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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谥号文成，浙江余姚人，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书法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有人认为他是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家圣人，有人认为他是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把他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总之，王阳明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明朝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耕读之家。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临沂王氏始祖汉代御史大夫王吉，传至东晋丞相王导迁居金陵成为乌衣王氏，后历经朝代更迭，家族辗转迁至余姚。六世祖王纲经刘基（刘伯温）推荐，被朱元璋亲自任命为兵部郎中，后为国殉职。此后，家族成员都没有出过仕，直至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考中状元，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弘治五年（1492年），王阳明参加乡试，中举人第六名，弘治六年（1493年）、弘治九年（1496年）两次参加会试均落第。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高中第二名，并在随后的殿试中赐二甲进士出身第六名。中进士后，王阳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低级官员。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王阳明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为被陷害入狱的戴铣、牧相等三十人鸣冤，得罪了太监刘瑾，被捕入狱，处廷杖三十，并贬谪贵州龙场驿丞。 在龙场恶劣的环境中，王阳明动心忍性，参悟圣人之道，终于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走出了一条和朱熹“即物穷理”完全不同的通向圣域之路。“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开始在贵州传播“知行合一”之教。他除了在龙场创立龙岗书院教学授徒外，还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的聘请主教贵阳文明书院，贵州许多官员的子弟都拜在他门下。在龙场时，王阳明创作了许多诗词歌赋，《古文观止》中收录他的三篇文章中，《象祠记》《瘗旅文》就是在龙场期间写的。 正德五年（1510年）春，王阳明到江西就任庐陵知县。八月，太监刘谨伏诛。十月，王阳明奉旨入朝觐见皇帝，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十二月，升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1511年）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次年三月，再升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该职设在滁州，督马政（有点像弼马温）。王阳明在结束龙场贬谪生涯后的两年内六次升迁。滁州“弼马温”工作相对轻松，他广收弟子，醉心于讲学论道。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在南京门生越来越多，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日夜讲学不辍。 正德十一年（1516年），因闽赣粤交界地区连年匪患不断，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主持剿匪。这些地区有近十万土匪，盘踞几十年，烧杀掠夺、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历经几任巡抚、都督，调集“狼达”“土兵”都无法剿灭。王阳明只用短短一年时间就把匪患铲除得一干二净，并在当地设置了平和、崇义、和平三个县，以避免官兵走后，盗贼重新聚集，保一方百姓后世几百年的安居乐业。正德十四年（1519年），剿匪结束后不久，王阳明接到朝廷命令，让他到福州处理守卫官兵哗变事件，途经南昌时，遇上宁王朱宸濠起兵叛乱，王阳明毅然放弃福州之行，留在江西募集义兵征讨宁王。平叛战争艰苦卓绝而又富有戏剧性，从王阳明得知宁王反叛到最终平定叛乱只用了四十多天，而从他七月十三日发出平叛檄文擂鼓开战，至二十六日生擒宁王朱宸濠，仅仅用了十四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王阳明平定朱宸濠叛乱非但没有得到皇帝朱厚照的嘉奖，反而招来张忠、许泰等佞臣的诬告和陷害，史称“忠泰之变”。奸臣们污蔑王阳明擅离职守（没有遵旨到福州处理哗变）、越权行事（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擅自组织军队对抗宁王），甚至诬告他本是宁王一伙的，只因起事不成，才倒戈生擒宁王。在极度凶险的境遇下，王阳明悟出了“致良知”之道，他依良知行事，上疏极力劝阻皇帝御驾亲征，巧妙与带兵进驻南昌城的张忠、许泰巧妙周旋，迫使张、许罢兵班师。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四月世宗朱厚熜即位。十一月，封王阳明新建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兼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王阳明父亲王华病逝，王阳明循例在绍兴老家丁忧。丁忧结束后，朝廷并没有马上起用王阳明，直至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思恩、田州发生叛乱，朝野之间实在没有合适的人可用，朝廷只得任命王阳明兼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王阳明利用赋闲在家的六年时间讲学论道，远近来求学、问学者络绎不绝。在赴广西平定“思田之乱”前夕，王阳明与弟子在绍兴府邸中的天泉桥论道，确立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谕。 嘉靖七年（1528年）春，王阳明经深入调查后，给广西叛军发去劝降告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七万多叛军悉数归降。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迅速平息了震动朝野的“思田之乱”。随后，王阳明利用归降的叛军，以及之前调到广西准备平叛的湖广、保靖土兵，出其不意地剿灭了盘踞在八寨、断藤峡祸害一方的土匪，彻底根除了这一带近百年的匪祸，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征战中，王阳明身体每况愈下，已到咯血不止的地步，他在向朝廷上疏报告平定思田叛乱和剿灭八寨、断藤峡匪患消息的同时，也向朝廷乞求告老还乡。在迟迟得不到朝廷答复的情况下，他于嘉靖七年（1528年）八月离开南宁，走上归家之路。他一路走走停停，希望在途中收到朝廷的批复。嘉靖七年十一月廿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卒于江西南安青龙铺舟中，享年五十八岁。临终之际，随行人员问遗言，王阳明含笑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嘉靖八年（1529年）十一月十一日，王阳明遗体葬于绍兴高村洪溪，参加葬礼的门人达数千人。隆庆初，追赠王阳明新建侯，谥号文成。 二 王阳明十几岁时立下“读书学圣贤”的远大志向，几十年间，不论求学问道、科举为官，还是蒙冤受屈、贬谪边陲，不论剿匪平叛、浴血沙场，还是闲居山林、讲学授徒，始终矢志不渝，苦苦追寻。“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出一套以“万物一体”为思想根基，以“心即理”为基础，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致良知”为大头脑的阳明心学体系。 阳明心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优秀文化沃土之中，而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万物一体的思想：首先，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圣人看天下苍生，无论内外远近，都像自己的兄弟骨肉一般，都要呵护和教养他们，这是圣人万物一体的本心自然产生的意念。其次，天下所有人的心起初和圣人并没有区别，只是因为受到私心、物欲的遮蔽，本来和圣人一样可以包容宇宙万物的本心变小了，本来很通达的本心被私欲堵塞了，于是各有各的心思，以至于为了各自的私心把父子兄弟都视为仇人，更不要说天下百姓了。第三，圣人对天下人因私隔阂的状况感到忧虑，于是推行他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来教化天下百姓，要使他们都克去私心，解除隔蔽，回到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本心。这三层意思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体现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为圣人之心确定了一个内涵，指出常人之心和圣人之心开始是“同质”的，这是常人可以“学而至”圣人境界的基础，而常人异于圣人的原因是“私欲遮蔽了本心”，所以成圣的路径很简单，就是去私欲以恢复本心。 《王阳明全集·年谱》记载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过程：“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可知王阳明悟到了格物致知的要旨，其感悟的实质内容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朱熹解“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王阳明认为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格”不应该解释为“探究、穷尽”，而应该解释为“正”，而“物”即事，也须从心上说，“正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使得“事各归于正”，便是格物。他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批评朱熹到外界的万事万物去求理，是把“心”与“理”打成两截了。龙场悟道八字箴言“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之道”就是“道”，就是“天理”，就是“理”；这个“道”“天理”“理”是“吾性自足”的，而“心之体，性也”，“吾性自足”就是“吾心之体自足”，是在我“心”里本来就有的，这样“心”和“理”就统一起来了，理不在外部事物，而完全地内在于我们的心（性）中。那么，这个“道”“理”“天理”指什么呢？王阳明认为就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儒家关于宇宙发生形成和万物生生不息的天地万物一体之理。所以说，天地万物一体是心即理的思想根基。 “知行合一”是“心即理”这个理论基础的具体实践，也是对朱熹“知先行后”观点的批判。“心”既然同一于“理”，那么如何在实践中使每个人“心体”中的“天理”自然呈现而又澄明莹彻，从而使思想境界进入圣域，使个体成为圣人，便成为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如何把这一内在之“知”转变为现实之“行”，把同一于天理的心体自身的真实状态体现于现实的生活实践？王阳明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炼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不可分离，是一个相互统一的协同系统，呈现为“同一”的实践过程。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合一实质上是“知行同一”，“知”“行”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能截然相分的，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举例，譬如“孝”，只背得出书上关于“孝”的言论，而没有在实际中去孝顺父母，则不能称之为“知孝道”。王阳明还主张“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如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龙场悟道之后第二年（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便开始在贵州讲论知行合一，表明“知行合一”乃是他“龙场悟道”以后的理论结晶。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概念，王阳明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八月，在赣州通天岩讲学时正式提出致良知说。“致知”是《大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成为圣人的八个为学阶梯之一，经常与“格物”并称为“格物致知”。“良知”的观念最早出于孟子，《孟子·尽心》中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认为“致知”的“知”就是指“良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致知就是致良知，创造性地结合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把大学的致知说发展为致良知说。良知是知，致是行，致良知的一个基本意义就是依良知而行，也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说“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王阳明一贯反对空谈，强调“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人人都具有良知，每个人心中本来具有能够判断是非、辨认善恶的“独知”，这就是一个人的“良知”，依着这个独知的良知而行就求得“自慊”“心安”，违背自己独知的良知行事就“不自慊”“不心安”，这就是良知判断是非、指导行动的机制。但这个判断指导机制并不总是有效，它时常受到好色、好利、好名等私欲的影响、遮蔽、阻挠，而使人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导致不正确的行为。所以，需要随时随地、随事随物用“省察克治”的功夫，不断去除心中“私欲”，使独知的良知得以加强、巩固、扩充，把良知的判断指导机制发挥到极致，使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不着一分一毫私意”，完全依照良知而行，知行合一，这样所做的事情就更能符合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更能符合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共同规则，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王阳明晚年在绍兴老家讲学，提出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谕，这是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思想的高度概括。“无善无恶心之体”是指心的本来状态全体莹彻，廓然大公，没有任何善恶预设，同时心体应物时一过而化，毫不染滞，没有任何善恶滞留。“有善有恶意之动”是指心体发出的意念因为浸染着个人的私欲而有了善恶的分别。“知善知恶是良知”是指起心动念的意无论善恶都逃不过良知的火眼金睛，“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王阳明对格物的定义，“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他一生致力于传播圣人之学，他曾坦言“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他最钟情也最得意的事业并非金榜题名，也非戎马倥惚，亦非加官晋爵，而是讲学论道。他自己切实体悟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之心，也希望更多的人跟随他行圣人之道。 三 后人研究王阳明的学问，认为他在悟得“圣人之道”前颇为坎坷曲折，有“三变”“五溺”之说。所谓“三变”是指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后又“出入于佛老”。所谓“五溺”是指“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三变”“五溺”都略带贬义地提到王阳明曾经爱好词章，王阳明本人对词章之学也多有批评：“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这些说法似乎表明王阳明对早年从事辞章之学有悔恨之意，其实，王阳明批评的是毫无实质内容的虚文，并非反对一切文章和诗词歌赋，相反，他一生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和诗歌，《象祠记》《瘗旅文》《尊经阁记》被《古文观止》收录，是明代文学家中被收录文章最多的一位，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代文学大家。 文学是思想的载体，王阳明思想的重要转折点是正德三年（1508年）的龙场悟道，我们不妨以王阳明37岁龙场悟道为界，把他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37岁之前，大致属于他“溺于辞章”的时期，他爱好文学，精研诗文，工于修辞，更多地注重文章的形式；37岁之后，他经历了龙场悟道的精神洗礼，创立了自己的心学体系，所思所作均为出自本心，是内心世界自然而真实的流露，具有明显的重道轻文、重理求真、返朴还淳特点，他曾说：“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后期作品可以说真正做到文以载道，至于文章是否优美则退居其次。 本书收录了王阳明不同时期创作的诗歌约600余首，散文约580篇，现选择王阳明前后期散文、诗歌各一篇略加说明，以管窥他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一）《九华山赋》（部分） 循长江而南下，指青阳以幽讨。启鸿蒙之神秀，发九华之天巧。非效灵于坤轴，孰构奇于玄造！涉五溪而径入，宿无相之窈窕。访王生于邃谷，掏金沙之清潦。凌风雨乎半霄，登望江而远眺。步千仞之苍壁，俯龙池于深窅。吊谪仙之遗迹，跻化城之缥缈。钦钵盂之朝露，见莲花之孤标。扣云门而望天柱，列仙舞于晴昊。俨双椒之辟门，真人驾阳云而独蹻。翠盖平临乎石照，绮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于翠微，九子邻于积稻。炎熇起于玉甑，烂石碑之文藻。回澄秋于枕月，建少微之星旐。覆瓯承滴翠之余沥，展旗立云外之旌纛。下安禅而步逍遥，览双泉于松杪。逾西洪而憩黄石，悬百丈之灏灏。 王阳明中进士后，在工部“观政”（实习）一年后，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奉命到直隶、淮安、凤阳、南京等地审决重要囚犯，完成公差回京途中顺道游览了九华山，并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作《九华山赋》。这个时期的王阳明刚刚步入仕途，醉心于诗文，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明代文坛巨子交游甚密，共同倡导复古文风。 《九华山赋》采用骚体赋的格式，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多使用排比、对偶等整齐句法，描写铺张。文章仿古气息和雕琢痕迹依稀可见，除了句法采用骚体赋格式外，“俨双椒之辟门，真人驾阳云而独蹻”“覆瓯承滴翠之余沥，展旗立云外之旌纛”等句子也仿佛是屈原时代的语句。上面引用的是文章的首段，描写作者攀登九华山的路线、过程和沿途景色，抒发作者向往大自然的情志，为文章最后远离喧嚣尘世的真情流露打下铺垫。这样大量描写景物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王阳明早期的作品，龙场悟道后再也没有一篇专门写景的游记文章。 （二）《寻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谩寻春事及西畴。 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 日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 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 王阳明工作学习认真刻苦，“日事案牍，苦读经史，过劳成疾”。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他请假回绍兴养病。这首诗作于来年春天，此时的王阳明“无案牍之劳形”，悠闲自得，诗中对春天景色的描写生动细腻，前三联依次描写了湖水、小船、田野、江鸥、野草、山峰、溪流等景物，融入了作者对春景的迷恋，对乡野的热爱。“江鸥意到忽飞去”运用拟人的写法：江鸥很有灵性，估计我到了近旁，突然飞走了。小鸟活泼可爱与顽皮的形象跃然纸上。诗人想亲近小生命而不得的失落也跃然纸上。尾联在寻春快乐之际点出对生活的感悟，只要融于自然，快乐到处都有。 王阳明一生钟情山水，酷爱游历，“平生山水已成癖”“只把山水作课程”。真正热爱大自然的人，平常的田野耕作，农家春事，都能引起他美的共鸣。诗中的江南之春，水光山色，处处如画；田野的乐趣，轻淡而迷人。诗人在对春色诸多意象的点染中，流露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的心灵体会，对人们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种深厚的滋养。 （三）《瘗旅文》（部分） 呜呼伤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吾与尔皆中土之产，吾不知尔郡邑，尔乌为乎来为兹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乡，游宦不逾千里。吾以窜逐而来此，宜也。尔亦何辜乎？闻尔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尔率妻子躬耕可有也。乌为乎以五斗而易尔七尺之躯？又不足，而益以尔子与仆乎？ 呜呼伤哉！尔诚恋兹五斗而来，则宜欣然就道，胡为乎吾昨望见尔容蹙然，盖不胜其忧者？夫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顶，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又瘴疬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吾固知尔之必死，然不谓若是其速，又不谓尔子尔仆亦遽然奄忽也！皆尔自取，谓之何哉！吾念尔三骨之无依而来瘗尔，乃使吾有无穷之怆也。 呜呼伤哉！纵不尔瘗，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亦必能葬尔于腹，不致久暴露尔。尔既已无知，然吾何能违心乎？自吾去父母乡国而来此，三年矣，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今悲伤若此，是吾为尔者重，而自为者轻也。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尔听之。 这是一篇祭文，作于正德四年（1509年）秋天，这时候王阳明来到龙场已经近两年时间，经历了生活困顿、地方小官欺侮等诸多磨难，也经历了参透生死的龙场悟道，生活环境和身心状况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并已开始传播知行合一之教。在一个阴雨绵绵日子里，听闻一过路小吏及一子一仆三人惨死在龙场附近的蜈蚣坡，王阳明心生怜悯，就带了两个童子，拿着畚箕和铁锹前去埋葬他们。一开始两个童子面露难色，不太想去。王阳明对他们说：“唉！我和你们就如他们一样啊！”两个童子潸然泪下，很自觉地和王阳明一起去了蜈蚣坡。埋葬三人后，王阳明用一只鸡、三碗饭祭奠了他们，并现场吟唱了这篇祭文。祭文后来被选入《古文观止》，与唐代李华《吊古战场文》和韩愈《祭十二郎文》合称为祭文“三绝”，广为传诵。 祭文采用直接与死者对话的形式，悲伤恳切，哀惋动情，催人泪下。坟墓外面的人刚刚把三个素昧平生的过路人埋到了坟墓里面，手中还粘有挖坑覆土时的新鲜泥土，该对坟墓里的人说点什么呢？“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平白无故跑到这荒山野岭做了孤魂野鬼啊？我是得罪了奸臣而被贬官放逐到这里，你又有什么罪过呢？难道是为了区区五斗米俸禄而来吗？如果是为了区区五斗米，你带领妻子儿女耕种也能够得到啊！……就算我不埋葬你，成群的狐狸、毒蛇也把你们葬到它们腹中，不至于使你们暴尸野外。你已经没有知觉了，可我又如何忍心呢？我远离家乡父母来到这里三年了，经历一样的瘴疠毒气侵扰而能苟且保全，是因为我不曾有一天的忧伤。今天如此悲伤，是我为你想得太重，而为自身想得很轻啊。” 问死如问生，问人如问己。墓前祭奠，最悲切者，莫过于这种与死者的直接对话。祭文中，王阳明既为死者因微薄俸禄丢了性命感到惋惜，也为自己遭遇同样的境遇感到悲伤；既责备死者不能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又抒发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的超然胸襟。坟墓内外，同是天涯沦落人，境遇有许多相似处，而心境不同，结局何止相去万里，不能不引人深思。 （四）《月夜》（二首） 其一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 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 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 其二 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 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 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 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这两首诗是王阳明晚年的作品。王阳明经过“宸濠之乱”和“忠泰之变”后，回到绍兴老家闲居，远近来求学者络绎不绝，门人弟子从地方官员到山野村夫，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人，许多是父子、兄弟同来问学，王阳明每次讲学，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多达数百人，盛况空前。嘉靖三年（1524年）中秋之夜，王阳明在府邸碧霞池天泉桥旁设宴，与门人共度中秋佳节。酒至半酣，门人弹琴击鼓，载歌载舞，吟诗作赋，不亦乐乎。王阳明见大家兴致热烈，有感而发，即兴作了这两首诗。 第一首首联写景，万里长空，明月高悬，四面环山，云雾涌动；颔联承接上两句转为借喻，“浊雾随风散”比喻私欲一扫而空，“青天此月明”比喻本心良知依然昭明莹彻。颈联和尾联中，“撄”是扰乱的意思，“钧天”是指天的中央，《吕氏春秋·有始》：“中央曰钧天。”，这里喻指天理，“太清”指天空。这四句阐发良知义理，良知原是虚灵不昧的，只要顺着良知外物就干扰不了；良知即天理，良知之感应，彻通物我内外，心充满宇宙，理亦充满宇宙。 第二首借景抒发作者心中的豪情壮志和“狂者胸次”，神州处处都有此中秋明月，然后哪里才有我们这么多志同道合的“群英”啊！千百年来流传的圣学，是最值得珍惜的；能够将之发扬光大，也不辜负男儿一生的光阴了。颈联直言批判朱熹理论对后学造成的不良影响，批评郑玄对经典的注疏太过于支离，未能发明“道”的本真。（参见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尾联是点睛之笔，用《论语》“吾与点也”的典故，门人在秋月下尽情欢歌，就如曾点在春风里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虽然闲散疏狂，但是离“大道”更近了。此情此景中，王阳明体悟到了孔子的心境，体悟到人生的天地境界和诗意境界。 总体上讲，不论是散文还是诗歌，王阳明龙场悟道前的作品比较注重形式，对事物形象的刻画生动细腻，抒情色彩浓烈，有些文章会有意无意地模仿古人，刻意求工求奇，有点“有意为文”的味道。后期的作品叙事简约，语言质朴，“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表现出自然、平和的风格与明畅、浅易的语言特色。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和文学风格，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 历史的轨迹往往是螺旋式上升的，人类的思想史同样如此。50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还需要传统思想、传统文化吗？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全球气候变暖、重大自然灾害、新型传染病疫情、经济和金融危机、不同文明的激烈冲突、局部战争等等，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需要各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时代精神的完美融合。 当代中国在总结、吸收和借鉴几千年中华优秀文化“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一体”“协和万邦”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这些理念中，我们可以追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渊薮。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当代中国人要担负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责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深入学习、挖掘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学习历史，学习古人，在于以古为鉴，更在于继承和弘扬有价值的东西，以避免金子般的闪光思想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王阳明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基因，是现代人学习儒家思想、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之一。为了传承和弘扬王阳明思想，便于现代人阅读王阳明著作，我们以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集》为蓝本，精心编撰了这部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照的《王阳明全集》，全书共八册，三十八卷，分为语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和附录六大部分。其中，语录三卷，分别是《传习录》上卷、中卷、下卷，并附《朱子晚年定论》；文录五卷，主要是与友人论学书信和序、记、说、杂著；别录十卷，收录奏疏和公移；外集七卷，主要收录文学作品，包括赋、诗、书信、序、记、说、墓志铭、祭文等；续编六卷，嘉靖年间，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等在编撰王阳明文集时，把正录、别录、外集中遗漏的内容都收录到续编中；附录七卷，包括年谱三卷、年谱附录二卷、世德记一卷、世德记附录一卷。 这部《文白对照王阳明全集》是历史上第一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套文白对照版本的《王阳明全集》，由出版人朱双刚于上世纪90年代组织人力整理并进行白话翻译，于1997年首次出版，当时参与工作的人员有杨光、姜波、李林生、李艳玲等。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由出版人朱双刚和古籍整理专家萧祥剑组织人力对原书稿进行了校勘和修订，并重新进行了排版设计。参加这次修订工作的有朱双刚、萧祥剑、吴江波、陈垂培等。这是一部适合所有人阅读的《王阳明全集》，是一部值得收藏的珍贵文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和工具书。 读者要研究王阳明思想，可以在通读全集的基础上，重点研读《传习录》（语录一至三）和《大学问》《〈大学〉古本序》《重修山阴县学记》《应天府重修儒学记》《五经臆说序》《〈五经臆说〉十三条》等文章。了解王阳明生平，可以查阅《年谱》《年谱附录》《世德记》《世德记附录》，以及朋友、弟子及后人写的传、行状、祭文和《征宸濠反间遗事》《辩忠谗以定国是疏》等。欣赏王阳明文学作品，可以阅读《象祠记》《瘗旅文》《尊经阁记》等经典散文，以及《泛海》《寻春》《九华山赋》《中秋》《月夜二首》《复过钓台》等著名诗赋。学习王阳明做人做事方法，可以研读他写的奏疏、公移、书信等，从《陈言边务疏》以及南赣剿匪、江西平叛、广西戡乱的系列奏疏、公移，如《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江西捷音疏》《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等可以学习王阳明军事谋略；从王阳明给父母、长辈、诸弟、子侄、朋友、门生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待家人、朋友、学生的真挚感情；从《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浰头巢贼》等公文中，可以体会到他对黎民百姓的至诚恻怛。 总之，开卷有益，《王阳明全集》像一个思想宝库，只要进来就可以找到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本文为《文白对照王阳明全集》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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