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曰：“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识古。”虞世南《笔髓论》亦曰：“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仓颉象山川江海之状，虫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战国政异俗殊，书文各别，秦患多门，定为八体。后复讹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笔之妙，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王卫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经艺赖以文字相传，所以文字为经艺之本，“本立而道生”，“与圣同功，参神并运”，识古垂后，为文化传承之载体。 吴贯因先生在《中国文字之起源及变迁》中指出该书写作缘起：“故文字之发明，实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极重要之事业；苟无文字，则一切文明，皆将断而不续，欲承先启后，将焉取资？故欲知一国文明发达之历史，不可不知一国文字之起源；盖有文字以后，旧文明始得继续，而新文明亦易发生也。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而其文字之行于世，用之之人，又占世界人类三分之一而弱，其与世界之文明，关系如此；故探求中国文字之起源变迁，不特于中国文明史上，有重大之贡献，抑于世界文明史上，亦有重大之贡献也。”“声不能传於异地，留于异时，於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关于汉字的起源，很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至今也没有形成确切的定论。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被发现以后，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但这还不能算是成熟的文字，可以看做是文字的源头。 《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周易注》云：“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在文字出现前，古人以结绳记事，书与契用来替代结绳，对古文字的研究会发现，远古的人们创立文字，其中包含着信仰、祈求、崇拜等心理，不管是陶器上书契着的某种图腾，兽骨上契刻的卜辞，还是钟鼎上铭刻的祭祀祷告铭文，一切都离不开对上天或是神灵神秘力量的敬畏。文字本来是由上天意志的反映，只有圣人才能理解上天的旨意,从而代表上天把文字创造出来。从商代甲骨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占卜书契制度时当时当时掌握文字的人只集中于巫史阶层，王作为巫觋的首领，自为占卜决疑的审断者，而书契刻辞的人则只限于少数巫史。早期文字的性质基本上都与巫术有关，它的使用只是作为少数巫史沟通人神的工具而已，因此文字的创造便不会是一种普遍的大众行为，而只能视为少数巫史的工具。 关于文字的起源，《说文解字序》：“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可以看到卦象与文字的渊源，“书”在《说文解字·叙》中，许慎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说文》：“书，箸也。”书从“聿”，《说文》又云：“聿，所以书也。”此字即“笔”的初文。“箸，著”即显明，合起来表示用笔使文字显明。从考古发现可知毛笔在战国时已被广泛使用，对笔的名称，《说文》有“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从聿从竹”的记载。 “用笔使文字显明”也即书写记录，这应当是“书”的本义。《释名释书契》“书,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广雅释名》释为：“书,记也。”“书”的本义是指用汉字在竹帛上进行书写、记录,及其记录的文字，引申出“文书”“书籍”。“著于竹帛”即使写出来，写出来就有形质，有象的存在，从这个含义演变出“书法”的含义，张怀瓘《六体书论》说：“书者，法象也。” 刘熙载《艺概·书概》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已。” “仓颉作书”，这里的书即文字，先秦时期“书”、“名”并举，“文”、“字”应起于汉以后，“书”以著竹帛为言，“名”以具声音为言。郑玄注《论语》“必也正名乎”：“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释文》：“名谓文字也。”释以今语，“名”者“语言”，“书”者文字。《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 古代书论是我们学习研究文字与书法的重要文献，在很多书论开篇并不是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见解，而是先要追述上古圣人，叙述伏羲、黄帝、仓颉等先人有关文字书法的故事，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了惯例，许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守。如晋代成公绥《隶书体》开篇：“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一方面反映出书法从一开始,就与文字密切联系，而且可以说书法是依附、受制于文字的。另一方面这也和注重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的主要任务就是祭天祭祖，这种祭祀观念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的，研究文字就得祭奠文字的创造者、文字之祖——黄帝史官仓颉，通过这些程式性的文字强调文字的权威性和神秘感。 巫史与文字有着莫大的关系，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谈到史与巫时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文字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史官是从巫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古书中常有巫史不分的记载，直到春秋时期的许多史官，如史苏、史赵、史墨、史龟等都兼善占卜。即便是到了现在，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是这样，宋兆麟先生《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中也提到：“文字起源于巫，尤其起源于巫的高级阶层———祭司。” 巫与史是文字最早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谈到西南民族象形文字时说：“文字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文字是怎么起源的？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无论从商周的甲骨文看，还是从我国西南民族象形文字看，古老的象形文字都为祭司们掌握，并且为其所使用，而一般民众是文字的局外人。这一事实说明，文字起源于巫，尤其起源于巫的高级阶层——祭司。文字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有人说文字起源于刻划符号，但它只是远古记事的方式之一，还有结绳、刻木等，这些记事方法对发明文字有一定启发，不过难以找出两者的必然联系。 仓颉作为黄帝的史官创造了文字，也说明了史官在上古社会中的重要性。除了《说文解字》，很多的古籍都又关于仓颉作书的记载，《吕氏春秋·君守》云：“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李斯《仓颉篇》云：“仓颉作书，以教后诣。” 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其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今天陕西省白水县人，《荀子·解蔽》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作为黄帝时期的史官，不管是一个整理者 还是仓颉自己作书，也都合于历史的状况。 
《西南民族象形文字链》还谈到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曾有三种普遍的经书：一种是用图画绘制的图经，类似连环画小人书，祭司看图诵经，可以占卜、看日子、送鬼、安葬。据研究，我国古代的《山海经》即起源于巫图。这些用象形文字写的经书，主要是卜书、历书。这些情况与上古文字初创时有其相似性，上古的巫与史通常是集二任于一身，所以后世通常以“巫史”连称。上古巫史主要从事的文化活动包括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和医药六个方面。巫史文化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一切原始的艺术、文学、天文和历法等的产生都同它有密切的联系。社会的需求对文字的产生起了决定因素的作用，而巫术的发展则是文字产生条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创造汉字的就是从事巫史工作的早期巫史，他们是已经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当时传播知识文化的“中华民族第一代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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