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沈永清

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问世，一般要经历组建修志队伍、拟定篇目、收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初稿、总纂合龙，成为再现一方地情的志稿，亦称评议稿。总纂合龙后的评议稿还得经过一评、二定、三验收的程序，验收后志稿再由志书的主编(常务副主编)审读全稿后，按出版程序送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编辑对验收后的志稿还需进行加工、整理，使之达到出版水平后印刷成志书。所以，一部正式出版的志书，凝结着修志者、出版人员和印刷工人的心血。企求出版一本高质量的志书，为方志文化大厦提供精品或佳作是上述人员的共同愿望，要使美好愿望成为现实，必须对志书编纂过程中的每一环节进行总结和思考，从实践与理论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笔者试就志稿的总纂与志书的出版作些探讨。

一、总纂是编纂志书不可逾越的步骤

关于“总纂”，志界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总纂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也有的说总纂是志稿的总合成。笔者之见，总纂是从资料到成书的一道关键性的工序，是决定志书质量的核心。就《闵行区志》的总纂而言，总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总纂合龙。它是在完成初稿的基础上进行的，从1993年7月至1994年7月历时一年。志稿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构成，全志稿设31篇专志，下辖141章、444节，约126万字。志稿定名为《闵行区志(评议稿)》。8月分别举行由上海市各区修志同行和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志稿评议会，在评议会上对《闵行区志(评议稿)》的体例、观点、史实、区情特点和行文规范等方面提出千余条意见，这些为志稿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是修改定稿。此稿以《闵行区志(评议稿)》的底本，对其篇目作适当调整，再次明确记述范围与记述对象，对志稿中的内容进行“增、补、纠、削”。遵照行文规范，明确修改要求，实行按“综合、城市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等大部类分纂和全志总纂的分级负责制，集众人之智慧，历时一年，于1995年8月总纂成由总述、大事记、专志、人物构成的志稿，全稿设28篇专业志，下辖115章355节，约64万字(不含串文照片、照片)，定名为《闵行区志(送审稿)》。当月呈送上海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审定、验收。

第三阶段是审读志稿。经上海市地方志审定委员会审定、验收后的《闵行区志(送审稿)》返回后，笔者对志稿作了认真反复地审读。第一遍细读，对眉批在志稿上的意见逐条作出形象性思考。第二遍研读志稿，对眉批意见作判断性思考，并整理成修改笔记。第三遍着手修改，对史料缺编者补之，对记述失误者改之，对数据、文字矛盾者纠之，对内容、体例不完善者修正之，对行文不规范者校正之。通过审读，修改志稿397处，其中调整篇目15处，纠、补史料63条，完善因果关系与改正失误6处，纠正数据、文字矛盾59处，校正行文规范254处。在审读的同时，配合图体、照片编者，统筹安排串文图片与照片，志稿设置图片10幅，照片76幅，力求图文并茂。审读志稿的主旨是挑毛病、找问题、纠错误、饰文字，强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贯通全志”，是一次多侧面、全方位的审读；志稿的审读，可视为是。

二、出版志书精品或佳作是志书编者与出版社编辑的共同目标

志稿经总纂审读后，按出版程序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志稿经过出版社编辑的加工、整理，三级审稿以及版式设计、印刷、校对等工作后，志书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其中，在文字工作中，要把原稿中存在的遣词造句、标点符号、文风等方面的问题处理干净；在封面设计上做到庄重大方，富有个性；在版式设计上，做到科学合理，有时代特色，并有利阅读，有利检索；在纸张选择上，保证印刷质量的需要；文字、图表印刷清楚；照片设计布局合理，画面清晰；校对力求不出差错，装帧精致、美观而耐用。这是志书编者对于出版质量的愿望。

关于志书的质量标准问题，志界论述颇多。笔者之见，质量是志书生命的具体表现，而质量又是具体的，有一项项可供检查的指标。志书的时代性、地方性和志书自身的特色，也是志界所赞誉的这三大特色，是志书质量宏观的整体的也是最基本的表现。无时代特色，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无地方特色，谈不上是某市、某区的地方志；无志书自身特色，不能充分记述地情资料，那也就不是地方志了。志书的政治、学术、文字、图表等质量，它的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都可以用这三个特色加以体现，并贯穿于志书中。提高志书的质量，使志书成为方志文化中的精品或佳作，是志书编者和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奋斗目标。

志书的编者，特别是主编、副主编不能认为志稿送进出版社就算完事，可以高枕无忧了。质量之气可鼓而不可息，对所编志稿应作深刻的反思，加强与出版的合作，其质量意识应坚持到志书发行。志稿编者与出版编辑是合作关系，只有共同配合才能出版高质量的志书。当然志书编者是主导，出版编辑在处理志稿过程中应尊重编者的愿望和要求。

任何一部志稿都应该经过出版编辑的加工、整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部百万字的志稿，无论是体例到内容，还是文字到标点，任何编者都不可能把他弄得十分完美，即使方志大家、名家亦不例外。同时应该认识到出版编辑的专业水平大大高于编者，他们是志书编者的老师。出版编辑的整理、加工是编者审读志稿的延续，是对志稿的精刻细雕，是对志稿质量的再提高，是使志书立于志林的最后冲刺。

志书编者与出版编辑各有长处与不足，二者应成为互补关系。志书编者有丰富的方志编纂实践，熟悉一方地情，对自己所编志稿形象清晰，然而他们对图书的编辑出版业务，书稿的印刷流程与工艺知之甚少。据此，志书编者应该学习出版业务知识，同时向出版编辑虚心学习，以弥补自己的知识缺陷。出版编辑懂得出版专业业务，又有丰富的编辑书稿的实践；然而，他们缺少编纂志书的实践，对于志书中的地情亦无感性了解。据此，出版社的编辑应早早介入到志稿的评议中去。“应取主动积极态度，及早介入评审全过程，包括参加评稿审稿会议，提出详细的出版注意事项、明确出版书写规范，发表出版社方面的志稿的修改意见、指导照片的拍摄和地图的制作等等。”(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姚金祥、何惠明著《简明方志编纂学》第493、494页)以有利于提高志书的整体质量。

三、已版志书的质量问题值得志书编者与出版编辑的深思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其间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与志书质量密切相关。志稿的印刷出版，是方志编纂的最终一环，从已版新志书看，总的评价是观点新、内容新、体例新，印刷和装帧也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也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所有经出版社出版的志书，多数有护封，有的则无护封，或精美可观，或质朴庄重，彼此各有所善，难分高下；但只要认真翻阅内里，其质量之短长，便不难见出品级等第来了。这种情况，客观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出版社在出版志书的工作上，管理方面和参与人员的工作态度，业务水平，各有疏严之别。”(林衍经《出版部门与志书质量》载《方志研究》1994年第3期第25页)

笔者对此问题也有同感，现就案头志书中所发现问题例举如下：

排印校对工作粗疏，漏排、误植、衍字、错讹较多。例，1990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江西《铅山县志》在书末附有一张勘误表，纠正上述问题l00多处。

语言文字夸饰不合志体。例，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清镇县志》第475页记有“1958年国家修建的红枫电站是全国开发最完善，水能利用最充分的河流之一。”一句中连用两个程度副词“最”字，这是志书表述之大忌。

同一数据在志书前后不一致。例，1994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真如镇志》第19页记有“1988年11月2日，新凌旅社查获……鸦片430克。”第61页则记为：“1988年11月2日，新凌旅社查获……鸦片470克。”前后相差40克。

地图配置与志书开本不协调。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镇江市《京口区志》卷首其行政区划图是对开本，与该志的16开本极不协调。

照片远离志文，照片放置不规范，造成志书版面不协调。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上海市《普陀区志》的串文照片就属此例。

表格序号随意性配置。199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概况》，其表1、表2有序号，而第41、59、130、13l页上的4张表格则无序号。

照片标题与照片内容不一致。例，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志》卷首照片集有帧照片标题为“闵行区区长罗关龙视察校办工厂”，而此照片正面上却无闵行区长罗关龙其人。

上述问题的出现，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志书的质量。究其原因，有的是志书编者的“文责自负”，有的则是出版编辑的失误所致，也有的是志书编者与出版编辑均而有之。志书一旦出现错漏，其恶名远扬，造成历史上的遗憾，其苦果将由志书编者与出版编辑共食！

总之，志书的编辑和出版，既需要修志者以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来对待，为之呕心沥血，也需要出版社以同样的精诚态度密切配合。编纂和出版都是成就高质量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应认真切实地做好。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提高方志文化的整体水平，为方志文化的艺术大厦提供精品，为后人留下一份具有存史、实用、学术、审美等价值的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系闵行区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