都是铁路职工子弟。铁小离我家很近，有事没事，进去逛一逛，摘花爬树打球翻单杠蹲厕所捉迷藏，处处好玩。附小在城东，学生多是机关单位子弟，几乎没去过。有顺口溜形容三校特点：“铁小打铁运小运，附小卖铁赚大利，穷了打铁运铁的。” 我是1964年夏天由运河镇幼儿园升入运小读书的。朦胧印象，校园像花园。校门口，两排大松树夹道。校门两边围墙下，是成排小松树。放学时，喜欢手抚松树头儿朝前走，像弹琴。走进校门，迎面是冬青围成的大花圃。母亲带我报到那天，我一头钻进花圃中，想看看硕大的红花黄花长在什么树上。后来经常钻进钻出，与同学玩捉迷藏。 花圃后是大操场，全校做集体操开大会都在这里。家住石灰窑的许老奶奶在这里作过忆苦思甜报告。她家离我们不远，我随母亲去她家很多次，报告内容她早对我讲过多次，很自豪。尚校长在这里给全体师生讲抗美援越大好形势。“文革”前最后一次在这里开学年表彰会，我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因在家办学习小组受表扬。 大操场正北面，是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小操场，小操场后面是小湖，小湖两侧是花园。再朝北就是院墙，翻过院墙是无边无际的庄稼地——我们经常爬过墙头，到麦地摘嫩豌豆生吃。教室分布于大操场两边，从大门朝里，由高年级到低年级排下去。一排教室一个年级，三间教室，教室前面都有一个大花园。学校西墙外不好玩，是油厂工人宿舍。学校对门是木材货厂，也没玩头。东墙外是平马车社，是我们课余的乐园。可以看溜马，可以看马蹄砸铁掌，可以收集铁沫子玩吸铁石。放学时遇到马车，偷偷坐在后边，一气坐到家，美极。 “文革”前的小学生活，情景像电影《祖国的花朵》，温暖、祥和、快乐、浪漫。记忆中从没为做作业发愁过，家庭作业极少。暑假作业印在图文并茂的大本子，像画册，爱不释手，开学时都不想交出去。二年级时，我参加过学校运动会。本来体育不是我的强项，因为班主任让人人都报名，我就报了100米短跑。跑时还脱了鞋子，却跑了最后一名，羞得不敢去起跑点取回鞋子。是高年级的邻居同学把我的鞋子拿回家的，他反而说我跑的很快。 少先队员队日活动，打着队旗，去港口、工厂，听工人师傅作报告。有时三五一群，坐在学校后院小湖边的小树林里做游戏。有时去居民区给五保户老人打井水、收拾房子。有一次去港口货场捡废纸，走了很远很远，迷了路，天黑才回来。捡了很多废纸，全都交到学校，说是卖了钱，寄给越南小学生买课本。我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加入少先队的，一条红领巾戴到三年级，红色变白色，破成了布丝丝。戴破旧红领巾最骄傲，证明你是老少先队员。正准备换新红领巾，“文革”来了，红领巾换成红小兵袖章。 学校提倡建家庭学习小组，有利互帮互学。小组由家住附近的不同年级同学组成，轮流到各家做作业。每到暑假都要办夏令营，县城三所小学组成不同营区。三年级时参加夏令营，分到铁小营区，活动丰富多彩，大开眼界。好景不长，第二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浪漫温馨的小学生活从此结束。 小学时有两位班主任印象最深。他们都姓胡——一年级班主任胡老师是女的，四年级到六年级班主任胡老师是男的，他们都教语文。只教我们一年就调到文化馆的胡老师，我曾在《打人是地主》一文中有过记述。分别三十多年后，喝喜酒遇到她，亲热的不得了，还合了影。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几乎能把全班同学的名字都叫出来！教到我小学毕业的胡老师，字写得好，书教得好，还会几种乐器。据说后来调到乡下中学，毕业后再没见到过。 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老师改后，用毛笔抄出来，贴在宣传栏里，还让我工工整整抄一遍，说是要给报社投稿。 不久斗争转向，校长开全校大会，动员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我们教室外的围墙上，贴满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半耕半读学校专门贴来大字报，揭发原在他们学校教书的一位南方老师，说他“女人迷”，还画他搂抱女学生的漫画。 批走资派时，课已上不下去。尚校长和教导主任王墩善老师成了师生们批判的对象，所有教室都挂满大字报。 直到这时，学校才真正成为我们的乐园，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了。办公室，实验室，高年级教室，文娱活动室，以前是“禁地”，如今想去哪儿去哪儿。该撕的撕，能拿的拿。平时只能看不能摸的地图沙盘，随手可把山头摘下来。本该是红小兵的我，糊里糊涂跟高年级邻居大哥参加了他组织的“前哨红卫兵”。参加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打砸抢学校办公室。看着抢来的书报仪器堆放在操场上焚烧，激动得欢呼雀跃。 百无聊赖时，会去学校，东瞅瞅，西瞄瞄，看还有什么可以拿。学校后院有一间小屋，堆满铜鼓腰鼓和各种乐器，我们砸窗而入。整件鼓号不敢拿，就将它们拆散，我拿的是铜鼓上的铝制镙帽。做贼心虚，爬过学校后院墙，踩着麦地猫着腰一溜烟跑掉。 1970年复课闹革命。学校满目凋零，遍地狼藉。美丽的花儿草儿不见了，桌子凳子没一件完整，教室更是千孔百疮，没一块完整玻璃窗。胡老师带领学生成立“五七修理小组”，修理破损桌凳，事迹登上《淮海报》，我们荣获集体五好战士称号。桌凳修好了还是不够用，就从家里拿桌凳来用，桌凳拿的多的，也大都评上“五好战士”。 全民备战，学校搞拉练。我们兴奋地背着干粮，唱着歌儿从县城出发，到丁楼大队住一夜，绕道邳城公社，经红旗公社，从徐塘电厂旁边的运河大堰上走回来。漫长的两天，走得天昏地暗，脚磨了泡，对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更加佩服。 “文革”后期，两派联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我们也去参加庆祝大会。我们班专门表演行进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刀是木制的，漆上银色漆，刀把上系红布。边唱边跳，走在大街上，威风极了。后来又参加国庆大游行。庆祝“九大”召开，我们凌晨四点多钟起床，摸黑到学校，等到天大亮，集队去露天电影场，先开会，后游行，回到家差点饿昏过去。这次是扛红缨枪，表演的行进舞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了一年多当课本的《毛主席语录》，终于小学毕业了。这时小学已改成五年制，我们是六年制，却上了近七年，与五年级一起毕业升入初中。毕业不用考试，升学也不用考试，按学区，由街道推荐，上了心仪已久的运河中学。毕业那一天，我与一位同学到新华书店买了两张邱少云、黄继光的宣传画，用毛笔题上字，送给班主任胡老师。胡老师不要，我们扔下就跑。 【本文作者：徐景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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