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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犟人似铁 －－直臣杨二酉传略 张玉虎 有清二百余年，太原地区所出的历史人物中，当数杨二酉先生业绩最显，影响最大了。 他的政治业绩，彪炳青史，他的精神风范，光可鉴人。杨二酉是我们太原的骄傲。 杨二酉（1705-1780），字学山，号又邨，别号西园；罢官归乡后自号柳南，晚年又号悔翁。是我市晋源区晋祠镇南堡人。 杨二酉出生于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他的爷爷杨道光老先生就学有所成，是明代万历末年的国学监生；他的父亲杨廷璇更是满腹经纶并写得一手好字，于清康熙42年被拔为贡生。他的母系家族也很有来历，他母亲的爷爷是明代天启四年甲子科的举人，太原地区的著名学者李中馥；他母亲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姥爷李元公则是清初的太学生。他的名字二酉，就是他的这位学富五车的姥爷给他取的：据古书记载，湖南的沅陵县有大酉山和小酉山，山下有个藏书洞，洞中藏着万卷经书。给他取名二酉，字学山，其愿望不言自明。 由于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杨二酉早早地便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和薰陶，再加上本人聪颖好学，刻苦钻研，使其学业精进，全面发展。不但“工书善画，娴吟咏”，而且“长于古文辞章”，为日后博取功名报效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多年来，晋祠的杨家一直以北宋名将杨业的后代自居。杨家将的忠勇和刚烈也深深地在杨二酉的心里扎下了根，他从小就下定决心：如有报效国家的机会，一定不能辱没先祖。他22岁（1727）那年在当地补县学生员，雍正十年（1732）参加乡试考中秀才，当年秋天又考中举人，具备了“上京赶考的”资格。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杨二酉到北京参加大考，顺利地考中进士，开始了他先甜后苦的仕宦生涯。 一、一岁六迁 中进士后杨二酉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庶吉士也叫作“庶常”在朝里并算不上什么“官儿”，只不过是一个预备性质的头衔。要想再晋升，还得经过考试，如果运气不好，也可能一辈子就这么给荒废了。三年后，雍正皇帝驾崩，乾隆皇帝即位。皇宫的易主，也给杨二酉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乾隆元年，杨二酉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升任为“翰林院编修”，使他的“作品”有了能被皇帝看到的机会，也从此开始了他进入仕途的“快车道”。 那年，他上呈给皇帝的一篇题为《祈谷赋》的文章因字迹隽秀文笔飘逸被乾隆看中，乾隆对辅政大学士张廷玉说：“这个人很有才华，可以考虑提拔重用。”不久就下诏命杨二酉兼充《明史钞》和《文献通考纪要》的篡修官，并特别加恩赐给他《日讲春秋》一部。 皇上的赏识，使杨二酉更为勤奋起来，他不但办事认真，诒学严谨，而且能和同事们十分和睦地相处，第二年就晋升为“武英殿翰林供奉”并“加协办起居事”，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同时乾隆还赐给他《乐善堂全集》一部并让他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篡修。就是在武英殿供职期间，杨二酉结识了乾隆皇帝的叔父，喜欢书画纵情诗酒的慎郡王允禧，为他后来仕途的悲剧结局打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伏笔。 乾隆三年，是杨二酉仕途上最为辉煌的一年。先是他奉旨写了一部叫作《日知荟说》的书，进呈 “御览”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传旨赐他内府葛纱六端，御用眼镜一幅，并“以御史记名”——也就是提拔他为没有实职的“准御史”吧；六月就任命他为贵州道监察御史——很快便成了真正的御史了；七月又奉旨巡察顺天府乡试外场；十月奉命巡视南城，奉旨再写《日知荟说》一部。书成后进呈御览，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赏识，乾隆又赐他御用笔墨两匣，大内收藏的极品澄泥古砚一方。杨二酉因此把自己的居所叫作“宝砚堂”，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史贻直还亲自为他作了一篇题为《宝砚堂记》的美文来宣扬此事；还是十月，他又被晋升为协理山西道监察御史；十一月，他接到了“巡视台湾兼理学政”的任命。一年之内六次变动职务并多次受到皇帝的垂青，这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那是梦也梦不到的美事，是天大的恩遇和可遇不可求的机缘。这样的好事让杨二酉遇上了。怎能不“春风得意”。不光杨二酉自己高兴，就连当时在朝中的一些山西籍的官员也都感到脸上有光，他们说：“这样的人才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翰林，他为我们山西争了光呀！” 二、迂道“忤”亲 乾隆四年（1739）春正月，准备赴台上任的杨二酉给乾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训”，也就是想亲自听一下乾隆对于台湾问题有什么具体“指示”。乾隆在乾清宫的西暖阁召见了他，对他“温旨有加”。除嘱咐了一些到台湾的注意事项和具体要求之外，还特别恩准他乘上公家的车马绕道回太原晋祠看望在家里的父母双亲。 “承蒙圣训”后，杨二酉便由北京出发，挥鞭南下，经正定府，过娘子关进入了太原盆地，到了榆次地面的鸣谦驿馆，他命车马停下打尖：计划稍事休息之后，一口气赶回晋祠家中谒见双亲。没想到进了驿馆时，接待他的不光有驿官，还有从他家乡晋祠赶来的几位地方官员和乡绅们。这些人向他讲述了一件他不愿意听到的令他棘手的事情。 他的父亲杨廷璇先生虽然是一位知书达礼急公好义的开明绅士，在地方上口碑很好，但近来却做出了一件糊涂的事情来：杨二酉金榜题名在京城为官之后，这位老先生就有点儿飘飘然起来，为了煊耀，他在晋祠南老泉以东海清河上的碧润桥旁修建了一座水亭。没想到这座亭子建起来后，使河道变窄，影响了下游农田的灌溉。下游的人们对此很有意见，多次向地方官府反映，要求处理。但碍于杨廷璇先生是地方名人，当然更碍于杨二酉本人的面子，地方官员实在无从下手，一直拖了下来。听到杨二酉迂道省亲的事以后，地方官员们便早早地等在鸣谦驿，向他说了这一情况并请求他妥善处理这事。 回到家中，拜见过父母高堂，吃过晚饭后，母亲早着人准备好卧房，叫他在家中休息。不想他却提出：身为官员就是公家之身，虽然皇帝恩准迂道省亲，但也算是在出公差的路上，还是与陪员和众人一起住公家驿馆为是。他的父亲听儿子说的有理，就没有挽留。没想到那天晚上住进了难老泉上的官亭馆舍后，他并没有安然入睡，而是派人连夜拆除了河亭。第二天早上也没有去跟父母辞行，就带上一彪人马直奔台湾赴任去了。 “迂道省亲”竟成了“迂道忤亲”，这样的事也只有杨二酉这样的人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才能做出来。不过，他的父亲杨廷璇到底是个明白人，对儿子的作为没有责怪，成了晋祠民间的一段佳话。 三、在台业绩 杨二酉在台湾的主要业绩，也都体现在忠直和倔强两个方面。 清朝乾隆时期，台湾岛只是一个郡，隶属于福建省管辖。台湾岛孤悬海外，是东南各省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杨二酉离京前乾隆给他的“圣训”中是这样说的：“台湾地方要紧，汝去当以镇静为主，凡事与督抚商量，不可多事。向来台地文武不和，竟成风气，汝去要时加劝谕。至尔等满汉御史更要和气，乃于地方有益。官员中有不好者，汝不得不奏朕知道，然亦祗可与督抚商酌，不要轻易参奏。” 虽然皇帝再三嘱咐他“不可多事”，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杨二本酉哪能不“多事”。当时的镇台总兵章隆，自恃是满族人，又是一个劳苦功高的二品大员，所以专横跋扈，刚愎自用，目无法纪。在天高皇帝远的台岛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奈何不了他。他对待兵丁过于苛刻，不允许有一点儿小小的失误，如稍有过错，他处分起来就没有了分寸，经常为小事严责兵丁，搞得军心不稳。他还在兵营里养了一帮无赖之徒专门挠害平民，经常“妄拿妄报”，把好人当坏人抓起来，还要送到地方官那里让审理，审理的不合他的要求时，他就在公堂上谩骂地方官员。那年秋天，他又纵容他手下的马龙图借口影响治安烧掉了几百间贫民的草房，搞的全岛哗然，民怨沸腾。章隆的行径使杨二酉无法沉默了，他在认真调查掌握事实的前提下起草了弹劾章隆的奏章，九月二十六日由福建省督抚封押后加急递往京城，不到两个月就有了结果：章隆被免职，叫他“立即回京，等候议处”。一个五品御史为台湾的百姓作主，扳倒了二品大员，在台湾产生很大的影响。杨二酉也就此成为台湾人心中的英雄。 杨二酉在台湾的两年里，他的职务是“巡台御史兼理学政”，因此他非常关心台湾的教育事业，他在台湾的政绩也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当时台湾虽然是福建省的一个府，但因隔着一条海峡交通不便，再加上经济落后，人们大部分比较贫穷，能到省城福州的鳌峰书院读书的人寥寥无几。当地虽然有一座“府学”和几座“县学”，但因为经济拮据师资不佳，教学质量无法言说。杨二酉巡台的当年九月举行“岁试”，他作为皇帝派出的御史亲自校阅文武考生，使他了解了台湾教育的现状并深感担忧。他在后来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那些武考生们弓马娴熟，倒还可以，只是文童生们的素质太差了，“理路行文，实无讲究，”免强选定的几名姣姣者，也根本无法同大陆上的学生相比，更经不起朝廷“金科玉律”的考核。于是他决心办一座规模较大的书院，以提高台湾当地的教育水平。他想方设法找到了合适的校舍，联系了当地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贡生捐出1000亩水田和500石稻谷作为经费来源，他还千方百计解决了师资问题。万事俱备后，他赶紧起草了一个奏章送到乾隆皇帝那里，请求恩准在台湾兴办海东书院。书院办起来后，杨二酉多次到书院为学生授课，为提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这份奏章现在仍是台湾教育史上的一份宝贵资料。《台湾志/台湾书院表》中有这样的文字：“……翌年，巡台御史杨二酉奏请照福建直辖之例，以府学教授为师，考取诸生而教之，给以膏火……六年，巡道刘良璧手订书院学规，二酉立碑记之，今在院中……”。杨二酉还针对岛上福建籍的人和广东籍的人为争“学额”而闹矛盾的问题，奏请皇帝改革了台湾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入学和考试的名额，保持了台岛内部的团结的稳定。在台期间，他还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到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去了解教育情况。在村寨中见了少年儿童，他都要“宣布皇仁”，劝勉他们好好读书，报效国家，还要送给他们一些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杨二酉在任巡台御史期间，还给台湾办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实事。例如他据理力陈，奏免了各年逋欠银3400多两，减免了“供粟”粮食5200多石，减轻了台湾百姓的负担。在他的奏议下，台湾还实行了一项新的制度，即在台任职的官员任期结束后，不许拍屁股走人，而是得等新官到任后，经过一种类似于今天“离任审计”的程序才可离职。这种制度对官员的制约作用十分显著，200多年前就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实行这样的制度，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称道的。他还配合新到任的总兵加强了台湾的城防建设，提高了防务水平，增强了抵御外侵的能力。另外，在台湾府志的篡修等方面他也都有所作为。杨二酉任满离台时，有许多台岛民众自发前来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他离任后，台湾的人民也十分怀念他，尊称他为“杨夫子”。“阖台乡绅”还专门立了一幢《学宪杨公兴行海东书院碑记》，颂扬他的功德，铭记他对台湾的教育所做的贡献。这幢高225厘米，宽74厘米，碑额上刻有“皇清”二字和双龙纹饰。碑文中介绍了杨二酉的生平，叙述了杨二酉主持兴行海东书院的始末，称道杨二酉为“三晋名宿”，还披露了杨二酉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号“竹轩”。此碑现在还矗立于台南市中区南门路大南门碑林中的第一排的第五位。 四、直谏招祸 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杨二酉回到了北京。到乾隆那里复了命，回私宅向当时在北京的父亲“叩请拆河亭罪”。开明的杨廷璇先生不但没有怪罪他，还“慨然曰：‘了得好。’”得到了父亲的谅解，杨二酉解开了心上的疙瘩，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回京后，他又与慎郡王允禧恢复了往来，并通过与允禧的交往结识了张得天、曹地山、董孚村、邹小山、傅凯亭、郑板桥等一班文人雅士，经常在一起饮酒谈诗，酬和摅怀。 回到北京的第二年，杨二酉改任“工科给事中兼英武殿执事”，一年后又转任“兵科掌印给事中”……在巡台归京后的十余年中，他的职务变化不大。就他历任的职务来看，不管是“御史”也好，“给事中”也好，都是属于都察院（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领导的监察官员。在当时被称为“言官”，或“风宪之官”。这类官员由于有检核各部门工作之责和向皇帝直接言事劾奏之权，因此其能量和影响都比同品级的其他官员大，但它职权的伸缩性也很大，那些“聪明”的谏官们往往查出问题来以后与当事人谈条件讲价钱，敲当事人的竹杠，要想为个人捞点儿好处也是很方便的。因此那时的御史和给事中们不是沦为各派系朝臣打击异己的鹰犬和爪牙，就是为求自保噤口不言而成为妄食朝廷奉禄的摆设。 杨二酉呢，偏偏就不开窍，不会来事儿，不是一个“聪明”的谏官。他一是十分勤奋，一颗心和两只手一刻也闲不住，经常到他管辖的部门和地方上进行检查，一发现问题就写奏章上报，光怕自己稍有懈怠“有负皇恩”。二是太过严苛，眼里揉不得沙子，对查出的问题往往“上纲上线”，一一按照大清律例进行对照，稍有违反就“具实参奏”，要求皇上进行处分。当然了，他还“不近人情”，不但不接受赃官们的好处，与赃官们同流合污，为赃官们开脱；而且也不接受熟人和“上级”的“说情”。这就使他成为官场的“异数”，成为那些贪官污吏们共同打击的对象。 我们先看他的勤奋。杨二酉任职期间究竟写了多少奏章，革除了多少弊政，因资料不全，不得而知。仅就笔者手头现有的资料来看也是十分可观的，令人吃惊的：乾隆六年（1741）冬天，他向皇帝上《减关税停采买疏》。乾隆七年（1742），他上《九卿议覆采买未可停疏》、《爱惜人才疏》、《请除耗羡疏》。乾隆八年（1743）上《通漕调剂二事疏》、《创设河兵濬通河道疏》、《请开木诺山结筏运粮疏》、《条陈遣送流民疏》。乾隆十年（1744）上《论浙中兵饷银色疏》、《粤中土豪虐民疏》、《陕甘茶法流弊疏》…… 再看他的严苛。他在《九卿议覆采买未可停疏》中，对当时的地方官员虚报政绩的情况进行了揭露：“……向来州、县除地方除实在灾荒不敢讳匿外，每收成五六分，则报七八分；收成七八分，则报九十分……以示该属年谷顺成，可无烦上司焦虑。此固习也。”他建议采取的措施对革除这一“固习”有针对性，肯定会伤着一部分人的利益。 他的《请除耗羡疏》，更是把自己置于全部地方实权官员的对立面：“耗羡”制是清代赋税制度中的一个怪现象。所谓“耗羡”，本来是指细碎银两铸成银锭过程中出现的正常损耗。清代为了保证中央政府所得的赋税足额入库，就允许地方官员在向百姓和下级收取赋税时加收适量的“耗羡”。“耗羡”的剩余部分不必上缴，就自然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甚至是官员们个人的额外财源。这样一来，就给地方官员们巧取豪夺，盘剥百姓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任意加大耗羡的比例，有的甚至达到正额的三四成。那时的地方官员，几乎人人都是“耗羡”的受惠者。杨二酉公开提出革除“耗羡”，你说他要得罪多少人呢？他提出来的这一建议，虽然乾隆也认为很好。但终因牵涉面广，难度太大而束之高阁，未予实行。杨二酉敢于提出来一个连皇帝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也就可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 他还上疏揭露海军中部分官员的丑行：本来国产的乌木可以做船上的桅杆偏偏不用，而是要带上银子到外国去采买。一根只值数百两银子的桅杆竟要用去几千两银子。承办的官员不但越洋跨海一年半载地去游山玩水，还乘机中饱私囊，简直是花上钱丢大清国的国体……这样的一针见血，这样的不留情面，事件中人能不对他恨之入骨吗？ 当然了，最使他招祸的还是那个《论浙中兵饷银色疏》。乾隆十年，他发现了浙江省发放的兵饷银色不足的问题，认为其中有人贪污兵饷，就上疏请求皇帝查处。一下子触怒了江、浙总督满族贵胄封疆大吏那苏图和浙江巡抚老谋深算的常安这两个权高位重的人物。两人密谋之后订了攻守同盟联手反击：一方面上疏为自己辩解，失口否认杨二酉所揭露的问题；一方面着人在朝廷和地方官员中放出了杨二酉“虚言妄奏，陷害大臣”的流言来。乾隆把那苏图和常安为自己辩解的奏章批给杨二酉看，杨二酉一点儿也没有退缩，他在回奏乾隆时一一指出了那苏图和常安的自相矛盾之处，有理有据地说明兵饷银色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虽然后来乾隆把他们双方的奏折批到兵部，“着该部查议具奏”。但由于那苏图和常安的能量太大，使这事一步步复杂起来，拖拖拉拉地搞了两三年，反倒是越查越糊涂，越查越对杨二酉不利了。 在朝任职期间，虽然他的上司，当时主管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刘统勋对杨二酉十分赏识，说他是一个合格的谏官，说有这样的人任谏官是清廷的幸运。但他的天真和理想主义，他的认真和刚直，却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隐患，使得他最终被淘汰出局。 乾隆十五（1750）年，是他命运中灰暗的一年，他的政治生命就是在那一年结束的。 那年初，他还上疏对武举人武进士的选拔和各级政府中武职人员的配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被采用。 其后，他还毫无顾忌地指出乾隆皇帝实行的“奉天州县选用旗官，宗室准取进士”、“用满员为府县亲民之官”等新制度会制造“满、汉”和“旗、民”之间轸域，扩大民族矛盾，上疏建议给予革除。他没有想到，这项意在巩固满族统治者地位的措施正是乾隆皇帝本人的主意，这也可能是使乾隆终于疏远他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上疏不久，便发生了杭世骏在考选御史的“对策”中发表了和他相同的言论而被革职并受到乾隆一再迫害的事件。 接下来，他便奉命到山东巡视济宁的漕务，巡视期间他的工作还是那么勤奋，还是那么认真，巡视结束后向朝廷上了《请修纤路以便疏通条陈六事疏》和《疏通铨选疏》，其中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杨二酉万万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巡视期间，在山东当地方官的史抑堂因为仰慕杨二酉的学养和人品，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的长子为妻，与他结为儿女亲家。因为有亲家在那儿招待，他就多少松懈了些。在亲家的陪同下，游历了泰山、孔庙、孔林、川上、泗上等风光名胜；在孔府游览时还刻了一方“观海登山游圣门”的印章；他还在民间收集到了著名学者渔洋山人王士祯收藏过的一些书画。若只就此也还罢了，回京后他还不知深浅地再带上这些东西到慎郡王允禧那里赴宴，叫张得山、董孚村、邹小山等一伙文朋诗友观赏并相互唱和。
所有这些，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就不算什么问题；发生在杨二酉身上在一般人看来，也不算什么问题。但在那些受过杨二酉的弹劾，把杨二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贪官们看来，可就有文章可做了。很快，就有人密报乾隆皇帝的大兄哥傅恒，说杨二酉利用出公差的时间游山玩水，在外还沽名钓誉收集王渔洋的诗文“有失臣规”，更为可恶的是回京后还组织上许多人到慎郡王那里拉拉扯扯，不知道他们想干些什么…… 清廷皇室的权利之争，历来复杂。慎郡王本人虽然醉心诗文淡泊政治，但因他是雍正的弟弟，乾隆的叔父，在封建社会算是一个敏感的人物。而乾隆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利是最反对拉邦结派抱团团伙伙的行为了。再加上他前些时上疏反对乾隆巩固满人统治的“新举措”也使乾隆对他有了看法。这样，他被作为清朝皇室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还好，那时正值皇太后六十“万寿”，对人们的处理显得特别的“宽松”，也可能还在于乾隆心知肚明杨二酉是冤枉的。因此杨二酉没受刀锯之苦，也没遭牢狱之灾，只得了个“特旨原品休致”的处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下岗或提前退休之类吧。当时，杨二酉才47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好年华。处分虽然“不重”，但对于自认为对皇帝忠心耿耿，工作无可挑剔，理想主义色彩那么浓重的杨二酉来说，其打击却是致命的，是难以接受的。 杨二酉离京时，慎郡王允禧和他在北京的一邦文朋诗友们还设帐为他送行，大家在一起吟诗作赋，痛述别情。 五、报效桑梓 据说杨二酉初回家时十分消沉，很少出门，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改号为悔翁，整日在家里“闭门思过”。他“悔”什么？是悔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悔没有及时向皇帝表明自己的一片忠心？其实他最悔的应当是不该以清白之身趟进封建官场那样一个污水池里。他有“过”吗？他的“过”就在于太执着认真，就在于错生在那个时代。后来，杨二酉终于想通了，终于振作起来了，他认真钻研乡邦文献，决心用自己的一片赤诚和聪明才智来报效桑梓。 杨二酉“致仕”还乡后，在晋祠名胜古迹的保护、修复、扩建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协助县令周宽重修了晋祠的主要建筑之一唐叔虞祠，在旧址上拓宽面积，增高基础，使当时已凋敝窄逼的小庙变成了一座巍峨宏阔的大祠；为了保护稀世珍宝“贞观碑”，他主持将只有一间的唐碑亭扩建为三楹，请著名书法家杨堉摹钩复制了这块名碑，从而使这幢名碑至今光彩依然，也为人们更好地了解碑碣的内容，了解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的思想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杨二酉学养深厚，才思敏捷，工书善画，诗文俱佳。撰写了无数文采斐然的赞、赋、记等文章和诗、词、对联来歌颂故乡的美好风光。较著名的有《柏月山房记》《晋祠内外八景诗》《两明轩观尹廷尉游晋祠诗石留饮即事》《晋水七贤祠记》《晋祠两柏赋》《晋祠移建文昌阁碑记》《晋祠水利记功碑》等。 他还书写了大量书法精妙的牌匾、楹联、点缀晋祠的明山秀水。其中有生生舍利塔第一层的“形明动化”匾和二级以上每层的四幅砖匾；有景清门上的对联等。特别是他书写的“水镜台”匾额，与傅山书写的“难老”立匾，高应元书写的“对越”坊匾额并称为晋祠的三大名匾。在晋祠一带的民间有“晋祠庙里三面牌，南老、对越、水镜台”的民谣。 晋祠附近还有杨二酉读书处等景点，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其中最为普及的是这样一则：据说雍正11年夏天，晋祠庙里请来了剧团演戏，非常热闹。在家里攻书备考的杨二酉本无心去凑热闹，可家里的人看见他读书太辛苦，就怂恿他出去散散心。杨二酉人虽然到了戏场里，可心仍在经史子集间漫游。那时晋祠水多，一不小心，就叫人们给挤到了河渠中的一个叫作龙门堑的水口里。看到一个年青的读书人成了落汤鸡，看戏的人们都看着他善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冷水里一个激凌，杨二酉灵感勃发，一边从水里往出爬，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君莫笑，君莫笑，我今才把龙门跳；湿透蓝衫换紫衣，万里风云倾刻到。”就在那一年的秋天他就考中了举人，第二年考中了进士并在皇帝身边当起官来。 乾隆二十二年（1758），杨二酉在朝为官时的老上级，当时任刑部尚书的刘统勋因一桩公案来到太原，公案了结后，专门到晋祠杨二酉的家中看望了他。 刘统勋在写给杨二酉的诗中有“倔强人似铁”这样的句子。“倔强人似铁”，这正是杨二酉只所以在官场混不下去的真正原因，也正是他精神中令人钦佩的可贵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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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享道 > 《驻馆作家：张玉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