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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 Editor's Pick 当班编辑沈律君，他推荐的书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的《基本收入》。 单读编辑沈律君的推荐语： 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这本面向普通读者的经济学读物，是为了向我们说清楚一个概念，以及为什么这个概念在今天是可行的，它就是 UBI。 什么是 UBI？它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缩写简称。顾名思义，它说的是一种新的政府服务方式——没有任何前提地定期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的所有成年人支付一笔固定的收入。 它不同于最低生活保障和贫困救济，不是针对少数人的福利，或者一些发达地区政府的“年终分红”。而是真正的“无差别、无条件支付”。听上去不可思议，但在书中，基于今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况和前景，它显得正义而可行。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随着随着新一波技术革命而来的贫富分化加剧、贫困率的激增以及工作岗位的减少，以往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渐开始失效。在我们历史上的前几次技术革命中，往往只是更偏重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岗位被机器替代，但新的技术革新往往能创造出更多新的工作机会。然而现在我们迎来了技术和人之间关系的拐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反而在下降。也是第一次，技术飞速发展，需要的人力却越来越少。 而相比富人对穷人、富国对穷国的剥削，技术对普遍意义上人的剥削，更不易被察觉。技术革命下的“弃民”并不在遥远的未来，而正诞生于现在。今天，他们是不能扫码就不能上公交车的老人、是“自助结账”普及下的超市的收银员、是无人驾驶之下的汽车司机、是AI技术成熟应用之后的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外卖员，电话营销……首先承受冲击的当然是所谓的“穷人”，但接下来，轮到的就会是负责撰写基础代码的程序员、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对接工作的办公室文员……没有谁可以抛弃谁而独存。 被抛出去的人，对于他们、对于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基本收入”。本书详细、逻辑地讨论了在发达国家内，“基本收入计划”的实现可能，回答了关于基本收入的一些质疑。比如说，书中论证了为什么基本收入的实现，不仅不会增加人们好吃懒做的倾向，反而会增加人们工作的意愿；为什么不会出现中国常见的“越扶越贫“，反而会把一个地区的活力调动起来。 为了提振经济，中国有过著名的“四万亿”，美联储也发过更大规模的五万六千亿美元。今年，各个城市也开始相继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每当这样的时候，民间总会有声音说：与其让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人把这些钱赚走，为什么不把它们平均发给每个人？ 现在，通过分析、推演和基于曾经实践上的论证，盖伊·斯坦丁告诉我们，不经过审核、不需要付出代价、不用偿还，把钱平均分给社会上的每个公民，这不仅是可行的，还是可靠的，并且很可能是我们裱糊未来、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 《基本收入》 [英] 盖伊·斯坦丁 著 陈仪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6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基本收入 撰文：盖伊·斯坦丁 财富分配不均与公平 整体收入及财富的分配不均对社会、经济体系有害，最重要的是对收入与财富最微薄的那一群人有害。近几十年间，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恶化，而且很多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都达到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严重水平。另外，也有强烈的证据显示，若贫富严重不均且持续恶化，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不尽然是坏事，不过一般人都把它当成坏事）并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倾向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就某个意义来说，它确实可以。如果政府支付每个人一笔相等金额，那么对低收入者来说，那笔金额占他们整体收入的比率会比较高。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留意：基本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将取决它的导入方式与相关财源的取得方式。 但也有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主张，基本收入会导致贫富差距状况恶化而非改善，让我们看看曾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杰森·弗曼（Jason Furman）的说法： 弗曼是根据某些偏颇的假设而提出上述说法。首先，基本收入不需要“取代”抗贫计划。基本收入的多数支持者并不提倡废除所有或多数抗贫计划，尤其是以解决某些特殊需求为目的的抗贫计划，像是对伤残者、病患与病弱者的补助。第二，即使我们接受现有计划“多半已明确锁定特定有需要的人”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令人质疑），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有需要的人没被纳入补助对象，连弗曼本人都承认这一点。第三，通过财力调查与行为调查来锁定明确补助对象的做法，会产生众所周知的恶劣影响，引诱或迫使人们采取与其最大利益相悖的行动，例如不去做真正值得做的事，而去上一些没有用的训练课程，或参加无济于事的求职计划。  无论如何，美国的社会政策支出的目标锁定成效并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好。与此同时，花费在所得税减免和其形式补贴的支出，反而主要流入有钱人的口袋。很难理解为何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未能体察到以某种基本收入来“取代”上述某些补贴的好处，无论如何，弗曼的论点实在很站不住脚。 要处理贫富差距的问题，较理想的方式是先承认一个事实：由于21世纪的收入分配系统已然瓦解，故基本收入有实施的必要。目前国民收入流向劳动的比例明显下降，而且未来极不可能再度上升。而由于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愈来愈高比例的职位不再能提供足以让人摆脱贫穷或借由社会流动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工资或收入。因此，目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收入分配系统，而基本收入必须在这个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根据以上脉络，让我们来看看以下说法： 这是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爵士提出的理论说明，他在 201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只对他的主张中使用“重新分配”而非“分配”字眼，以及他提出的最后一点略有微词。真正导致劳工因贫穷陷阱与飘零陷阱的缘故而失去工作诱因的，是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补贴，不是基本收入，基本收入反而能提高劳工的工作诱因。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当一个具备某种特质的人因直接或间接差别待遇而一贯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时，就会发生不平等的情况。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因身份因素而衍生的不平等可以说已多少有所改善，但矛盾的是，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平等却在恶化。法规与社会态度的改变已使得伤残、种族与种族划分、性别与性取向及多元关系与伴侣关系等歧视获得改善。不过要确保上述所有层面的平等，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以基本收入为基础的系统将非常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对每一个人发放等额的基本收入，最后创造出来的价值，绝对高于只补助缺少赚取额外收入机会的人。不过，建立多层式系统是合理的，这样就能（也应该）通过这个系统，对必须负担额外生活成本或是确实较缺乏机会赚取额外收入的人多提供一些金钱补贴，而这实质上就等于是补偿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 关键资产的分配不均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互补的方式来看待基本收入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不仅是金钱收入的不平等，取得攸关良好生活的其他资产——安全感（包括物质与经济上的安全感）、优质时间、优质空间、教育和知识以及财务资本等资产——的渠道一样不平等。 安全感是最枢纽的关键资产，但安全感的分配甚至比传统定义与衡量标准中的收入和财富更不均。有钱人可以购买物质安全感，而且他们几乎拥有全然的经济安全感。但危产阶级或低收入与收入不稳定的人则全然没有安全感。基本收入能矫正这种慢性不平等的问题。 相似地，长期下来，控制权的不平等已变得非常巨大。收入与财富较高的阶层能彻底控制他们的时间，能付钱请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相反地，危产阶级则不太有能力（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即使无法达到全然或充分，基本收入还是能让人更有能力控制时间的分配，举个例子，财务压力的降低，将使人无须长时间工作或在非社交时间工作，以致牺牲与家人及社群相处的时间。这些都是对每一个人非常重要且真实存在的不平等。 经济安全感——不确定性的胁迫  支持基本收入的另一个强烈理论基础是，基本收入将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是连续的安全感，这是其他所有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一句名言：唯有不安的人才是自由的。不过，若没有基本的安全感，人们就无法理性发挥他们的能力，任何人都不该期待缺乏基本安全感的人能理性发挥其能力。当然，如果太有安全感，人也会流于漫不经心与怠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心显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 除此之外，显然以“经济安全感的需要”来为基本收入辩护，会比用“根除贫穷的期望”来为它辩护更好。马丁·路德·金在他 1967 年的书《今后我们该怎么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里，相当精准地传达了和这一点有关的几个面向。 20 世纪的福利国家试图以提拨型保险计划来降低特定不安全感的风险。在一个工业经济体，所谓“概率事件风险”——例如生病、公安意外、失业与伤残——的概率，确实有可能通过保险统计来估计，所以，当然可根据“对多数人适度合用”的原则来建构一个社会保险系统。 但在一个明显属于“第三纪”（tertiary）的经济体，从事与退出暂时性兼职与非正式就业机会的人较多，而且很多人在非固定的上班时间与地点从事很多无酬无职但和职缺有关的工作，前述这条提供基本安全感的路线已经瓦解。目前提拨的基础已经遭到侵蚀，受保障的人变少了，而为了取得或继续取得津贴而隐匿收入或经济状况的固有“不道德风险”，也促使各国政府以侵入与惩罚的方式，来回应“津贴遭到滥用”的观感，从而削弱这个制度的合法性。 然而，社会保险模型趋于式微的最重要原因是，今日的经济不安全感和 20 世纪中叶常见的那种经济不安全感完全不同，至少结构上不同。如今的慢性不安全感主要特色是不确定性。诚如经济学家所了解，不确定性和风险不同，和“未知的未知”有关。 不确定性会伤害最根本的恢复能力——也就是因应冲击（意料外的负面事件）与偶发事件（会衍生成本与风险的常见生命周期事件，例如结婚、生小孩或死亡）并设法补偿与复原的能力。没有人能确定和理解各种冲击与偶发事件的影响，更不知道如果负面后果成真，应该怎么做最好，或许那是因为没有所谓的“最好”。风险可以用保险来应对（因为风险可量化），不确定性则无法。而基本收入能提供或多或少的事前保障，减轻不确定性造成的压力，并降低个人或家庭因区区一场冲击或偶发事件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调查，除非向别人开口借钱或出售物品，否则几乎一半的美国家户没有能力随手拿出 400 美元，其中有些人根本一毛钱都拿不出来。让我们通过以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所代表的真正意义： 基本收入能提供比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式社会保险计划更全面的安全感，因为那类计划未能普及到更多处于或濒临危产阶级的人们，因为这个群体的人无法累积充足的提拨纪录，而且他们的收入不确定且起伏不定。基本收入将比现有的财力调查式计划更有效改善安全感，因为财力调查式津贴计划只锁定穷人。这种津贴计划并未能提供事前的保障，因为计划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大规模的尊严剥夺、低津贴领取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污名等，都促使人们不敢去申请他们有权获得的补贴。 如今，经济不安全感的现象更全面化，情况远比福利国家全盛时期更严重，因为福利国家的运作是局限在封闭的经济体系，而且当时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就业状况都很稳定。相对地，生活在一个开放式全球化经济体系下的我们，则要处理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预测、超乎我们掌控但又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决策，包括会直接影响邻里就业与生产状况的决策。更糟的是，这些决策的影响还因破坏力强大的技术变革，及蓄意牺牲劳动保障以换取雇主经营灵活度的劳动市场政策而变得更加严重。 结果，上升的风险以及负面结果的成本全被转嫁给劳工与公民。此外，普遍低工资的现象意味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可能活在无力偿债的边缘，这当然也导致他们应对负面冲击或偶发事件的能力减弱，从中恢复的能力也降低，因为持续变迁的劳动市场、全球化与技术的影响等已导致社会流动的通道遭到阻断。过去二十年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非但没有让不安全感获得改善，还导致不确定性升高、人们恢复力进一步受挫。财力调查、行为调查、惩罚与津贴的延迟发放等，让人们承受更大的不确定性。很少人敢肯定地说自己是否有权接受或能否继续接受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的津贴和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向。 全民、无条件限制且受制度保障的基本收入，能提供财力调查式津贴、行为调查式津贴或非全民津贴系统所无法提供的一种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有助于维持精神稳定，父母亲的精神稳定能感染到孩子，而孩子又能进一步将那种稳定感染给他们的朋友。  风险承担、恢复力与心智频宽 新自由主义者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怎么重视政府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不过，基本安全感是一种人性需求。最近一份研究显示，缺乏基本安全感不仅会伤害心理健康，也会伤害生理健康，进而引发各种不同的心理失序，并使短期的智力——也就是心智频宽（mental bandwidth）——降低。当人们缺乏（或担心将缺乏）金钱或食物等必需品时，心智能量就会先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烦恼给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降低，当然也会做出更糟的决定。缺乏安全感也会导致自尊心受创，对自己与周围人的期望也会下降。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到，长期缺乏安全感的人民可能经常会做出很不明智的行为，或者至少不会做出合理或最适当的决定，尤其是和策略性或长期规划有关的决定。所以，坚持“唯有行为负责且表现良好的人应该领取社会津贴与救助”的主张，只会让社会问题变得更严重。 基本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包括所谓的“关系效应”（relational effects），如一旦财务压力降低，人际关系将更平衡且更放松。一份针对切罗基（Cherokee）部落家庭的孩童所做的研究发现，定期领取以该保护区赌场盈余支应的部落家庭，父母较少发生争吵（主要是因为他们比较不会为了钱吵架），而孩子也较少见焦虑与行为失序等状况，在学校的表现改善了，而且比较不可能犯罪。 基本收入也能强化个人的恢复能力。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发展出“反脆弱”（anti-fragility）概念，这个概念和应对罕见事件（也就是他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的冲击有关。他认为过度努力回避冲击是错误的，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需要有适度的波动性与崩溃（或许来自技术变革），当然也需要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准备的机制。 举个例子，某个看似拥有铁饭碗的大企业职员可能很容易会产生某种依赖感，所以，一旦他突然失去那份工作，就会形同遭遇一场大冲击，对他的心理与财务造成灾难。相反地，如果一个人的就业保障比较低，那么他可能看似矛盾地较不容易受到类似冲击的伤害。因此，适度的不安全感的确能让人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一旦冲击发生，他们就会更有能力应对且复原。不过，这个概念的关键字是“适度”。基本的安全感能提高复原力。 所以，心理学家对基本收入的看法，证明了拥有基本安全感对心理健康与理性决策是有益的。 给予人们安全感也非常有助于提高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意愿。举个例子，拥有基本安全感且参加工会的人将不那么害怕恐吓威胁。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果基本收入真的能强化真正的工会团结，应该就会对工资产生正面的影响。尽管这可能让政治右派人士坐立难安，不过，好处是有经济安全感的人能成为更理性的交涉对手。 “强烈的个人主体感（sense of personal agency）”的实现与“基本收入保障”的实现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缺一不可，但如今很多人都缺乏。 迈向“良善的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上存在权力、地位与财产所有权的整体分配不均，但又假装它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激进的愤恨种子就会开始萌芽。匮乏、屈辱、嫉妒、疏离与社会缺乏法纪等感受，将会酝酿不健康的政治冲动，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声承诺要“翻转现状”的政治人物。这个时代的经济赢家向来支持稳步强化财产权、支持国家提高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补贴，同时支持对资本、利润与食利者减税的政权，所以，这类经济赢家不该对上述的可能政治发展感到意外。 在上述脉络下，基本收入——即使只是推动基本收入的承诺——能让人合理预见到贫穷、不安全感与分配不均等可能得到改善的前景。基本收入代表着“赢家通吃”的心理与制度皆已至穷途末路。 但期待基本收入能根除贫穷，就有过度期待之嫌。基本收入确实非常有助于朝那个目标前进，但距离那个目标还非常遥远。不过，在审慎看待根除贫穷的目标之余，我们也可怀抱更有野心的态度：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基本收入确实有助于改善贫穷与分配不均问题，尤其若能搭配其他社会政策，包括对诸如伤残者或面临结构性额外生活成本的人加发补贴等，基本收入的效果会更好。 基本收入也不可能解除所有形式的经济不安全感。然而，它能让更多人拥有基本安全感，并让他们对自己的社群产生归属感。这些是每一个社会都想具备且可视为“良善”的特质。 不管根除贫穷有多么重要，基本收入最终不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收入的目的是要实现其他重要的目标：包括社会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不管发放多少金额，基本收入都有助于接近这些目标，只不过金额愈高效果当然就愈大。 建构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改变思维，这个制度必须赋予安全感，能让我们在“为自己、家人和社群创造良善生活”与“保护大自然的永续生存及美景”等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安全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如果真心想要建构良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蓄意借由他人的不安全感来获取利益的特权精英群体得以扩展势力范围的社会，就应该将“安全感”列为目标之一。“希望让他人也拥有你想要的东西”需要勇气，而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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