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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起源的傳統說法 大標題為自語堂所加 汉字起源之一：结绳记事说
绳子，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极其不起眼的，但它却是人类自身在进步过程中所发明的工具和器物中的一件划时代的产品。试想一下，要是人们没有绳子，何以把捕获的野兽带回洞穴，何以把野性十足的动物加以栓养和驯服，何以把战俘捆绑凯旋，何以去抢亲成婚，更何以让自身得以遮体避羞。绳子取材的广泛性，加工的简易性和绳子本身具有的延伸性、柔弱可曲性和易于成形性，使人们从视觉对象上找到一样日常的固态物体来表达和体现瞬间消失的语言。
在我国古籍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相当丰富：
《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冶，万民以察，盖取诸夬。”[1]
《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2]
《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根据以上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应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至于结绳这种记事具体方法，目前的文献已无从考证，只能参考其他民族在结绳记事时的一些方法。根据记载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哈尼族以及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的瑶族、独龙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记事方法。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人们需要记忆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人的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共识的标志来提示它。虽然，结绳的方法所能承载记事的功能并不丰富，但不同颜色、不同粗细、不同位置、更是不同绳结，使作结治事和“各执以相考”的誓约功用，在逐渐的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使语言能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位置，得以保存、记忆和流传（见图2－1、2－2）。
 图1
图2－1
 图2
图2－2 （图2－1、2－2
采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北史·魏本纪一》说：“魏之先岀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3]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当古代中原早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时，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部落中还在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事件用刻木结绳的方法记录下来。而且明白地告诉我们北魏鲜卑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他的后人所用结绳记事的方法应该就是由黄帝时期的祖先昌意传给他们的，这是黄帝时期中华先民曾经使用过结绳记事方法的很有价值的史料。由于他们以畜牧游猎为生，过着淳朴而封闭的生活，使这种刻木结绳的记事方法还一直保留到北朝时期。
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从汉字的本身也可找到结绳记事的踪迹。“己”字，在甲骨和金文的字形中，像绳弯曲形，为了和古文乙、乃区别开来，“己”之弯曲作横三折竖二折之形，不仅与盘曲的绳索有共性，而且，现存古代早期的字书中，已经对“己”有明确的解释。《释名·释天》：“己，纪也，皆有定形，可纪识也。”[4]此后的《广雅·释言》也解为：“己，纪也。”清代的朱骏声似乎看到了“己”解为“纪”的缘由，《说文通训定声·颐部》：“己即纪之本字，古文象别丝之形，三横二纵，丝相别也。”丝，当然也包括丝绳之类。“纪”即“记”也。《释名·释言语》：“纪，记也。”
绳结的多样性，不仅为纪录事情提供了方便，而且绳带的线条性，也许为用线条来描绘和勾勒象形符号，获得某种启迪。[5]
汉字起源于结绳之说，不仅有文献的记载，当代中外民俗资料的佐证，更可以从汉字内在的形体结构中，得到较合理的解说。
以上见于：王继洪《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 2006年28—31页（未及校对，引用须注明出处）。
汉字起源说之二——“仓颉造字说”
比起结绳记事的说法，中国古代更多的先民还是相信汉字是仓颉造的。古书中有不少关于仓颉的记载，有些还带有神秘的色彩。
《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见图2－3）
 图3
（《淳化阁帖·诸家古法帖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春秋元苞命·禅通记》：“仓帝史皇氏，名颉姓侯冈。龙颜侈哆，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画。及受河图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掌指，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治百有十一载。都于阳武，终葬衙之利亭乡。”（见图2－3）
 图4
图2－4 （《中国历史图说（一）》356页）
在河南南乐县，流传有关仓颉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仓颉参加部落的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大家对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发生了争辩。一个坚持要往东，说那边有羚羊；一个要往北，说前面不远有鹿群；一个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捕猎，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感到奇怪，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老人们对他说，不同的野兽会在地上留下不同的蹄印，根据这些猎物的踪迹，可以找到这些猎物。这个方法使正在找记事方法而苦思冥想的仓颉心中豁然开朗：既然每种野兽的蹄印各不相同，那么用不同的符号不就能表示不同的东西了？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釆部》：“釆，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凡釆之属，皆从釆，读若辨。”番，就像鸟兽蹄在田野上留下标记，“标记”下意义至今还保留在“番号”这个词义上。
在河南白水仓颉的传说中的仓颉故里之一，还流传这位轩辕黄帝的左史官首创文字的事被黄帝知道后，大为感动，乃赐仓姓。其意是“君上一人，人下一君”
。再后来，上天也知道了这件事，下了一场谷子雨来奖励仓颉。这便是人间谷雨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故里的农民便在谷雨节祭拜仓颉，在其墓葬处修有庙宇，并将这里的村庄取名为“史官村”。
鲁迅先生认为汉字的起源主要与古代的史官有关系，他在《且介亭杂文·文外文谈》中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1]
在仓颉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仓颉有点神化的味道，但我们透过在仓颉传说神秘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思维模式和定势。仓颉有四个眼睛，眼睛多，视力自然就好，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能敏锐地发现不为别人注意的东西，文字，特别是汉字，是以视觉来识别和理解语言书写的符号系统，因此，仓颉这个有四目，具有特殊视觉能力的的传说，在没有系统理论阐释而只有神话充斥的上古时代，应是对汉字起源和汉字主要是以形表意的特点做了一个非常朴素和深层的解释，而这种对仓颉的神化，也使人们从汉字起源之时，就对汉字本身充满神秘的色彩，这种神秘的色彩，使千百年来中华先民对汉字一向怀敬重和神圣之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和情怀，在无声无息之中对汉字的绵亘不绝，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几千年来，在汉语处在言文脱离，口语与书面语相分离的背景下，处在地域辽阔方言殊多的人们共同使用的情况下，汉字比其他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承担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汉字起源和汉字本身的某种程度上的神化，也是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的一种必然和需求。要是说到“天雨粟，鬼夜哭”传说，我们的古人真是了不起，他们早在民族的懵懂的岁月已经能看到文字发明对社会和民族将带来天翻地覆和惊天动地的变化，试问，汉字不能与中华历史上哪个发明和贡献相媲美？天也感动，鬼也惊哭，告别结绳记事，走向文明的新阶段。
[1]《鲁迅全集》第六卷89页。
本文见于 王继洪著《汉字文化学概论》学林出版社 2006年6月版31-34页（未及校对，引用敬请注明出处）
筹策、八卦、结绳与文字起源
一）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在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归纳起来，前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字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战国，秦以至两汉，人们多遵从“仓颉作书”的传说，魏晋以降，学者又提出了“伏牺氏造书契”的见解。有关两者所处的年代，说法并不统一。汉代学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官，汉末以后，学者逐渐把仓颉的时代提前，或说与伏牺同时，或说在伏牺之前。总之，大约相当于传说的五帝时期之初上至三皇时期。二是文字创制的方法或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各抒己见，缺乏共识，这包括：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1] 。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干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2]。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3] 。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4] 。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5] 。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6] 。
（三）
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
一、哪些是处在源头的原初文字呢？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着，则铆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铆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铆数以命百事，即创制铆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制度，但已经能运用铆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
在中国的古文字资料中，凡是字的构形或意义与结绳相关的，或者是数字，或者是与数字相关的字。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商周金文中写作 的十、 （二十）、 （三十），“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敤、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11]。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历史上有关文字源于结绳记事，筹策记数，八卦筮占的种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文字起源的历史途径，即文字产生于先民长期使用的记事、记数的方法。正是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使我们的先民产生了创制文字的最初的冲动。当世代使用的记事方法在功用与操作方式上，与管理日渐澎胀的公共事物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在管理手段上另谋出路。于是，一种源于原始记事方法，替代原始记事方法的新的管理手段产生了，这种手段就是数字。资料表明，这种原初的数字大多是通过描绘原始记数工具的途径，即后来所谓的象形手段造成的。数字是由万事万物抽绎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数字本身却是记数工具的具象表达。数字生成所采取的象形的方法以及抽象概念具象表达的方法，在此后中国文字的发展中，成为最基本的造字手段。（作者
葛英会）
中华民族文字溯源考证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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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孔丘《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周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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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韩非子·五蠹》记载：“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以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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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荀子·解蔽》记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 战国时期《世本·作篇》记载：“沮诵仓颉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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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李斯《仓颉篇》记载：“仓颉作书，以教后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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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春秋元命苞》记载：“（仓颉）生而能书，又受河图录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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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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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孔安国《尚书·序》记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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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充《论衡·对作》记载：“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论衡·订鬼》：“及仓颉作书，鬼夜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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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徐干《中论·治学》记载：“仓颉视鸟迹而作书，斯大圣之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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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孝经援神契》记载：“奎主文章，苍颉仿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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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崔瑗《草书势》记载：“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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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制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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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班固《汉书·古今人表》记载：“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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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成公绥《隶书体》记载：“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灿矣成章，阅之后嗣，存在道德，纪纲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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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成公绥《隶书体》记载：“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
◆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谓之字，有六义焉。……自黄帝至于三代，其文不改。……“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邕作《篆势》云：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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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索靖《草书势》记载：“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蝌蚪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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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记载：“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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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虞和《论书表》记载：“爻画既肇，文字载兴;《六艺》归其善，八体宣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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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虞世南《书旨述》记载：“古者画卦立象，造字设教。爱置形象，肇乎仓史。仰观俯察，鸟迹垂文。至于唐、虞，焕乎文章，畅于夏、殷，备乎秦、汉。”《笔髓论》记载：“文字经艺之本，王政之始也。仓颉象山川江海之状，龙蛇鸟兽之迹，而立六书。战国政异俗殊，书文各别。秦患多门，约为八体。后复讹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笔之妙。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卫、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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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案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夫卦象所以阴骘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窃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
◆ 唐代韦续《墨薮·五十六种书》记载，“自三皇以前，结绳为政，至太昊，文字生焉。所以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故字有六文：一日象形，“日”、“月”是也；二日指事，“上”、“下”是也；三日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考”、“老”是也；六日假借，“令”、“长”是也。又云字有五易：仓颉变古文；史籀制大篆；李斯制小篆；程邈隶书；汉代作草是也。其八体者：更加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传信是也(并大小篆为八)。后汉东阳公徐安于搜诸史籍，得十二时书，皆象神形，又加三十三体，共定五十六种书，列于后。
一、太昊庖牺氏获景龙之瑞，始作龙书。
二、炎帝神农氏，因上党羊头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书，用颁行时令。
三、黄帝史仓颉，写鸟迹为文，作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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